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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主要指小麦）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有1/3以上人口以麦子为主要食粮。在各种农作物中，麦子栽培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在中国，其重要性也仅次于水稻。麦子起源于亚洲西部。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早已进入到农耕文明阶段，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北方则以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为主。现在看来，麦是在中国人种植稻、粟之后四千至六千年乃至更晚之后才出现在中国的。就黄河流域而言，麦的进入甚至比稻还晚。麦子对于中国原有的粮食作物稻、粟来说是一个后来者，对于稻作区和粟作区来说则是闯入者。这个后来闯入者是如何喧宾夺主取得现在这种一谷之下百谷之上的地位的？从它的本土化过程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话题。 1、 麦子本土化所遇到的障碍 大约5000年前，麦子最先进入的是中国的西北地区。麦子来到北方之后，面临着最大的不适应便是干旱。麦子虽然属旱地作物，但和原产中国北方的其它旱地作物相比，要求有较好的灌溉条件，在这个条件不能满足之前，一般都是选择低地种植。因为水往低处流，低地墒情会相对好一些。北魏时有一首民歌：“高田种小麦，稴穇不成穗；男儿在他乡，那得不憔悴。”意思是说，在水分不足的高田上种麦子，没有好的收成。 而当麦子在距今170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中国南方之后，情况正好相反。南方雨水充沛，地势低洼，最大的障碍不是旱而水，特别是在稻麦二熟地区，水稻在收割之后，为了能及时地种上麦子，必须及时地排干稻田中的水分，因此，排水成为在南方稻田上推广种麦的关键。同时种稻和种麦之间还存在季节上的矛盾。这个问题和土地所有制结合在一起就更加复杂了。宋代以后，政府为了鼓励种麦，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所有稻田上种麦的收成全部归客户所有。这样一来，有些 地主担心种麦会影响种稻，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不允许佃户种麦。 也许对于具有悠久农业历史和先进农业技术的中国人来说，改造自然环境使之适应麦子的生长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种麦利益的分配对于强调以“和以贵”的中国人来说，协调起来也不是个大问题。影响麦子本土化的更大的阻力来自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是随着农业的形成而形成的。北方由于自古以来以种粟为主，小米成为北方人的主食，南方以种稻为主，大米成为南方人的主食。我是南方人，从小吃稻米长大，尽管在北方工作生活已有十几年了，但我还是习惯于吃米饭。其实象我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就有许多。 例一：宋代著名的文人欧阳修、科学家沈括，他们以南人而居住北方，他们到了北方以后最不习惯的就是北方的饮食。苏辙（苏东坡的弟弟）的经历最有典型，他在一首诗中说到自己小时候吃稻米惯了，老来居住在北方，稻米供应不足，整整五年，被迫改用面食简单填饱肚子，但还是对稻米念念不忘，每天早晨用稻米煮点粥吃。北宋时汴梁（开封）开了一些南食店，就是为这些江南来的士大夫准备的，因为他们不习惯吃北方的食物。 例二、南宋初年，金军攻宋失败北撤，宋军本该乘胜追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上，功败垂成，其实当时金在撤退时，丢了堆积如山的小米，只是因为福建、江浙人所组成的宋军，不习惯食小米，而活活地饿死了许多人。 同样，没有米食习惯北方人，也不习惯南方的稻米。 例一：宋仁宗时，河北发大水，老百姓没有吃的，政府开仓放粮，从太仓中发放稻米六十万斛，来赈济灾民；有人认为北人不习惯吃稻米，便从本地拔出小米四十万石以代之。 例二：宋室南渡之后，当时北方人聚集的临安（今浙江杭州），面食种类不下汴梁。仅蒸制食品就有五十多种，其中大包子、荷叶饼、大学馒头、羊肉馒头、各种馅饼、千层饼、烧饼、春饼等都是典型的北方面食。这是人口流动的结果，更是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惯使然。现在北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小的店铺打出杭州小笼包的招牌，根源可能就在南宋。 上面这些例子，主要是发生在食小米和食大米的人群之间。大米和小米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粮食，但加工食用方法基本上相同，即蒸煮之后，作成饭或粥食用，但食用者尚且不能彼此习惯。相比之下，外来的麦子就更难为中国人所接受。 古汉语中经常用“麦饭”形容生活的艰苦朴素。历史上，有人用麦饭请客遭到客人拒绝。有人不吃米饭，而专吃麦饭，被看作是一种怪异的行为。当官的吃麦饭，被视为“清廉”。作子女的以“食麦饭”来向母亲表示哀悼；有人把米饭留给自己吃，而将麦饭让给长辈吃，被骂为“不孝”。在宋代江西抚州，麦饭在食用者看来，甚至连喂猪喂狗的碎米都不如。 尽管最迟到西汉时期就已有了面食，使得麦子的食用品质大大改善，但面粉加工业的滞后，加上王公贵族的垄断，特别是面粉加工业与其它生产的矛盾，以及小麦的品种问题，使面食的本土化远远落后于麦子种植的本土化。由于面粉加工业的落后和品种没有跟上，真正能吃上面食的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大多数人还只能以麦饭为食。 即使是后来的品种及加工业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长期习惯于一种主食的人，对于另一种主食也很不习惯。这主要表现在食后的满足感和耐饥程度上面。上海松江民间有句谚语：“吃煞馒头不当饭”，这对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农业来说自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对于南方地区来说，人们自然更多地选择食而耐饥的稻，而不是麦。 除了饮食习惯和经济上的考虑以外，影响麦子本土化的另一个障碍可能还来自人们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中麦子不及小米和大米。今天的中国北方人仍然有“小米粥大补”的观念，每当家中有病人或有人食欲不振，便想到要熬点小米粥，同样情况下，南方人会用稻米煮点稀饭吃吃。这是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经验或习惯，但在这个经验或习惯中偏偏不见有麦或面食，原因在于历史上中国人认为麦是有“毒”的。麦毒会引起“病狂”，还会导致一种名为“风壅”的疾病，甚至被视为“杀人之物”。古人认为，治疗麦毒最有效的办法是多吃萝卜，但萝卜并非四时皆有，所以又想出了唱面汤的办法。北方人在吃过面食之后，接着要唱煮面汤，古人认为此举“能解面毒”，今人称为“原汤化原食”。随着时间的推移，麦毒的观念在北方人心中可能很早就消失了，原汤化原食至多被人们理解为，唱点面汤有助于消化。但在南方，麦毒的观念却有根深蒂固一些。古人认为，南方由于霜雪少，种出来的麦子有毒，只能少量食用。 饮食习惯极大地制约了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宋人黄震提到过这样的事，江西抚州人常年吃白米饭惯了，不爱吃麦饭，认为麦饭粗糙。既不肯吃，所以就不肯种。祖父没有种过，儿子孙子连什么是麦都不认识。这种情况在南方地区是很普遍的。它成为南方发生小麦生产的主要障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