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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完成对原始农业向半农半牧经济方式转变过程即农牧交错带形成过程的探讨后，有两点需要强调。 其一，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转向半农半牧业，即农牧交错带形成，是在这一地区自然属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通过人类经济文化的变化实现的，从畜牧业产生，到以花边鬲、鄂尔多斯式铜器为标志的北方草原文化的传播，农牧交错带在空间上实现了与自然地带的同步推进。由于控制农牧交错带形成是自然因素而不是人文因素，因此农牧交错带的走向显现了与自然地带一致的特征，其中在黄土高原地区受地貌影响其走向基本为东北—西南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平原地带，纬度地带性显现出突出作用，农牧交错带呈东西走向。 其二，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不仅包含经济文化的转变，而且表现出区域之间在时间上的不同步性。显然，齐家文化以及继其之后发展的卡约、寺洼等文化类型，具有由半农半牧向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文化转变的趋势。现在需要明确的是，若将这样的转变纳入农牧交错带整体形成过程中去考虑，其转变的时间问题就显得很有意义。齐家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与之对应的出现在农牧交错带中段的朱开沟文化四期，表现出比较鲜明的半农半牧特征，所属年代约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在农牧交错带东段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000年。前文已对农牧交错带中、东段半农半牧的经济文化具有由西向东传播的特点作了论述，这里将整个农牧交错带的形成过程作整体考虑，仍然表现出依时间次序由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再到公元前1000年，存在自西向东的推进过程。此外，与朱开沟文化存在传承关系的李家崖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完成两地之间文化传播所需时间约400～500年，这一时间间隔与花边鬲由朱开沟文化遗址向夏家店上层文化区传播的时间大致吻合。将这一时间间隔与农牧交错带自西向东的推进过程结合起来看，清楚地显示了此次气候变化由暖转冷的空间推移速度以及气候带的基本走向。 三、农、牧业分离与农牧交错带的确立 由于畜牧业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在畜牧业脱离农业生产走向独立，走向草原之前，必然经历一段半农半牧过程。因此在农牧交错带形成的初期，与农耕区形成空间分离的不是畜牧区，而是半农半牧区。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半农半牧区不是农、牧两种经济方式的插花式分布，而是通过兼业行为表现出来的。这样的兼业行为体现在此时期遗址的出土遗物中，既有粮食遗存，又有牛、羊等动物骨骼；既有石斧等农业生产工具，又有用于骑射的马具。可以想见当时农牧交错带的先民，在从事农耕的同时，也经营一些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牲畜放养。与定居农业相伴的畜牧业属于放养型，由于放养方式与定居农业存在极大的依赖型，不但生产者具有兼业特征，经济方式为半农半牧，而且畜养牲畜的规模与流动范围都十分有限。这时的农、牧生产互补互利，不存在空间与形式上的分离。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文化发现的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整体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行为，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朱开沟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尽管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了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生活的经济成份（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27～30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养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才能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半农半牧区兼业者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正是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注：[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第41页，正中书局，1936年。）。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文化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他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的套环式。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注：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b. 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96～31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轴头等马具、车具，研究表明它们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注：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227～30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53～158页。）。有了马具，掌握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中原农业民族称早期的游牧人为“戎”、“狄”，与处于半农半牧的兼业状态不同，这时的“戎”、“狄”民族已经脱离定居生活，有了独属于自己的游牧活动空间，并呈插花式地分布在农牧交错带地区。 游牧区域突破插花式的分布状态而连为整体，农牧交错带真正成为农耕区与畜牧区分界的时间约在公元前4世纪。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格鲁塞、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事，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注：a. [美]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第39页。 b. [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第44～4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c. [日]江上波夫著、张承志译：《骑马民族国家》第12～1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括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虽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但这一应对措施却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他们不但在空间上突破了插花式的分布状态而将游牧区连为整体，而且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离，可以说直至这时真正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才确立了。 自公元前1500年前气候开始转向冷干，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人群南迁、东迁，至公元前4世纪完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空间分离，导致农牧交错带确立。1000余年中，农牧交错带从甘青至内蒙古东部、辽西一线向南移动了2～5个纬度。史念海先生指出，春秋时期农牧分界线的基本走向从今陕西泾阳、白水、韩城诸县、市，达于黄河之滨，由龙门山东越黄河，经山西屈县南，循吕梁山东麓东北行，至于今山西阳曲县北，东南绕今盂县南，东至太行山，再循太行山东麓，过燕国都城蓟之北，东南达于渤海之滨（注：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第512～547页，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这条农牧分界线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龙门、碣石一线，它属于农牧交错带的南界，界线以西、以北由农牧交融状态过渡到草原游牧区；界线以东、以南逐渐进入农耕区。农牧交错带以其鲜明的特征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人文与自然界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