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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揭示，三星堆遗址废弃后，古蜀政治中心转为今成都市区金沙——十二桥遗址一带为中心的大型聚落，由之反映的古蜀历史也迷雾渐消而初显清晰。而在传说中这时取代了鱼凫氏成为蜀地共主的，是约当晚商西周以至东周早期的杜宇氏王朝。《蜀王本纪》记载其传说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大体相同的记载又见于东汉末蜀地学者来敏的《本蜀论》，惟《蜀王本纪》所云“女子名利”者，《本蜀论》作“女子朱利”，并直接称她“自江源出”，而无“井中”二字[20]1045。江源应指禹羌世居的岷（汶）江上游地区，因而从地望和时间上看，这个神奇的传说蕴涵着一个重要信息：与水和岷江密切相关的朱利及其族群，应出于自古长于水利的西羌【12】。而“从天堕”云云，说明杜宇也同样来自西部高地。相传来自江源一带的杜宇夫妻，将其在成都平原上的都城命名为郫，意即低平之地的都邑，传说就在今天郫县一带，由此建立起蜀地新的共主秩序【13】。但近年来成都市区十二桥、黄忠小区和金沙等一系列商周之际重要遗址的发掘，揭示这些原本就相互连接为一体、沿古郫江绵延数里的大型聚落遗址，才和强大的杜宇王朝之都相称，而郫县一带至今尚无同期的类似重大发现。上述包括大型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和大规模滨河祭祀场所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整体上构成一个分区布局合理、功能系统完备的中心都邑，且正好濒临古郫江水系而建。考古发现揭示的城水亲和如同水乳交融的格局，反映这座依水兴建的大型古都具有顺应自然的深厚文化意蕴。从临河矗立长达数百年的史实可以推知，杜宇王朝在水利技术方面也应该有相当高的成就。十二桥遗址结构复杂、布局讲究的大型滨水木构“宫殿”建筑群[20]，说明当时的高级贵族住宅或统治机构就建于河滨，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提供平时充分的水利服务和安全支持，统治者是不可能如此布局的。不过，能提供常年的安全，未必能保证永无忧患，揆之川西平原的地理水文形势，杜宇王朝也应当不止一次遭遇过严峻的水灾挑战。考古发掘揭示郫江故道旁的上述大规模干栏式建筑群，最终都顺着洪水湍急的流向坍塌，就是当时发生过多年未遇洪灾的确切证据。这种相隔若干年才可能突发的严重险情，与《蜀王本纪》中杜宇王朝晚期再次遭遇“若尧之洪水”的下述明确记载相合：“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这场洪灾发生的时间约在春秋前、中期，传说最终完成这次极为艰巨的治水使命的，是来自荆楚地区的一位大禹式的治水英雄——鳖灵。鳖灵因治水成功而受杜宇氏禅让，建立起秦灭巴蜀前的最后一个古蜀王朝——开明氏。如《蜀王本纪》所述，鳖灵的来历同样充满了神话色彩。上古英雄或重大历史人物尤其开国之帝王被神化，以证明他拥有过人之处、特别是禀赋有与众不同的神圣资质以替天行道，是神权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风尚的通例。揆诸史实，鳖灵的到来，当然不会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族群，时间则不晚于春秋前期。上述整个传说与水尤其密切相关，说明鳖灵一行也是一个水上民族或擅长水利的水滨民族。应为鳖灵或曰开明氏族群遗物的成都商业街船棺等出土资料也揭示【14】，他们死后也要回归船上，可见其文化习尚理念与水的关系何等亲近。 《蜀王本纪》所记鳖灵开凿的“玉山”，《本蜀论》作“巫山”，“巫”、“玉”二字盖因形近而讹，当以“玉”为是。《华阳国志·蜀志》也记杜宇氏晚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可见玉山又曰玉垒山。学者或认为玉垒山乃湔水即今白沙河的发源地，就是今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之地茶坪山，应有所据。但揆诸地理、水势和此山位置，其凿决与否，似难对川西平原水情有决定性影响，故鳖灵所凿“玉山”当别有所指。《水经·江水注》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大禹时代至开明氏时逾千载，当初所凿沟通岷、沱二水系的人工引水河道可能早已淤塞严重甚或湮没，故此条记载，应是继大禹时代之后，开明氏对之再作整治以引岷入沱的反映。而“作东别之标”的玉垒，就是川西冲积平原东端的泄洪瓶颈沱江金堂峡。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平原暴发洪水时，大量积水易汇聚于地势最低的金堂一带，金堂峡狭窄的河道使洪水宣泄不畅，往往导致平原水灾。因此，鳖灵疏导治理岷沱水系，进而开凿拓宽金堂峡，终于成功地泄洪平患，故《蜀中名胜记》引旧地志云此峡口“相传为鳖灵所凿”[25]。显然，对岷、沱二江流域从上到下再度疏、凿并举，既抓住了关键，又本末兼治，是大禹时代初具之“综合治理”方略和“道法自然”理念的一脉相承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开明时期的治水，应也经过了相当长久艰巨的曲折历程，非旬日所能奏效。至于治理成效，当由于工具（尤其金属器的使用）、技术等条件的进步而有了很大提高。 鳖灵或者说开明氏王朝的治水活动，不仅在传世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在考古发现的此期水利遗迹资料中也得到了直接证实。上世纪80年代，在成都市区指挥街遗址出土了东西向的一排6根柱桩和竹木编拦沙筐等遗迹遗物，时代不晚于春秋前期，应与防洪有关[26]。在方池街及附近金河宾馆等遗址的发掘中，又发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多条卵石埂，显然是当时延伸于较大范围的同一大型人工水利设施系统的遗迹。其中方池街遗址的东、中、西三条有规律地分布的卵石埂，整体呈Z字形，颇引人注目。因地处现代建筑密集的市区，发掘面积受限，其中除中埂分别与东西二埂斜向相接而长约26米外，其余二埂均南北延伸颇长而不见其两端。发掘者根据“石埂剖面形状大致都呈椭圆形，部分石埂上部被破坏，但下部埂脚埋入地层，仍呈圆弧状，卵石紧紧相挤，体现了使用竹笼的特点”，结合蜀中治水传统及成都抚琴小区商代遗址已有以竹篾固定、保护器物的出土资料等研究后明确指出，这些石埂均用竹笼盛装卵石砌成，是开明氏时期的治水工程遗迹。具体用途则是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并初步推定其西、中两埂整体上为一倒人字形滚水、支水埂[27]。从三条石埂的有计划分布，尤其是从其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功能分析，可知其已初具后世都江堰工程内江诸堤功能系统的意蕴，应是东周时期蜀地先民熟谙水性后的智慧体现。这种在疏导的基础上更加复杂的水利技术设施，既是对大禹以来治水传统的继承，更是富于创造性的发展。而与竹笼卵石堤埂同出的陶龙塑像，更透射出古蜀水文化强烈的信仰色彩。 开明氏时代，蜀地水利技术的进步发达，已影响及于中原地区。《古本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方诗铭、王修龄先生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此条下案引“《存真》云：‘瑕音近雅，雅山之南，梁州之边徼也。’”[28] 如此则瑕阳人乃蜀人，蜀地水利技术已北传于秦晋。不过，徐中舒先生指出：“瑕阳战国时属魏，在今山西临猗县”，“道应读如《禹贡》导山导水之导。此瑕阳人为蜀导岷山青衣水，至此自秦来归”。说明蜀在当时已能够从魏物色治水技术人材，《竹书纪年》所载魏蜀交通都有真人真事可据[29]。与《存真》之释相较，徐先生之说似更胜一筹。不管怎样，《纪年》此条至少为东周蜀地与华夏水利技术交流融会在中原文献中的反映。不仅如此，根据《禹贡》中所导江、河即为所在地方朝贡运道之例，《纪年》此条证明蜀地水运已颇发达，且已与域外水陆交通，加深了古蜀与华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互动。此种情形，无疑预示着古蜀与华夏大一统局面的即将来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