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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计算长度容积重量的事不时发生，由长度还衍生出土地面积的计算，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度量衡亩的问题。在今天要知道长度、容积、重量、田亩的多少，只要用标准的度量衡器加以实际的度量、测定、清丈就是了，但是在历史上度量衡器的标准变迁很多，这就不能以古时的尺，石、斤、两、亩同今时来直接进行对比。如古时常说男儿七尺之躯，现在人身高五尺多已经不矮，这是古尺短，今尺长所致。又如汉代壮劳力廪食标准每月原粮三石，数字看似很大．其实所谓一石(小石)只及现在的二市斗，古今人的食量是差不多的。又如史籍常说“一夫百亩”，即一户农民两个劳力耕地百亩，平均每个劳力负担五十亩．但古时尺较短，亩也较窄，折合今尺今亩不过耕种十四、五亩，同近代北方旱地农民一家三十亩地一头牛，每人种地十五亩相仿。还有汉代药方每味药用量常有。一两以上至几两者，殊不知那时的斤重比现时为小，称药的更是当时的一种小两，更有其特殊性。总之，要进行古今对比，不了解古今度量衡的变化是不行的。这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常识所需，更是研究历史、探讨问题之所需。如果要研究经济史，研究各个时期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以及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情况，就必须先把历史上度量衡亩的变迁弄个清清楚楚，否则将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由此可见了解中国度量衡历史的必要性。特别是在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弄得很清，不少地方歧义很多，争论很大的情况下，先提出一些较少窒碍而较易被人接受的说法，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值得一试的事。 一、度量衡的起源 要了解度量衡在历史上的变迁，还得先从度量衡的起源说起。度量衡在中国起源很早。据考古学者的研究，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较熟练地掌握建造房屋、制造陶器等技术，这就存在着一个度量的问题。最早的度量工具，矩尺还有圆规，在距今六千年前便已产生。衣服的制作也需要有一把尺子，氏族内部分配谷物则需有相对固定的量器，如陶制圆形的钵和碗即曾充当量器使用。商品交换，最初是不大计较，后来交换越益频繁，私有观念加深，论堆论件过于粗率的作法，已很难适应交易双l方的需要而很易引起争执，为了表示公平交易也要借助于度量衡器具，以知交换物品的长短-多少，轻重。至于土地，为了在氏族内部各家族之间合理分配，避免纠纷，需要一套计算亩积的方法。开始时是用同样的木棍以同样的次数在土地上划出等长直线，后来以固定的尺来量地。按照一定地积征收一定数量的公共积累以至向上缴纳赋税，量器在这上面也就大有用武之地。大致说来，度量衡就是这样随着客观的经济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由粗而精，逐渐趋于完善。度器(尺)产生最早，量器次之，衡器又次之。这是因为容积以至重量均可从长度推出，度是最基本的，器具的制作也以长度最为简易，量器较难，权衡则更为复杂，需要较高的手艺；它的出现已是在交换相当活跃的时候了。 在中国历史上度量衡到底创造于什么时候?相传在黄帝时代已初具规摸。史言黄帝命“隶首作算数”；又言黄帝“设五量”(《大戴礼记·五帝德》，五量即权衡、斗斛、尺丈、里步、十百)，“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通鉴》)。黄帝时代(公元前2697—前2598年)原始社会已日趋解体，而原始社会已有的优秀文化多集中地在此时体现出来(各种发明都归功于黄帝)，说度量衡滥觞于黄帝时代是有可能的。黄帝时能做到“市不预贾”(《淮南子·览算训》，预，欺诳之意)，交易中无欺诈，与度量衡制度的确定也不无联系。黄帝而后，少昊也“同度量，调律吕”(《世本·帝系》)；虞舜这位擅长交换的部落首领，接尧之位后，更是“同律度量衡”，对这件事倍加注意。所有这些记载虽较零星，却已足以反映有古老文明的中国，其度量衡的发生和发展也具有悠久的历史。 度量衡以什么作它的标准物呢?在历史上经历两个阶段，先是以自然物为标准，以后才有人为的标准物，据以来制定标准的度量衡器。最初始的自然物是人体的器官，即用人自身的手足和手足的动作来作为度量的标准。《孔子家语》说：“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八尺)，斯不远之则也。”意思就是；中指中节上一横纹谓之一寸；拇指同中指一叉相距谓之一尺；两臂伸长刚得八尺，谓之一寻。《说文解字》也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尺”，《孔丛子》则说：“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寻，舒两肱也。倍寻谓之常。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尺以上的长度以及容量单位的命名也都和人的动作有关。以人体为法是远古时度量衡最原始状态的反映，但人身之不同，犹如其面，概念毕竟太粗率了，所以后来就有以人体之外的自然物来代用。最初一条平直的树枝，日常的盛器都曾作为这样的代用物，但只不过是临时拿来使用，并非度量衡的专用器具，更谈不上标准的制作。 度量衡的进一步发展是以谷物——黍为“自然物”并与音律相联系，制作律管，以律管这样的“人为物”作为制定度量衡的标准。史籍所言的“律度量衡”表明度量衡与律已完全相提并论，结束了原始的用人体、木棒、陶器等度量的历史，而揭开了新的一页。尽管《史记》有“禹，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之语(《夏本纪》)，但这是后人尊前王之意，并非夏禹自己真的以身为法来重定度量衡的标准，也不是到夏代度量衡尚一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 二、黄钟秬黍定度量衡说 度量衡和音律相联系，很早就有黄钟生度量衡并以秬黍为法的记载。度量衡史学者以此说“为我国度量衡定制之所本，研究中国度量史者自必须于此中考之。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5页》相传以黄钟为度量衡标准的作法是从黄帝时开始的(《吕氏春秋》)。黄帝时代相当于埃及第四朝之世即金字塔朝，“经土设井”，初期的井田制已产生，社会已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建立在这基础上的，以乐律为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新阶段的出现，不能说是完全出于附会。“同律度量衡”其由来以渐，不能说是始发端于黄帝以后四百年的虞舜之时。 黄钟秬黍定度量衡之说，载于《汉书·律历志》中。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榖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榖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注：井水取其清洁，注满龠内，以水平面准其龠口之平。概是量米时刮平斗斛器具，龠口平，概即与水平面密接)。合(二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 “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简言之就是：以中等大小的黑黍(秬黍)一百粒横排，其长为一尺，九十分——九寸是黄钟之长。黑黍一千二百粒所装的容器，是为黄钟之龠，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一千二百粒黑黍重十二铢，即半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 上面这一大段话是黄钟起度量衡的系统概括，记述了用黑黍和音律的尺度作为校正尺度的依据。这种用数理统计和音频原理定单位长度的方法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见《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序八页，以下简称《图集》)本来度量衡三者的相互关系是统一的：度是物体所占空间的位置，面积和容积乃是长度的平方和立方，而来自地心加于物体的引力的重量，在数值上等于密度乘以容积。黄钟生度量衡说把度量衡三者的关系归结到一个黄钟之龠上面，在当时确可祘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维方法。 黄钟，相沿说是古代十二律管之一。古代用长短不同的管子(竹、铜或玉管)来审音，在口径相同时，管长则声低，管短则声高。黄钟是律管之最长者，故为十二律中最低音—宫音(五音为宮商角徵羽，宮商最低，波长最大)。与黄钟的音律相应，黄钟律管的长度也有一定，再以黄钟律管为基础，分别按照一定的比例缩短其长度，制成其他律管(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前六为律；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后六为吕)，相和发音，丝丝入扣。可见古人以一定长度的黄钟律管为确定尺度的标准，并由此衍生出量和权，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同律度量衡”，度量衡与律相联系，都在一个黄钟的龠上面集中体现出来，在当时确是生面别开。据汉志及吕氏春秋等书所述，黄钟乃“黄帝之所作也。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黄钟之器是以竹之中有空而竹孔(窍)与肉厚薄均匀者为之。作法并不复杂。如果不把黄帝时代文明程度看得太低，黄钟始于黄帝之时当非绝无可能之事。 既然说度量衡的度是起于黄钟之长，量、衡又起于黄钟之容积及其所容之物之重，而容积则视黄钟之长及围径来定，所以黄钟之长实是关键。那么黄钟到底长多少，(注1) 容积多大? 按：黑黍百粒横排构成的尺，称为“黍尺”，(详见下)周小尺(璧羡度尺、镇圭尺，1.97厘米)为黍尺之八寸，即黍尺一尺长约24.63厘米(19.7÷0.8)，黄钟之长为其九寸，合22.167厘米。(吴大澂在《权衡度量实验考》中提出一种叫“周黄钟律琯尺”，长21.89厘米，其九寸为19.7厘米，正合周尺一尺；长沙出土的楚铜尺，长22厘米，与之相近。) 量起于黄钟之容积。《汉书·律历志》注云：“律八百十分为积”，“为八百十分之龠”。即黄钟一龠之积为一立方寸容积的0.81(方九分，深一寸，见《汉志》)，即(2.463)的三次方×0.81，等于或接近于12毫升(12.1毫升)。 黄钟之容积既为12.1毫升，黄钟之长为22.17厘米，则圆面积应为12.1÷22.17=0.5457825平方厘米，半径之平方为0.5457825÷3.1416等于0.1737275，开方，再×2，直径等于0.8336厘米。或是由810÷3.1416×90，开方乘2，等于3.38分，再以与黄钟相关的黍尺之长，折合公制(3.38分乘0.2463厘米)，为0.8336厘米。这个3.38分，或0.8336厘米，就是内口径。可见黄钟的内口径是由圆周率、810分为积的既定比例所决定，而不是随便冒出来的(王先谦补注汉书云：“径必三分三厘七厘四丝”，诚确)。根据以上计算，如把黄钟复原，则其形状是一根长约6.66市寸(22.16厘米)，直径为2.5市分的细管子(律管)。 黄钟一龠容积为12毫升，这个数据十分重要。周嘉量的容积为1.2万毫升(见下述)，黄钟一龠的容积为它的千分之一。12毫升的容器，实测，适容黑黍一千二百粒，重量是7.81克，依次递进累计，一两重15.62克，一斤重250克，这就是周秦时一斤重250克的来由。(注2) 长度、容量、重量三者集中在一个黄钟之龠上体现出来，这种由古代先民所创的黄钟生度量衡说，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注1：黄钟多长？史籍所记岐异：黄钟之长为一尺(《史记.律书》：“生钟分：子一分”)；黄钟之长九寸，一寸九分，计八十一分(《淮南子.天文训》)；黄钟之长八寸一分，亦计八十一分(《史记.律书》)；黄钟之长为九寸，一寸十分，计九十分(《汉书.律历志》)。四种说法杂然并见，而以九寸说最占优势。其实分岐可以调和。明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说：“黄钟无所改，而尺有不同。”意思是黄钟之长是一样的，只是尺子不同，故量出八寸一分、九寸、一尺的不同的结果。黄钟长九寸，原是以“夏尺”(黍尺)为准。据《通志》所载：“夏尺十寸，周尺八寸”(夏以夏尺十寸为尺，周以夏尺八寸为尺)；朱载堉也说“夏尺去二寸为周尺，。”周尺长19.7厘米(详见下)，夏尺应为19.7厘米÷0.8等于24.625厘米，约言之为24.63厘米。夏尺又称黍尺，一百粒黑黍横排，实测合24厘米多，正与夏尺之长很接近。 注2：据笔者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品种资源研究所实测，包括山西在内几亇产地的黑黍，去掉太大太小者，多数为千粒重六克多(6.13克、6.32克、6.51克、6.54克、6.73克、6.78克)，平均为6.52克。一千二百黍重7.82克。西周后期一斤重250克，一两重15.625克，半两重7.81克。据《汉志》：黄钟一龠容黍一千二百粒，重十二铢，正是半两。以文物论，东汉一分铜量容1.2毫升，实测实黍一百二十八粒，其十倍12毫升可容黍1280粒，数字十分接近。又，按刘宋之尺(长24.57厘米)所制之黄钟，容黍即有为一千二百的；北宋胡瑗以横黍百粒累尺(24.51厘米)，其黄钟律管容黍正为一千二百。由此可证，黄钟一龠容积为12毫升，才能容黍一千二百。这样说正是切合实际的。 能否容黍一千二百，是检验是否符合黄种古制的标志。黄钟尺长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以24厘米多为一尺，取其九寸)，从而其容积才能达到12毫升，从而才能容黍一千二百，这么多的黍才能有半两之重。度量衡三者相互制约，长度如不合标准，容积、重量就无法衔接，小小黄钟其制作条件是很严格的啊！ 应该指出，《汉志》所记的黄钟并非汉代度量所制定的依据，而是度量均有差异的汉以前的制度，只有权重仍沿用汉以前之制(一斤250克)。汉代的尺(小尺)长23.1厘米，短于24.63厘米的与黄钟相有关系的黍尺(黑黍尺，有人称之为“夏尺”)；汉代的合升斗石也非从黄钟之龠进位而来，其半合(龠)容积10毫升，实小于黄钟一龠之积。但是，有关黄钟的史料却是确实依靠《汉志》的记载才得以流传下来。黄钟之容积自《汉志》始著其说(810立方分)；容黍之法亦始闻于《汉志》；《汉志》并指出了量与重的关系。可以说没有《汉志》所保存的史料，就无法了解黄钟。虽然《汉志》摭取刘歆在平帝时考定律之言，但属“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并不等于全出于刘歆之手，更不等于《汉志》所记是新莽之制。新莽的黄钟，长度、容积、容黍数目以及重量，与古黄钟全然不一(莽制的一龠为10毫升，容黍少于千二百，黍重小于半两)，分明是另搞一套。不能把古黄钟与新莽的那套黄钟混为一谈。以新莽的黄钟的有关数值为据，来说古黄钟也是如此，这实在是出于误解。 汉以后，由于历代统治者制礼作乐，大都是提倡恢复古乐、雅乐，制乐者也就纷纷标榜以古黄钟律为典则，同时用来作为制定度量衡的标准。但正如屈原在《卜居》中所云“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黄钟实物早已失传(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套十二音律管是随葬明器，非黄钟实物，其长只17.35厘米)，所谓古黄钟律只能根据古书记载并试制成器物来进行考订，检查，至于古黄钟律管所发之音，其高低如何，是无从推断的和证实的。所以制乐诸家，莫不各树其说，纠缠不清。有的以黄钟之尺长为24厘米余——如杜夔律尺、晋后尺、宋氏尺、北周调钟律尺、开皇初调律尺、唐小尺、北宋胡瑗的乐尺，所制黄钟与《汉志》所记大体相合，(即我们上面的计算)。有的以新莽尺为标准(23.1厘米)，黄钟之尺偏短——如西晋荀勖之尺，后周王朴之尺、北宋蔡元定所定之尺，所制黄钟比古黄钟声高三律。有的则把黄钟之尺放长——如北宋李照的太府尺(30.72厘米)的九寸为黄钟之长(27.64厘米)，明冷谦更用明营造尺定律(32厘米)，黄钟长九寸，达28.8厘米。所制黄钟分别比古黄钟低二律或三律。清代虽把律尺回缩(25.9厘米)，以其九寸(23.328厘米)为黄钟之长，仍非古黄钟之律。 在历史过程中，黄钟随时应声而有变迁，历代黄钟之长就并不相等，以律定尺变为以尺定律(律非古律)，黄钟作为制定度量的根据，这一原则已日见动摇以至无法维持了。至于黑黍之法，由于黍体本身和排列疏密，很难完全合乎规范，因此只不过是古时的粗简办法。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后世，如何确定度量衡的标准物应有另行探求的必要与可能，而不必再以积黍为凭了。虽然如此，对较早时期度量衡的研究，黄钟柜黍之说尚有可供使用的价值，正确了解并掌握其内容，仍属研究度量衡史者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功。（作者：吴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