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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用发展双季稻的方式来弥补由于肥水条件欠佳所致的产量低下，势必引起更大的肥水问题，因为双季稻对于肥水的需要量要远远大于单季稻，而双季稻产量之所以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地力不足，因为双季稻必须在肥水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较好的收成，所谓“非土力有余沃不能全也”（明弘治《温州府志·土产》，[12]，254页）。倘若地力不足，农民不会因小利吃大亏。明崇祯《松江府志》引徐光启《农遗杂疏》云：“其陈根复生，所谓稆也，俗亦谓之：二撩。绝不秀实，农人急恳之，迟则损田力。”（[12]，57页）例如江西南昌等地在宋代就有再生稻的明确记载，但到民国时期，仍然没有得到推广，原因是“稻孙米颗细而坚，罕蓄之者，不欲尽地力也。”（[12]，314页）在地力不足的情况下，不仅双季稻得不到发展，就是稻麦二熟等也受限制。有些地方虽然早稻有收，但受旱涝影响，晚稻却不能按时播种。 双季稻产量不高还有季节和劳动力矛盾上的原因。连作双季稻系在早稻收获之后，再进行整地和移栽的，由于早稻收获之后，晚稻的有效生产时间十分有限，因此必须抢收抢种。但由于劳动力短缺，农时往往得不到保证，结果是晚稻的产量得不到保障。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后来发展双季稻的主要问题。《抚郡农产考略》：“凡二遍，迟至立秋栽，则不成熟。谚云：立秋栽禾，够喂鸡母。言其得谷少也。”（[20]）乾隆江西《龙泉县志》：“翻稻，早（一作中）稻刈后始种，然气候早寒，则秀而不实。”（[12]，328页）这也就限制了双季稻的发展。 畜牧需要是双季稻不能推广的另一个原因。自先秦开始，中国农区就有秋后放牧的习俗，即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王居明堂礼》载：“孟冬命农毕积聚，继放牛马。”[⑱]作物在收获之后，由于谷物已经归仓，不必担心牲畜的践踏，同时收获时所遗留下的残茬、余穗等物，特别是水稻在收割之后，在其基部所萌发出来的所谓“稻孙”即“再生禾”等，也为牲畜提供了一些可食之物，而牛畜等所遗粪便又是田中难得的有机肥料。于是，庄稼收获之后放牧是历史上一种普遍的作法。这种习俗必然同多熟制的发展相抵触。清初湘西和湘南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乾隆以前，湘南、湘西地区每年七八月间获稻之后，八九月间便有抛牛之俗，即在早稻收割后，放牛于野，不加管束，这样，“稻孙”被牛食尽。而作为农家则必须在白露节以前，将田中所有作物收获归仓，以免遭牛群践踏而无收。这就限制了晚稻等后作发展。直到清乾隆年间，湖南衡阳等地的晚稻仍然非常之少([12],410页)。多熟制的发展必然要以牺牲畜牧业为前提，但在中国农区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37]。 由于上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多熟制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休闲耕作制度。休闲自古以来就是恢复地力的一种方式。对于宋代的农民来说，这不仅是一项传统，也是在实践中所取得的一种认识。宋人发现，在一些新开垦的地方，往往有较高的产量，这引起了他们对于地力一种看法。宋廷南迁之后，江淮之间成为战场，人口大量外流，田地出现荒芜，但在战争间隙，南宋政府也曾组织较大规模的屯田开荒，开荒往往能取得较好的收成[⑲]。在此之前，苏东坡在自己的实践中就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吾昔求地（一处为田）蕲水，田在山谷间（者），投种一斗，得稻十斛。问其故云：连山皆野草散水（一处为木），不生五谷，地气不耗，故发如此。吾以是知五谷耗地气为最甚也。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谷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泽，人收其利，岁以为常。至五年，谷渐少，而农事益修。盖久不生谷，地气无所耗，蕰蓄自发而为野蚕、旅谷，其理明甚。”[38]欧阳修也有这样的认识, “乆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⑳]， 基于对于地力的认识，苏轼主张休闲地力。“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余。其田美而多，则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余，则种之常不后时，而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实，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亩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锄耨铚艾相寻于其上者如鱼鳞，而地力竭矣。种之常不及时，而敛之常不待其熟。此岂能复有美稼哉？”[39]其实，休闲不仅在一些人口相对稀少，耕地相对富余的地区存在，就是在一些人多地少，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同样存在，如，“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14]，2371页）洪水淹没导致休闲，有益于地力恢复，同时淹没所留下的淤泥也有肥田之效，这就是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原因，也是休闲耕作得以在经济、技术较发达地区得以存在的原因。同时也是部分地区水利年久失修的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休闲的作法只是在苏州等地的一些地势低下的采用，在地势较高的所谓中高之地，还是以连年种植为主，所以有“中高不易之地”（郏亶之子郏侨语）的说法([14],2377页)，但并不是双季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