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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车的起源，一般追溯到东汉末年的毕岚和三国的马钧。史载 马钧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1] 从“其巧百倍于常”（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后同）看，马钧只是改进了翻车，翻车原已存在，而且似乎也不是太过希罕，起码在洛阳是这样吧。改进了什么？“百倍”似涉夸大，但起码比原来的灵巧。我推测是把原来比较笨重的脚踏式翻车改造为比较轻巧的手摇式翻车，所以能“令童儿转之”。这应该就是后世的拔车。而且，这也是翻车用于农业活动的首次记载。  《天工开物》拔车图 毕岚呢，范晔《后汉书》卷78《宦者·张让传》载 [中平三年（186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 这是关于翻车最早的明确记载，为后来的文献广泛征引，近世学者多据此谓毕岚是翻车的创制者，《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也是这样认定的[2]。毕岚的这把交椅似乎坐得很稳当。 也有把翻车的起源追溯到这以前的。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的论据不无可商。李约瑟称翻车为方板枱式链泵，认为王充《论衡·率性》所载“洛阳城中之道无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驰流，水工之功也”，无疑已经使用这种方板枱式链泵[3]。《论衡·率性》所指是修建解决洛阳的通漕和供水的阳渠一事。从理论上讲，把水“激上”洛阳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机械提水，一是修筑堤堰。但要“日夜驰流”，翻车做不到，筒车也难以做到，修筑堤堰则可以做到；所以王充归结为“水工之功”。筑堤，提高水位，控制和导引水流，这种设施和技术，战国以来已经使用。如西汉贾让就谈到战国时“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4]《管子·度地》借管仲之口肯定回答了齐桓公提出的问题——“水可扼而使东西南北及高乎”，并从学理和实施两方面作了阐述。东汉建武八年（32年），在阳渠建成以前，割据陇右的隗嚣曾经“悉兵数万人围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5]阳渠在张纯的主持下于建武二十四年（48年）建成，也是采用筑堤的办法。《后汉书》卷六五《张纯传》称“穿阳渠，引洛水为漕”，雍正《河南通志》卷十七《水利》则谓“穿阳渠，堰洛水为漕”，两者合看，该工程显然是在洛水筑堤堰，把河水激引至人工开凿的阳渠中去[6]。王充生于建武三年（27年），年青时赴洛阳[7]入太学，在市肆读书。太学就在阳渠所经南门外，王充当可亲见阳渠工程建成的壮观景象，《论衡》所载应为实录。可见，“激上洛水”不可能是翻车。不过，阳渠的建成为改进洛阳的城市供水系统奠定了基础，作为城市供水系统的配套设施，使用翻车等提水机械则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毕岚制作的翻车、渴乌，应该就是从阳渠引水的[8]。 那么，毕岚创制翻车是否没有疑问了呢？疑问还是有的。即使在古代文献中，也并不都跟范晔《后汉书》一个腔调，把翻车的始用归结为毕岚之时。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前53—18年）在《答刘歆书》谈到他当了“郎”官以后，受到皇帝的优待，可以不干旁事，专心读书，俸禄照发，还赐“笔墨钱”补贴，“如是，后一岁作绣补、灵节、龙骨之铭”。南宋章樵说： 绣补疑是裀褥之类，加绣其上。灵节，灵寿杖也。……龙骨，水车也。禁苑池沼中或用以引水。铭诗今亡，不可复考。[9] 由于这些铭诗已经失佚，章樵的说法无法直接证实。但起码可以打破毕岚“始作翻车”无可置疑的假象，促进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