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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交通技术的研究，是认识交通总体结构之历史文化作用的基础。中国交通史研究重视实证性的特征，也因此得以体现。 这一层面的研究，以交通道路考定所受到的重视最为突出。上文说到的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等论著，主要成就在于推进了交通道路的研究。此外，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章巽《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修改后题为《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及对外交通》，收入《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等学术论文，也都以交通道路的规划与建设作为主要论述对象。史念海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文物》1975年第10期)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普遍重视，此后又有一系列新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论文发表(注：参看王开《秦直道亲探》，《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文博》1988年第4期；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延安境内秦直道调查报告之一》，《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质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再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尽管认识未能完全一致，但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论点的推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关于秦直道的讨论，可以看作反映中国交通史研究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的实例。 关于历代交通条件的研究，历史地理研究者贡献殊多。一些学者有较为集中的研究成果。史念海的《河山集》已经有6集面世，收入涉及古代交通的论文20余篇。除了前面说到的论文外，又有《三门峡与古代漕运》(《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论济水和鸿沟》(《河山集》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论雁门关》、《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与王北辰先生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河西与敦煌》(《河山集》第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汉中历史地理》(《河山集》第6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都有相当大的学术影响。又如李之勤的论文集《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第1编为“汉魏驿道研究”，第2编为“唐代驿道研究”，第3编为“宋元驿道研究”，第4编为“古代航道和桥梁研究”，共收有关于交通史的论文27篇。蓝勇的论文集《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收有交通史论文22篇。这些当然并不是他们有关研究的全部成果。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交通史研究者注重实地考察的工作方法使得他们的研究收获具有的科学性可以超过仅限于在文献中爬梳资料的传统方式的研究。在总结这些学者的学术历程时，我们注意到，交通史研究的成就不仅仅表现于一种学术积累，在许多方面也显示出学术的开拓和创新。其中优秀学者的探索精神和科学方法，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以有所启迪。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收入的中国交通史论文有《＜穆子天传＞西征地理概测＝、《六诏所在及南诏通道一段之今地》、《唐代滇边的几个地理名称》、《唐代大商港Al-Wakin》、《从嘉峪关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历代西疆路程简疏》等。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中国港市的发展》、《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历史上黄、渭与江、汉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褒斜道与石门石刻》、《阳平关及其演变》等，都是交通史专题论文，于研究陆路交通的路线之外，也讨论了水路交通的路线。陈桥驿《水经注》研究文集已经出版3种。其中《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收有《＜水经注＞记载的桥梁＝、《＜水经注＞记载的津渡＝、《＜水经注＞记载的内河航行＝、《＜水经注＞记载的道路＝，都对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王文楚的论文集《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收有有关论文20篇。辛德勇的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也收有关于交通史的论文16篇，其中大多都是探考古代交通道路方位和走向的成果。《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收入研究交通道路的论文3篇。《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原题《航海史及中西交通史论文集》，收入章巽教授26篇交通史研究成果。其中多篇论文的内容，如《＜禹贡＞篇中所见的海上交通＝，《元“海运”航路考》，《古西域交通道综述》等，都属于本文总结的对象。章巽著《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86年)也以相当多的篇幅总结了中国古代航海家开辟本国沿海海上交通的贡献。 学海洪流，浩浩汤汤，一些学术大师的论著多散见于各种报刊之中，在资料信息条件未能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往往寻求不易。特别是历经数十年之后，学界新人要总结继承前辈的学术思想，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所以我们热诚希望能够将老一代学者散落多年的论文搜辑出版。近年来，一些有识见的出版家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收拾遗珠的工作。若干种交通史学术论文集的问世，显然有益于推进这一学术领域的进步。 专门考察中国古代水运路线的学术专著，以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创其始，又有绍华《大运河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常征、于德源著《中国运河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等承其后，相关论文不胜枚举(注：一些重要论文对于水运交通史的发展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如邹逸麟《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中原水运交通的变迁》，《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1978年10月；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收入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黄盛璋《论所谓“江淮运河”及引起的问题》，《文史》第21辑，1983年10月；《江汉运河考》，《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形成了交通史研究的一个学术热点。郭松义、张泽咸著《中国航运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综合论述水运历史的学术专著，作者重视航运工具船舶的形制以及造船业对于交通事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对于考古资料有所引用。专门探讨中国造船技术发展史的论著，有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王冠倬《中国古船图谱》(三联书店，2000年)，彭德清主编《中国船谱》(经导出版有限公司，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等。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的第2分册《机械工程》中译本(鲍国宝等译，科学出版社，1999年)新近面世。其中有“陆地运输车辆”一节，作者分别考论了中国古代双轮车，大型车、营地磨和手推车，以及独轮车和扬帆车，计里鼓车，指南车等车辆型式的发明和推广。李约瑟指出，双辕车“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末期以前在欧洲都没有出现过，也就是比在中国晚大约半个千纪”。然而，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中国关于双辕车出现的最早的资料，是陕西凤翔战国秦墓出土的陶质牛车模型。(注：参看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约瑟还说到1627年《奇器图说》中介绍的“西洋奇器”，包括服务于军事需要的营地磨，但是实际上“营地磨的历史几乎1300年以前就在中国开始了”，他举出的力证，是《邺中记》曾经说到的“车行则众巧并发，车止则止”，“行十里成米一斛”，“行十里辄磨一斛”的“舂车”。李约瑟还写道，“历史学家们普遍地同意独轮车直到12世纪后期或甚至12世纪都没有在欧洲出现”，而“大多数欧洲技术史学家们都不知道，这种简单的车辆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至少早在3世纪”。认为独轮车最初应用于3世纪，是基于将诸葛亮“木牛流马”解释为独轮车的认识。但是李约瑟又指出，实际上汉代画像反映独轮车的画面，有年代为西汉时期的。但是中国学者刘仙洲、史树青确定独轮车的发明年代为西汉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参看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6期；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似乎并没有受到李约瑟的注意。李约瑟又据梁元帝《金楼子》关于“风车”的记述，认为中国早在6世纪就发明了陆地扬帆的车，而欧洲同类发明是在“差不多1000年以后”。他指出，“这项来自中国技术的传播”，“第一次使欧洲人的思想适应于陆地上高速运行的可能性。”他认为，应当充分重视“这种真正对快速交通的第一次尝试给予欧洲文化的冲击。”“中国人的激励”，“其效果是不可阻挡的。”(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鲍国宝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6、278、281—291、304—306页。)李约瑟立足于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全面认识的中国交通工具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可以给予中国学者有益的启示。 作者：王子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