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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秦灭巴蜀后，长江上游的蜀地与黄河流域在政治上开始正式结为一体，文化互动融合加快，使蜀地水利技术和水文化在汲取秦人传入的中原因素后进一步发展升华。 在都江堰兴建之前，秦国派张仪等在蜀地规划修筑蜀郡治所。该城所在，仍为位于今成都市区的开明氏王朝都城旧址，因而大体保持依古郫江濒水筑城的基本格局，但城垣形状因借鉴秦都咸阳模式而更为规整。史传张仪按新的规划修建城垣，但屡筑屡坍。一筹莫展之际，忽见有大龟周行旋步，遂遵蜀巫建议，循龟行路线夯筑城垣，终于成功。因这一传说，历史上成都又叫龟化城【15】。成都平原河流湖泽众多，水量丰沛，且地下水富涵而水位高，颇异于黄河流域。习于黄土地带的秦人首次在这里依北方技术模式营建城垣，必然会遇到障碍。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黄河流域夯筑城墙，均有在地表下开挖基槽，再版筑墙垣的传统。成都平原掘地三尺即见水，且成都城址所在之地本为冲积之沙壤所成，土层之下则多为砂石，非黄土地带干燥深厚而粘性较强的土壤可比，根本无法照搬开槽筑城之秦人技术模式。而上述传说将筑城曲折过程中障碍的克服系于龟这一蜀地先民虔诚信奉的水生灵物，是古蜀水文化集神秘信仰和科学认识于一体的生动反映，同时暗示张仪等新统治者从遭遇障碍进而认识到蜀地水土的特殊性，是在汲取了蜀人的传统智慧后才最终解决了筑城难题。这既反映了积淀深厚的蜀地水文化的卓越成就，也表明新城的建成是蜀秦文化融合的结晶。 秦人在水利方面对蜀地的贡献尚不止此。蜀郡首府夯筑城垣的工程十分浩大，所需大量的粘土资源主要分布于城外西、北、东方向。《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张仪等又有计划地利用城外取土筑城所成的巨坑蓄水成湖，城北计有万岁池和龙坝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城西北有天井池，这是蜀地历史上最早有案可稽的人工湖。以上著名湖泊随时移而名称或有所改，但延续千载，不仅长期有利于城乡生产生活，对成都地区的生态环境显然有优化作用，而且作为人工景观，对古蜀文化增色添彩效用也显而易见。近世成都北郊昭觉寺以北尚存水面宽广达十余顷的白莲池，即其孑遗之一。成都平原起初有诸多积水泽地，经禹时及先秦蜀地历朝，已逐渐得到治理，成为其时大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繁庶的古代文明中心，文献中本无人工兴凿大型池沼湖泊的传统见载，而战国晚期以后则蔚成传统，其源头实自此而来。郫江、检江等天然河流及柳池等诸人工湖泊，“津流径通，冬夏不竭”[19]129，显然系规划建设使然，构成了成都平原充裕的水利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并意在造成城市与水相辅相成的亲和格局。成都城内的供水条件历来也很好，除了郫、检二江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取之不尽的城市用水以外，城内自身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考古发现的秦汉陶井圈表明，历来众多的水井已经达到颇高的技术水平。和前代相比，秦人治下的蜀地，水利和水文化的多样性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城垣和人工水利设施更为精致，与水环境等自然条件和谐亲融，人、水、城市的亲密无间，形成一派亲和融洽、充满活力的人文和生态景观。 不过，最集中体现古蜀水文化智慧之大成的，是闻名古今的都江堰。秦并巴蜀后，为了将之建成统一天下的王业之基，一方面以几十年的曲折努力敉平开明氏残余势力的几次反叛，最终平定了局势，一方面积极着手开发建设巴蜀地区。继张仪筑成都城后，蜀守李冰又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主持设计兴修了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系统。都江堰分为渠首工程和广布于川西平原的航运灌溉系统两大部分。前者主要由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它不同于近世河流大型水利工程动辄修筑拦河大坝的模式，采用了无坝引水思路，充分利用河道的自然走向和地势，以几乎完美地体现河道动力学原理的方式，顺着江水流向，于堰首江心由竹笼卵石垒砌成形如鱼嘴的分水堤，把从山口泻出后河床变宽、流速减缓的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平时过半江水流入内江，以保证川西平原舟楫灌溉之利；洪水时则大半以上江水泻入外江主流，以免平原洪涝之灾。连接内江的宝瓶口，形如约束江水的瓶颈，使夏秋多余的洪水难于流过，转而从紧接鱼嘴分水堤尾的飞沙堰溢入外江。飞沙堰既可在平水期支水以保证宝瓶口内入水量，又巧妙利用江水直冲离堆而产生的漩流冲力，于洪水期自动滚水溢洪、横向排沙石于外江。洪水越大，沙石排出率越高。可谓因仍自然，巧夺天工。都江堰这一由渠首工程和同样采用无坝分引水流的航运灌溉渠系组成的大型系统工程，是蜀地上古治水技术最辉煌的结晶，世界水利史上的杰作，其集多功能多环节于一体的综合方略思路已臻完善，而其道法自然的文化意蕴更达到了颇为圆融的境界。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极为完善的工程系统，固然可能是李冰以来历代长期积累改进的结果，但该工程的设计主旨和基本模式应于兴建之初就已大致确立。现存最早记述李冰主持创建此项大型工程的《史记·河渠书》明确指出：“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司马迁距李冰筑堰虽时逾百年，但其撰著所据，乃西汉皇室所藏接管自秦朝皇室的典籍。秦人焚六国之书旨在使秦史独传于世，则上引《河渠书》所据，必为秦人直接记录。更重要的是，一贯重视实地调查的司马迁曾奉使亲赴蜀中，“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30]，实地考察使其所载当甚为可靠。从中可知，都江堰工程的设计主旨一开始就包括水运和灌溉之利，同时对成都城的生产生活用水和防洪的多功能需求也应有比较全面的考虑。水运当直接出自从蜀中顺江而下统一天下的既定军事战略，同时兼取灌溉及平水涝之利。对此，《华阳国志·蜀志》曾概述云：“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瑾，天下谓之天府也。’”所引之《记》，应为前朝古籍。显然，宝瓶口后平原上展开的航运灌溉系统，广收水运、灌溉和防洪之利，千百年来发挥了巨大的经济、生态效益与卓越的军事战略作用【16】，使蜀中成为千古不衰的“天府之国”。 从上引《史记》和《华阳国志》可知，李冰所“穿二江”，就是郫江和检江。揆诸当时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尽管铁工具已经开始普遍推广，但所“穿”二江仍然并非全盘能由人工开凿，而是顺应和利用了川西平原水地的自然之势，尤其是充分利用原有自然河道加以疏导，对一些河段可能实施过拓展、截弯取直以至改道，以利通航和灌溉【17】，然仅此已足以使川西平原的水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大为改善。而平原由西北向东南微微倾斜的自然地势，使都江堰工程系统呈树根状伸展分布的大小各引水渠道，以自流灌溉而闻名于世。这一因仍自然的技术传统，也应在李冰时代就已经出现并逐渐推广见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