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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秘密法时代，首创依法治国 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新兴力量反对旧贵族垄断权力，主张公开有关法律，以维护经商自由、私人财产权利。子产顺应潮流，于公元前536年将修订后的成文法公诸于世，这就是著名的“铸刑鼎”事件。《左传·昭公六年》载：“三月，郑人铸《刑书》。”杜预《注》此为：“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颁布成文法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根据“周礼”，贵族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刑律条文具有私密性，不能随意扩散。因为西周及其以前的社会没有成文法，也不需要成文法。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法。而子产铸刑书后，法与非法的界限清晰可见，国家定刑量罪有了公开的、统一的标准，法律便真正成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所有这些都是与“周礼”相抵触的。由于普通百姓跟贵族享受了同等的权利，旧贵族的一项重要特权从此便被取消了。 子产的法制新政遭到了晋国上大夫叔向的非难:“民之有辟，则不忌于上”，“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在回信中说：“吾以救世也！”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种居高临下的“指教”。子产之所以强调铸《刑书》的“救世”作用，是因为改革是一个整体，田制、税制、护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引发出诸多社会矛盾，需要新法提供保护，所以《刑书》绝非一般的刑法，还具有维护和巩固子产新政的价值。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当年郑国大旱，屠击等三大夫奉命祭祀桑山，却伐光山上所有的树木以祈雨。子产闻讯非常愤怒，认为祭山本为涵养林木，三大夫滥伐山林是有罪的，遂下令夺其采邑，把三个家伙的饭碗给端了。 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也招致许多不理解新法的人反对。国内的反对派很嚣张，几乎指着国家执政官的鼻子跳脚骂，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子宽大概代表的是旧体制下“国人”和贵族权势者的利益，维护的是已逐渐衰落的原始民主传统。子宽推崇民主本无错，只是缺少“与时俱进”的新思维，要的只是一部分人的民主，而非更多人的民主。他说子产专制，属于乱打棍子，子产有口难辩，只得不辩，保持沉默，拿出政绩给子宽看。 广开言路，不毁乡校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乡校，是休闲聚会的公共场所，人们常在这里议论国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国大夫然明以乡校“谤国政”为由，主张毁“乡校”。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呢？让大家在乡校里自由地议论朝政得失是好事啊。乡校是“吾师也”，“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子产的看法是，禁止乡校活动很容易，但这样做必然伤害很多人，就像江河决堤后的结果，无法挽救。那么，就不如开口导流，把人们的批评当作治病的良药，“若之何毁之?”然明听后心服口服。 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善治，最重要的是政治清明，广开言路。子产以宽广的胸怀接纳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民众对朝政的批评。人们从改革的实效中体会到改革的好处。至此，大夫子宽怕是早就服了，因为这以后，无论哪种文献都没有记载他对子产有过其他批评言论。社会上，无论权贵还是百姓，大家对子产的看法也从怀疑、指责，转向了信任和称颂。 史载，子产执政第一年，坊间传言曰：“取我衣冠而褚（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仅仅过了三年，人们的态度就改变了。社会上流传的已经是“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1600多年后，当唐代文学家韩愈读到这段往事，心潮难平，特撰四言古体诗《子产不毁乡校颂》，曰:“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韩先生还表达了遗憾之意：可惜子产生不逢时，他的民主只能用在一个小国里，如果推广到天下，那该多好啊！ 《论语??公冶长》中记载了孔子对子产的高度赞誉:“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认为子产的身上体现着一种难得的古圣贤之遗风。这称颂出自于一个对“废周礼”之事持强烈否定态度的孔老夫子之口，实在是件稀罕事。《史记??郑世家》载:“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他表现出的伟大仁爱精神，是古代贤明博爱的遗风啊！ 重要的是，百姓也真情歌颂这位相国。据元人撰《贾氏说林》载：“子产死，家无余财，子不能葬，国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妇人舍珠玉以赙之，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葬于邢山”；“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日‘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韩诗外传》） 黄河南岸的新郑市，那里还保留着一座“郑韩故城”，残存有20公里长的古城墙，虽已化为座座黄土高坡，但仍萦绕着强烈的历史感。这里就是子产当年大显身手的地方。新郑市西南17公里处有个陉山村，偏僻的荒野中有一座孤坟，那就是子产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