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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虽然河洛地区屡次遭受战火的洗劫，但国营饲养业仍有所发展，西晋时即有官营的养猪业、养牛业和养马业。晋愍怀太子“尝从（武）帝观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帝嘉其意，即使烹之。”（注：《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愍怀太子与武帝所观的“豕牢”，很有可能是国有的。晋惠帝闻听百姓多饿死，所说的“何不食肉糜？”（注：《晋书》卷4《惠帝纪》。）可能是官府仍养有许多猪而供给皇室，故而惠帝会发此语。西晋官营养牛业的发展，见诸《晋书》卷26《食货志》，咸宁元年(275)十二月，杜预上疏言： “臣前启，典牧种牛不供耕驾，至于老不穿鼻者，无益于用，而徒有使士谷草之费，岁送任驾者甚少，尚不复调习，宜大出卖，以易谷及为赏直。”诏曰：“孳育之物，不宜减散。”事遂停寝。问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种产牛，大小相通，有四万五千余头。苟不益世用，头数虽多，其费日广。……今徒养宜用之牛，终为无用之费，甚失事宜。东南以水田为业，人无牛犊。今既坏陂，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吏士庶，使及春耕。……其所留好种万头，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属养之。人多畜少，可并佃牧地，明其考课。此又三魏近甸，岁当复入数十万斛谷，牛又皆当调习，动可驾用，皆今日之可全者。这段史料的内容告诉我们，政府所辖的养牛业有45000头种牛，分布于三魏地区。三魏据《水经注》卷10《浊漳水》：“汉高帝十二年(195)置魏郡，治邺县，王莽更名魏城。后分魏郡，置东西都部都尉，故曰三魏。”三魏地区虽然远离洛阳，但毕竟与河洛地区毗邻，故《晋书》云：“三魏近甸”，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官府对国营养殖业的重视。 曹魏时中央政府主管国营畜牧、养殖业的官员为太仆，下设乘黄厩令、骅骝厩令、典牧令、牧官都尉等（注：《三国会要》卷9《职官上》，中华书局，1956年3月第1版，第145页。）西晋基本沿魏制，太仆下设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车府典牧，乘黄厩、骅骝厩、龙马厩等令。典牧又别置羊牧丞（注：《晋书》卷24《职官志》。）。从前揭文知典虞右典牧主管三魏地区的养牛业。 北魏是河洛地区国有畜牧业迅速发展时期，其最主要的标志是在该区建立了河阳牧场。为了明了河阳牧场在北魏畜牧业中的地位，我们首先对河阳牧场建立前的三个牧场作一回顾。其一为建于天兴二年(399)的代郡畿内牧场；其二为建于神＠③二年(145)的漠南牧场;其三为建于始光四年(427)的河西牧场。河阳牧场始建于孝文帝迁洛之时，《魏书》卷44《宇文福传》：“时仍迁洛，敕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牧场建立之后，“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这一牧场到魏收撰《魏书》时，仍被称作“马场”。可见到北齐中叶仍有一定影响。北魏政府设置河阳牧场一方面是为了京师洛阳的军事需要，另一方面是欲借之满足居民对畜牧产品的需求，《魏书》卷100《食货志》： 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寇所盗掠焉。由之而知，河阳牧场的牲畜来源，主要是河西牧场，而且拥有十万匹军用马，是重要的战略基地，拱卫着京师洛阳的安全。除河阳牧场外，河东还有一个小牧场，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十一月，“河东蜀薛永宗聚党盗官马数千匹，驱三千余人入汾曲，西通盖吴，受其位号。”到次年正月方才平定。（注：《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薛永宗能在河东盗马数千匹，说明这里有一定规模的畜牧业。孝文帝的太子恂，乘孝文帝巡幸嵩岳之际，曾“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注：《北史》卷19《孝文六王·废太子恂传》。）可见当时牧马使用的广泛。北魏太和十年(494)定官制以前，管理国有牧场的官员非常繁杂，且与河洛地区所建国有牧场无关，兹略而不述。河阳牧场建于北魏孝文帝重定官制之时，在中央政府设有太仆卿（二品上），地方则设典牧都尉，到太和23年(499)重定官制时，太仆卿为三品，太仆少卿为四品上（注：《魏书》卷113《官氏志》。）。北魏政府对畜牧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设官员管理，而且多次颁发有关诏书保护牛马。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六月庚午，禁杀牛马。”（注：《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到其子宣武帝永平二年(509)进一步将这一禁令制度化，“十有一月甲申，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注：《魏书》卷8《世宗纪》。）将禁令从牛马扩大到所有的牲畜。到孝明帝时，因为天下长久太平，可能杀牛食用者颇多，乃于熙平元年(516)“秋七月庚午，重申杀牛之禁。”（注：《魏书》卷9《肃宗纪》。）伴随着北魏王朝的衰亡，河阳牧场的马匹也多流散以致于天平初年迁邺之时，为了解决军用马匹，甚而“收百官马”，自“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有的官员甚而乘牛车抵邺（注：《魏书》卷82《常景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