|
皖江干流治理，历来主要是修建堤防以抗御洪水。已建的水利工程，普遍标准低，质量差，堆士成堤，堤身矮小单薄，排水涵闸工程也较少。皖江两岸堤防的基础地质条件较差，大多数堤段表层相对不透水层较薄，而下层透水性强的砂层又较厚，汛期在皖江高水位作用下，堤防下和堤内地面下的渗水压力水头较高，很容易穿过过薄的相对不透水层而形成管涌冒沙，尤其是堤防附近的取土坑、水塘、水井、树根、屋基、水沟等等都可能挖穿相对不透水层，形成渗水通道，使地基砂土流失而溃口成灾，这种渗水现象在皖江几个主要堤段都很普遍。究其原因，是因为皖江的几段大堤都是在属于第四纪全新世的河流冲积层江河滩地上建立的，堤基多系沙层，基础较差。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堤身填土土壤分布互相混杂，严重破坏了地表粘土覆盖层。历次的堤身培修和江堤溃口使沿堤两侧留下很多紧靠堤脚的“龙塘”。这些“龙塘”面积大，塘口深，长年积水，堤身的稳定性受到影响，皖江大堤的抗洪能力也降低了。濒江的堤坝屡筑屡溃，据统计，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民国37年（1948年），皖江共筑堤段约94处，筑坝退坝约68次。其中，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民国31年（1942年）仅黄丝滩江堤就退建四次[12]。“堤决江漫，不独无为一郡尽为波臣，而邻属均成渊菽”清代无为州人何大观针对江堤的屡筑屡溃现象，认为：“吾濡泽国，原田十之三，而阖郡多仰食于三百六十之圩。坝一溃，虽有良苗善稼，顷刻为大浸，而数百万生民其鱼矣！故他属待命于天，濡独与水争利……坝日退而欲杀江之怒，江日进而必蚀坝之防，自一而二、而三、而四，今将徙而五矣。濡地有限，而江患无穷。”[13]江堤工程的兴修和废弃，影响了圩田水利社会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皖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明清时期，皖江流域的治理与开发，主要是兴建塘、坝、堰等规模较小的蓄水工程，容量小，蓄水少，灌溉面积达到或超过667hm2的很少。皖江流域的筑堤圈圩，绝大多数是由当地统治者和地方士绅自行组织的独立民圩，受财力和物力的制约，水利工程配套差，堤线弯曲，断面矮小单薄，防洪标准比较低，抗御洪水能力弱，水利投资效益不能充分发挥。每遇长江或支流汛期洪水.堤防经常被冲决或损毁，洪灾频繁发生，汛后堵口复堤是每年的例行工作。由于在湖泊和支流的入江口没有设立控制工程，致使长江的洪水倒灌直入湖泊和支流的下游河段。以历史上的巢湖流域为例，由于巢湖通江河道只有一条裕溪河，湖水的吞吐能力有限，巢湖要调蓄流域内的大部分暴雨洪水，在通往长江的裕溪河口又缺少江河分隔的控制工程，而且圩堤堤防既分散又矮小，遇长江高水年份，江水顶托，不但洪水排不出去，而且大量江洪倒灌入湖，巢湖的调蓄能力大大降低，巢湖及内河长时间高水位的运行，经常性遭受洪水的危害。宣城县的金宝圩在明清时期有史料记载的圩口破决就有5次：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洪水漫破圩堤；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二十三日，裘公、丁湾、徐村3处决口，全圩三天满水。道光三年（1823年）五月，全圩决口达7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八月，北埂杨家湾溃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月初二，丁家潭湾决口。每每破圩，洪水呼啸，冲田毁村。圩民逃不及者浮尸水面，幸存者四处逃荒，乞食他乡。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宣城县的养贤联圩有3处决口；同治七年（1868年）决口1处；光绪十五年（1889年）决口1处；宣统三年（1911年）决口2处[14]。明代及清初，枞阳县陆续从老洲头到灰河口一线沿着陈瑶湖高地围筑了共有田667hm2以上的72个小圩，由于堤身单薄矮小，无法构成沿江防汛体系。 道光三年（1823年）以后，历经多次洪水冲刷，愈冲愈洼，一旦江潮上涨，洪水常常会漫过2 000m矮堤倒灌进入陈瑶湖，沿湖的许多小圩尽成泽国，受灾惨重。道光二十五年（1645年）年初，桐城县令史丙荣与邑人周如海筹集资金，以工计米，官民分工合作，经过一年多时间的逐段兴修，完成了大约1/3工程，最终还是因为经费的严重不足不得不半途而废[15]。这仅是对已经治理的河流而言。在皖江流域境内，大多数河流都未曾治理，没筑堤防。山洪爆发时漫滩而下，加上两岸圈圩越来越多，行洪道愈来愈窄。这些河流有的经常泛滥成灾，有的水来漫出河床，水去河道干涸，有的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河道几乎淤为平地。历史上南淝河水系的河道都是漫滩行洪，沿河洼地洪灾频繁。 明清时期，受小农经济和科技落后的限制，除了依靠人力以外，别无除涝良方。所谓靠人力除涝，一是利用一些沟港、锅底洼地临时滞蓄涝水；二是当圩内积水成涝时，由各家各户人力戽水外排，排不了的只能靠水稻田自然抬高水位增加蓄水，力求减少淹没面积；三是汛后外水下落，即开涵斗放水（有些扒堤放水）以利秋播午季粮油作物。由于封建社会制度的束缚，官府压榨统治，土地占有者苛重剥削，在漫长的岁月里，生产力一直很落后，大部分农田靠天收，一遇水旱灾害，有“干旱一大片，水涝一条线”之说。所说的“一条线”是指低洼河谷、滨江、滨湖地带。天灾加上连年的兵祸，水利设施破坏现象非常严重，稍遇洪水，即出现堤溃灾成。岗丘地区的大部分塘坝，甚至很难保证最起码的人畜生活用水。皖江流域留下的旱涝灾害痕迹，不仅在方志文献中屡见不鲜，在一些地名上至今犹存，如“晒死鸡”（庄名），“饿鹰塘”“光秃岗”“红毛冲”“火烧地”“烧麦岗”等等。 3 各种土地利用和水利兴修方式是否科学合理，是水环境好坏的前提 任何水利的兴修和开发都是对自然原生态的一种改变，在皖江流域的水利兴修过程中，在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需求的眼前利益直接驱动下，人们围垦的目标开始瞄向长江以外的滩涂及沿湖、内河的滩地，许多过去碧波万顷的湖泊风景不再，被开发成大片农田。明代，皖江沿岸的州县圈圩达576处，清朝皖江地区人们修筑圩田共1 415处。[15] 作为陆地水系网络中的枢纽，大型湖泊具有调节河川径流、吞吐洪涝的关键作用。明清时期，皖江流域对沿江、沿河、沿湖的自发性围垦，势必会影响到湖泊的蓄水量。圩田的修筑是以对湖边滩地的围垦为前提和基础的，集水湖泊面积的不断缩小，紊乱了固有的生态平衡系统。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涸湖为田对圩区水环境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害大利小者，其以湖为田之谓欤”。[16]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直陈围湖之弊：“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水利亦塞”。[17]譬如巢湖流域原有的生态系统属于天然形成，水陆面积的比例也较为合理。巢湖实际起到了天然水库的蓄洪作用，沿湖的滩地作为水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水位丰枯的调节机能也能最大程度上得到发挥。自从巢湖流域人们开始向湖要田后，由于需要不断地在水中筑堤，水中泥沙会淤积到堤外，湖底自然相应地升高，于是又可逐步向湖心延伸圩堤，湖边滩地面积逐渐减少，巢湖水面明显缩小，库容调节量剧减，改变了巢湖流域的生态条件，破坏了原有的湖泊河流水文环境，旱涝灾害便交替出现。水旱失调使得广大自耕农和公私圩田大户都深受其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