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最有影响的是“华南说”和“长江中下游说”,此二说现今有了考古学支持。在广西桂林甑皮岩、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浙江浦江上山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均发现有距今10000年以前的近栽培稻或古栽培稻遗存,说明稻作农业已不是偶发现象。现在尚没有证据表明华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存在着传播关系,笔者认为很有可能两地是各自独立完成稻作农业栽培的。 幅员辽阔的中国,由于地理纬度差别较大导致光照、气温、降水等的南北差异,长期以来形成了“南稻北粟”的传统农业格局。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族群的流动和区域文化的交流,作为重要经济支柱的农业作物也开始传播。起源并种植于南方地区的稻作农业按照一定的轨迹,以接力棒的形式向北方传播,不仅丰富了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业种植种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也最终促使中国的稻作农业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稻作农业在江淮以北地区的发现 江淮以北地区,在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山东等史前遗址中均发现有稻作农业,再北的辽宁也发现有约略于商代的稻作农业。江苏地区如长江、淮河之间的高邮龙虬庄北辛及大汶口文化遗址,连云港二涧村北辛文化遗址,新浦和连云港之间的朝阳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连云港腾花落、赣榆的盐仓和后大堂龙山文化遗址等均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腾花落同时发现有水稻田。安徽地区如蒙城尉迟寺大汶口至龙山文化遗址,另在淮河流域五河壕城镇新石器文化遗址和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肥东、含山、潜山等地也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遗存。山东地区,在兖州王因、蓬莱大仲家、莒县集西头和段家河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稻作遗存;在日照尧王城和两城镇、五莲丹土、滕州庄里西、栖霞杨家圈、胶州赵家庄、临淄桐林、荏平教场铺等均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在胶州赵家庄遗址还发现有稻田的植硅体证据。辽宁地区,在大连大嘴子三期文化,即相当于商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稻作遗存;据闻在大连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文家屯遗址发现有该时期的稻作线索,由于该遗址的发掘是60年前的事,而且在24个样本中仅有1个样本发现了水稻的植硅体,故该发现是否能够确认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辽中地区,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勿欢池镇东发现一处广达百亩的高台山文化时期的水田,当是稻作农业遗存。河南地区,在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稻作遗存;在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渑池仰韶、三门峡交口和淅川下王岗、内乡小河、社旗潭岗等仰韶文化遗址以及淅川黄楝树屈家岭文化遗址均发现有稻作遗存;在邓州八里岗发现有从仰韶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稻作农业的植硅石证据;在驻马店杨庄、禹州严寒、汝州李楼、登封王城岗等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有稻作遗存;同时在新密新砦、洛阳皂角树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山西境内,仅在襄汾陶寺、太原东太堡庄等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陕西境内,西乡何家湾和李家村、华县泉护村、户县丈八寺等老官台文化遗址,扶风案板龙山文化遗址均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甘肃境内,仅在庆阳仰韶文化遗址内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