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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水治田技术的进步 上述宋代两浙、福建等地的塘陂修筑技术进步，加速了水田的开发、整治，使大片斥卤之地成为良田，体现了治水治田的一致性。但是治水与治田结合的典范当推浙西太湖地区的治理工程。 1．郏氏父子和单锷的治水治田理论 北宋熙宁三年(1070)昆山郏宜上水利书，详陈太湖地区治水治田的建议：“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然自唐末以来，经营至今，未见其利者，其失有六。”这六失的要点是：一、苏州东面、北面出海、出江水道皆有百余里，“近三四十里地形颇高”，水退时东面、北面诸浦之水反而倒流；二、治水与治田未能兼顾；三、诸浦虽有决水之道但未能使水必泄于江；四、治苏州之水不在望亭堰兴废；五、苏州水泄原因在于松江盘曲不畅；六、围湖成田影响湖水容积之说为片面之辞。 郏亶的六得要点是：“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迹，治田有先后之宜，兴役顺贫富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因为昆山之东有岗陇东高西下，常熟之北地势也北高南下，形成高田患旱，水田患水，故应既治旱又治水。至于古人蓄泄之迹主要指苏州东北之岗陇高田本由岗门、堰门、斗门拦水灌溉，后因岗堰斗门破坏，塘不蓄水，岗东高田变为旱田；另外水田靠浦泄水以免被涝，所谓“纵浦以通江，又为横塘以分其势，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内，有圩田之象”。以后也因堤防坏，水乱行于田间，可见堤堰即固田之防。第三得即为郏亶的治水治田主张之一：“凡所谓高田者，一切设堰潴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谓经界沟洫，使水周流于其间以浸润之，立岗门以防其壅，则高田常无枯旱之患，而水田亦减数百里流注之势，然后取今之凡谓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罢去。其某家经某家浜之类，循古今遗址，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上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也，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水可排而必趋于江也。”此外，郏直还主张把松江的弯曲部(槎湖、金灶、子浦) “决之使水必趋于海”。 郏亶在分析了苏州治水治田六失、六得之后，五论其主张，这五论把上述得失观点包括进去了，所以不必细述，以免重复，但其辩证的治水治田思想，还应予以强调。如他非常注意古人的综合治理思想，说：“古人使塘浦深阔若此者盖欲取土为堤岸，高厚足以御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深阔，水亦因之而流耳，非专为阔其塘浦以决积水也。”既兼顾排水保田(堤岸内为圩田)，又在雨量多时抬高塘浦水位，有利高田灌溉。他又说：“自来议者但知决水，不知治田。盖治田者本也，本当在先，决水者末也，末当在后。”本末倒置才是苏州水利之失。治田之法就是“循古人之迹，五里为一纵浦，七里为一横塘。不过为纵浦二十余条，每条长一百二十余里；横塘十七条，每条长一百余里，共计四千余里”。“塘浦既浚，堤防既成”，则田水高于江水，江水高于海，水流大海自然而成，农田不再被涝[11]。 郏直之说可以说是一个极有科学价值的水利规划，后人对此有极高的评价。郏宜在充分吸收古人及钱氏遗法的基础上，从地形实际出发，把治水治田结合起来，治田又注意旱田、水田并重，形成了有江南特色的治水理论，是古代水利技术进步的一次总结。 继郏亶之后，其子郏侨以父志未竟，辑其说再上水利书。郏侨的《再上水利书》就太湖水出海问题发表了重要看法。他说：太湖古有三江导水人海，“今则二江已绝，唯吴淞一江存焉，疏泄之道既隘”，又因权豪侵占塘浦或在吴淞江中置罾簖捕鱼以遏水势，人海水道不畅。一旦太湖上游水盛，四郡陂塘浦港一片汪洋，千里一白，稍有风势，即浪高数尺，故“吴民畏风甚于雨也”。他反对仅仅开浦泄水的办法，提出：“治水之利必先江宁，治九阳江与宁林江等五堰体势故迹，决于西江。”润州治丹阳练湖决于北海，常州治宜兴涌湖、沙子淹及江阴港浦人北海，以望亭堰分属苏州，绝常州倾废之患，“如此则西北之水不入太湖为害矣”。次则治苏州诸邑限水之制，启吴江之南石塘，多置桥梁，以决太湖，“会于青龙、华亭而人海”。复次则开浚吴淞江。此外于加筑石塘、堤岸阻遏太湖风涛，使宣、歙、杭、睦诸水决人浙江，东南之水不入太湖[12]。这样把止于导江开浦一说扩大为西北、东南改流三说，使西北、东南诸水泄人太湖的水量减少，东北部经松江出口通畅，则太湖苏州区域之水患可免。 郏氏父子的治田治水主张各有侧重，因为郏賣主张以治田为本，因而有一定片面性。郏侨治水主张弥补了其父之不足。另一位太湖治水大家单锷，专于治水，贡献甚巨。单锷的《吴中水利·书》首先对包括郏宜在内的诸家之说提出异议，指出其片面性。他认为西自五堰(胥溪上的鲁阳五堰)、东至吴江岸的水系“犹人之一身也。五堰则首也，荆溪则咽喉也，百渎则心也，震泽则腹也，旁通震泽众渎则脉络众窍也，吴江则足也”。这种纵观全局看待水患问题的方法是对的。他认为问题在于五堰坏而九阳江之水不入芜湖至长江(郏侨所说的西江)，反而东注太湖；吴江阻塞不畅，太湖之水“积而不泄”。百渎及旁穿小港渎，“历年不遇旱，皆为泥沙堙塞，与平地无异”。百渎所过水田因早而禾苗枯死。 单锷的治水治田办法归结为“解决吐纳矛盾，平衡水量收、支、蓄三者的关系”。首先，如郏侨所言，设法恢复五堰以分宣、歙、池、九阳江之水，使之经芜湖入长江。他说：“由五堰而东注太湖则有宣、歙、池、广、溧水之水，水苟复堰，使上之水不入于荆溪，自余山涧之水宁有几耶?比之未复，十须杀其六七耳。”上游之水减去十之六七(分流向芜湖人长江)，自必缓解太湖这个“腹”部的压力。其次，“开夹苎干、白鹤溪、白鱼湾、塘口渎、大吴渎，令长塘湖(又名长荡湖)、涌湖相连，泄西水人运河．下斗门人江”。使西北之水不入太湖。复次，鉴于庆历二年(1042)因运粮之需，修筑了五六十里的横截吴江江流的堤岸，以致太湖之水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先开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其所涨之沙，然后以吴江岸凿其土为木桥千所，以通粮运”。又开下游白蚬、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华亭、青龙人海。就是说，疏通吴江东泄水道，建桥拆堤，使太湖之水顺利人海。再次，疏浚太湖周围塘、浦、沟、渎，使整个水道系统通畅，有利蓄泄，增强抗旱防涝能力。如百渎及其旁支淤塞问题，嘉祐中邑尉阮洪鸠工疏导二十九条港渎，“是年大熟”，所以单锷认为“宜兴所利非止百渎而已”，还有蠡河、孟泾均可照此办理。又如东南出海口问题，熙宁间，“殿丞刘悫相视苏、秀二州海口，诸浦渎为沙泥壅塞，将欲疏凿，以快流水”。但刘悫担心海口诸浦疏通后，东风起时海水会倒灌民田。单锷对他说：“地倾东南，百川归海。古人开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为置诸浦耶?百川东流则有常，西流则有时，因东风虽致西流，风息则其流亦复归于海。”[13] 由此可见，从郏直、郏侨父子到单锷的治水治田之说经过了一个完善的过程，治田必先治水，治水为了治田，终于形成后人公认的治水治田理论和一系列技术对策，对促进江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