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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所记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长江上游现存最早的治水记载。岷山绵亘于与川西北邻接的甘青高原，是岷江的发源地，所以由此开始疏导的江，自然就是岷江。在明朝以前，古书但凡单独称“江”之处，多指长江，并把岷江视为长江之正流。直到晚明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才将长江上游正流更定为金沙江。所以《禹贡》所述，乃先民对岷江水系的疏导，其中最主要、最艰难的工作，是排泄地势低洼的川西平原积水。《禹贡》中禹奉中原华夏联盟首领舜之委派着手的这项使命，实际应是宝墩文化中晚期蜀地先民在这方面长期艰巨历程的缩影。宝墩文化迄今已发现八座古城，它们和陆续发现的若干次级聚落遗址、遗迹，在川西平原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状遗址群，揭示当时存在着一个与同期中原唐虞集团类似的区域性族群联盟共同体。由这样一个联盟主导开展夯筑墙垣、疏导河流之类区域性水利活动，在当时已完全可能，宝墩文化古城群夯筑方式的相同以至整个文化面貌的基本一致，即是反映。该古城群和许多小型聚落遗址，一般都依傍古河道水流营建，说明平原上的积水沼泽已得到初步排泄整治【8】，这应与从岷江上游进入川西平原的禹羌民族支系密切相关。在唐虞时代，禹族所自出的西羌，是西部的一个人口众多、很有影响的族群，也是古代四川盆地居民的一个主要来源。羌人世居岷江上游，自古以熟悉水性、长于水工闻名，并由此形成悠久传统，故直到20世纪前期，成都平原上举凡打井、修堤一类工作，往往由羌民承担。在传说的虞夏之际东亚大陆一些地方空前的洪灾中，川西平原洪水漫衍，积潦严重，须疏通河道以排除积水。该平原主要由岷江和沱江两大水系冲积而成，从西北向东南微微倾斜，平均坡度约4‰，地面高程从西北端都江堰大约海拔750米左右，逐渐向东南递降至平原另一端金堂县的450米左右。由于这样的地势，积洪宣泄的自然走势遂大致为由西北而东南。传说中大禹率众对平原水系的疏导即顺此地势和水势，并由西向东开挖了一条人工河道以泄洪，即《禹贡》所云“东别为沱”。此“沱”并非上述作为川西平原母亲河之一的沱江，一般认为即自今都江堰西南至成都东南与流江汇合之古郫江，但此水道并非全然人工开凿，应是充分利用了大致东向的自然河道，又在岷、沱水系众多紊杂的自然支派之间间或决口沟通而成。大禹时代工具尚主要为石、骨、木器，但有限开挖较为疏松的冲积土壤以沟通相近河流支系并非没有可能，因而这条传说记载不宜轻易否定。此举沟通了岷、沱二江，川西平原水情应大有改善。而岷、沱水系的上述初步整治，为平原进一步的开发，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这次大规模水利活动，《禹贡》又云：“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绩。”岷、嶓分别指岷江上游川西北以及川、甘交界处的岷山、嶓冢山，艺指树艺种植。宋代学者王炎云：“江汉发源此州。方江汉之源未涤，水或泛滥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种艺，知二水之顺治也。”[12] 此说是。沱指沱江，“沱潜既道”之道，高邮王氏父子指出即导[13]，亦即疏导。潜水，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引胡渭说，“一在巴郡宕渠县，一在广汉郡葭萌县”[12]。即今嘉陵江支流渠江，及另一在今广元境内流入嘉陵江的支流。这是传世文献中嘉陵江流域水利活动的最早记载。嘉陵江发源于陕南，向南流经四川盆地，至重庆入长江，为长江上游最大支流，其水系包括渠江、涪江等大小诸多支流，是四川盆地的又一条母亲河，历史文化悠久丰富。上世纪70年代末，重庆市博物馆对嘉陵江中下游初次进行考古调查，就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秦汉的文化遗址11处[14]。2002年10—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渠江流域调查又发现了20多处先秦（包括新时期）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及石器采集点，并在该流域的宣汉县发掘了“20世纪末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巴文化遗址”，遗存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东周时期。看来，在治理今四川西部岷、沱流域的同时，大禹时代蜀地先民又对包括今川东、北地区的嘉陵江流域陆续进行疏导，并留下了上述悠久的传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嵞，会稽山也。……《虞书》曰：予娶涂山。”段玉裁注：“《皋陶謨》曰：‘予创若时，娶于塗山，辛、壬、癸、甲。’郑注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为帝所命治水。’《水经注》引《吕氏春秋》：‘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中原文献每将禹娶涂山氏与治水紧密联系。蜀地现存最早的传世史籍《蜀王本纪》也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娶妻生子，名启。”【9】[18]《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更明确：“禹娶于涂山，……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该书在江州县（今重庆）下指出，“涂山，有禹王祠与涂后祠”[19]4，30。《水经·江水注》：“江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常璩、仲雍并言禹娶于此。”[20]1053 涂山地望历来有歧见，但上引《蜀王本纪》、《华阳国志》和《水经注》涂山在四川盆地之说，亦可视为虞夏之时四川盆地治水活动之史影。 看来在大禹时代，蜀地先民就大致对四川盆地主要水系陆续进行过初步的疏导治理。考察宝墩文化遗址群对水环境的处置遗迹，可知当时的基本治理思路或方略无疑已达到一定的综合水平，否则绝难成功。成功不仅来自于综合整治的方略，更是这一朴素方略初步所涵的“道法自然”思想的胜利。《淮南子·原道训》云：“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以水为师”，也就是所谓“道法自然”，这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哲学理念。尽管在产生之初，这一理念还远不如后世系统严密，甚至还不很清晰，但有一点应是清楚的：它源于先民对水性规律的认识和尊重。此理念一经出现，必然伴随先民成败交织的一步步实践逐渐丰富深化，并对后世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长江上游的蜀地，以其历史悠久、因仍自然、因地因水制宜的卓越实践及其经验总结，为这一古老的科学理念的形成完善，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 大禹父子开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时代——夏朝以后，根据汉晋时期的传世文献，夏商以来，四川盆地曾先后存在过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等几个王朝【10】。这些朝代及其史事在中原系统的史书中多已失载，但仍以传说为主要形式粗略地保存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古代四川的地方文献系统中。证以近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商业街大型船棺群遗址等考古学资料，这应是先秦时期的五个区域性共主政权，其间既有雄长蜀地之相继关系，复有在共主状态下长期并存之史实[17]。由于四川地区尤其成都平原河流沼泽众多的地理水文条件，上述诸王朝肯定都曾实施过有组织的甚至大型的水利活动。 蜀地上述诸朝中，除开蚕丛、柏灌二代史载迷茫难以具论外，鱼凫氏尤其是杜宇氏、开明氏时期的水利活动，在文献传说中已有迹可寻甚至有案可稽，而且在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了相当的印证，使我们得以从中透视蜀地先民继大禹时代之后进一步发展了的水利思路及理念。如鱼凫氏王朝，按照多数学者的研究意见，广汉三星堆遗址就是其昔日都城所在。鱼凫即南方常见的鹰勾喙水禽鸬鹚，俗称鱼老鸹，先秦以来即已被驯化为重要的捕鱼手段，而鱼凫氏之名及相关考古与文献资料表明，其早期本为滨水渔猎族群，是夏商时期来自长江中游的共同体[22，23]。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蜀王金杖上精美的鹰勾喙水鸟图案，和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的鸟头形陶器柄的鸟嘴，都以鹰勾喙为鲜明特征，学者多以为即文献传说中的鱼凫氏王朝神权政治和祖先崇拜的象征遗物。照此观点，湖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等长江中上游沿岸遗址所出类似的鸟头形陶器柄等大量资料，以及从鄂西到川东、川南、川西以至成都平原核心地带沿长江、岷江水系分布的若干鱼凫（鱼符、鱼复）地名，应是其族群迁徙、沿途居留建国立邑的历史遗迹[22]。该族群最后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建立起鼎盛时期号令声威及于整个四川盆地以至汉中、鄂西等一些周边地区的王朝。以上虽有待进一步的实证依据，但大体可从。不管怎样，以三星堆古城为政治中心的族群同禹族一样，应也很擅长于水利，可惜因年代久远等原因，这方面的直接记载早已经湮没无闻。不过，我们仍可以从三星堆古城的规划选址和建造布局略加管窥。滨水建成的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而包括古城在内的整个三星堆遗址共约12平方公里【11】，是夏商时期东亚大陆规模最大的早期文明中心之一。如此巨大的聚落，必须有防洪、供水、排水等全面的规划考虑。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古城不仅气势宏大，而且设计巧妙。它北临鸭子河，马牧河蜿蜒穿城而过，这样的里外布局，显然有利于解决古城生产、生活以至保持和改善居住环境的用水、排水问题。这两条河流尤其是鸭子河，只要按照大禹以来的传统，时或加以疏导，就能兼收水运和防洪排潦之效。古城墙垣颇为宽大坚固，马牧河虽穿墙入城，但其河道不宽，易以人工手段控制水流。三星堆古城垣始建于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商周之际，之所以能够巍然矗立鸭子河畔达数百年之久，定然有长期合理的规划措施和有效的水利制度为保证。滨水跨河而建的城垣与水和谐地融为一体，透露其水利技术与理念意趣，较诸宝墩文化时代显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