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从耕作方式来看，唐宋时期的畬民和后来的畬田民族一样，都是以畬田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朱庆馀有“蛮人独放畬田火”（《全唐诗》，5895页）的诗句，放火烧畬、刀耕火种是畬田民族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明清时期的畲族与之一脉相承。明万历进士谢肇淛游福建太姥山过湖坪时，目睹“畬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进爆如霹雳……回望十里为灰矣”，并写下“畬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iii]。放火烧山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春分以前，此时“草木黄落，烈山泽，雨瀑灰，浏田遂肥饶，播种布谷，不耘籽而获”[iv]。屈大均《广东新语》：“澄海山中有輋户……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土使灰入土，土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耨。”《广东通志》：“畬蛮，以刀耕火种名者也。”《龙泉县志》：“畬音奢，火种也，民以畬名，其善田者也。”《天下郡国利病书》：“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徙。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其居息为輋，故称徭所止曰輋。”这样的例子很多，此不一一。 第四，畲族从最早出现在汉文文献开始，其特点除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之外，就是“畬民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v]说明畬民自古不受中央王朝控制，“莫猺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全唐诗》，3962页）。表现在于他们不向中央政府负担赋税和徭役。叙述畲族历史的《高皇歌》和《祖图》中多次提到了畲族耕种山田不纳税的情况，《高皇歌》有：“好入潮州凤凰山，不用纳粮亦是闲；犁田三尺无粮纳，正是狗王子孙山”；“住了潮州已多年，自种山田无纳税”。《祖图》载：“我不要平洋田也”，“我要深山空谷居住，永远耕种”，“我免用纳粮供国”。“永免难役，系抚安乐，代代子孙不纳粮税，不与庶民交婚，无占庶民田土，只望青山，刀耕火种，自供口腹，及赐木驽游猎为生，仍有异记，名籍盘瓠原是。”有关史志也有畬民“不供徭赋”的记载。如《宋史·许应龙传》：“（宋）招捕司遣统领官齐敏率师自漳趋潮，截赣寇余党……距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洞僚所聚，丐耕土田，不输赋。”顺治《潮州府志·徭人来潮之始》曰：“凤凰山诸处畬，遁入山谷，不供徭赋”；同书《輋户、蛋户》载：“（輋户）不供赋也”；吴震方《岭南杂记》卷五亦载：“潮之西北山中有輋户者，依山而处”，“不供赋也。”檀萃《说蛮·五》说：“潮州山輋……不属官，不属峒”。这在宋诗中也有所反映，从宋诗来看，畬田的税收不是全无就是很轻，所以有“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vi]的诗句，即使要象征性的收起税收，税收额也很小，“官输甚微。巫山民以收粟三百斛为率，则用三、四斛了二税。”税率不及百分之一，所谓又有“税亩不什一”的说法。[vii]所以张孝祥又有“赋少畬田热”的说法。或许正是由于畬民不向中央政府负担赋税和徭役，所以历史上又将其称之为“莫徭”，即不负担徭役之意。《隋书·地理志下》卷三一：“长沙郡又杂夷蜑，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畬田民族由于没有税收或者税收很轻，所以征税的依据，田亩的数量往往不被重视，每年开始畬田时，“但以百尺绳量之，曰某家今年种得若干索，以为田数。”所以有“山田不知畎亩”、“ 各愿种成千百索”[viii]之说。 第五，唐宋时期有关“畬田”的诗歌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特征也与后来畲族有相似之处。如唱山歌。畬民能歌善唱，在集体劳动中，他们总要借助于山歌来助兴，平日也是“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这也和后来的畲族有某些相似之处，山歌在畲族人民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婚丧嫁娶都离不开唱山歌。 从唐宋有关诗文的记载来看，莫猺畬民还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与汉语并不相通，当汉人向畬民问路时，总要遇到语言上的障碍，常建“空灵山应田叟”中有“泊舟问溪口，言语皆哑咬”的诗句。他们在劳作时，“鼓噪而作”，“援桴者，有勉励督课之语，若歌曲然”。汉人因不懂畬民的语言，便认为畬民所唱山歌是“空有歌声未有词”。畬民因刀耕火种的需要，畬刀是最重要的农具，畬刀也就成为畬民最为贵重的物品，而后世畲族也有“嫁女以刀斧赀送”的习俗。[ix] 综上所述，畬田虽然是历史上许多农耕民族所共有的生产方式，但唐宋时期有关畬民的史料却与后来的畬田民族，特别是畲族，多有相似之处。 四、从畬田和经济重心南移看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 畬田刀耕火种，不仅对所砍伐的林木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而且由于火势难以控制，还会殃及四邻，破坏整个生态环境。刘禹锡《畬田行》诗中对畬田破坏环境是这样描述的：“何处好畬田，团团缦山腹。鑚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惊麏走且顾，羣雉声咿喔。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夜色不见山，孤明星汉间，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全唐诗》，3966页）从汉族地区来说，畬田对于环境的破坏作用至少在宋代已有深刻的认识。大中祥符四年，北宋政府对畬田做出规定：“火田之禁，着在礼经，山林之间，合顺时令。其或昆虫未蛰，草木犹蕃，辄纵燎原，则伤生类。诸州县人畬田，并如乡土旧例，自馀焚烧野草，须十月後方得纵火。其行路野宿人，所在检察，毋使延燔。”[i]虽然在法律上还允许火田的存在，但对火田的时间作出了规定，必须在十月收获以后才可以火田，这与畬民在春季放火烧畬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这个禁令除了说明，当时政府已经认识到畬田对于环境的破坏之外，对于一些名义上归其统治之下的一些畬田民族，并无行政约束力。 畬田对于环境的破坏，直接表现为土壤肥力的衰减和产量的下降。畬田最初多为处女地，一般比较肥沃，所以尽管耕作方式相对落后，经营也相当粗放，但首种当年产量却不低。唐宋时期的诗文中也多有反映。刘禹锡《畬田行》曰“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馀金。”张淏《云谷杂记》中也提到：“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灰，即灰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畬田的第二年产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杂草树木在经过头一年的砍烧之后，新生的杂草树木砍烧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在不费太多力气的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收成。王禹偁“畬田词二”提到：“莫言火种无多利，树种明年似乱麻。自注云：种谷之明年，自然生禾，山民获济。”[ii]史书中就有畬田中嘉禾生的记载。[iii]然而，进入第三个年头之后，产量就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被迫重新选择新的山地进行砍烧。因此，迁徙成为畬民生活的主题。王禹偁诗中“种了南山种北山”既是原始互助合作的表现，也是畬民在附近地区迁徙的反映。居住分散就是迁徙的结果。 唐宋时期，或许是在畬民居住的附近地区还有大量的处女地可供年年砍烧，所以迁徙的记载相对较少，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数百年的砍烧之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因此迁徙更为频繁。史志中有关畬民“随山种插，去瘠就腴”[iv]的记载，俯拾即是。如《永春县志》：“耕山而食，率二三岁而徙”。《霞浦县志》：“耕山而食，去瘠就肥，率数岁而一徙”。《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畬民……随山迁移，种谷三年，土瘠辄弃之。”而随着迁徙频率的加大，范围的扩大，环境破坏的深度和广度也就越来越大。 唐宋以后，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个方面是，畬田民族出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压力，要不断地向外迁徙；另一方面，经济重心南移，畬民聚居地区外来人口不断增加，要不断地开辟新的耕地，对于畬田民族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结果是畬汉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紧密，冲突越来越频繁。据统计，从唐代中后期到明代中期，福建的泉、漳、汀、建四州的人口增长率大于1000%，[v]是当时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而正是这个地区出现了最早的所谓“畬民之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