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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水稻产量一般是亩产二到三石，个别地区可达五、六石 。张履祥在《补农书》卷下里说，桐乡“田极熟，米亩三石，春花（麦）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下路湖田，有亩收四五石者”。看来亩产二、三石是比较一般的产量，亩产五、六石已是高产田了。明亩一亩当今○·九市亩，一石当今一·○七三七市石 。若以亩产米二石半计算，则一市亩的土地可产米三市石弱或谷四·二六市石，可见明代的单产已比前代提高了。由于耕地面积扩大和单产提高，粮食的总产量也不断增加，永乐年间“天下本色税粮三千余万石”，“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这么多的仓储粮食，自然是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从农民那里搜括来的。 清初生产凋敝，土地荒芜。当时，清统治者从其利益出发，也推行了令民垦荒的政策。“顺治初元，令山西新垦田免租税一岁；而河南北荒地九万四千五百余顷，允巡抚罗绣锦言，俾兵课垦。二年，顺天行计兵授田法，每守兵予可耕田十亩，牛具、籽种官资之。又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满兵，给无主地令种。” 除此以外，秦、豫、庐、凤等地先后著令准垦。内地以外的一些边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岛、台湾等省都实行了鼓励开荒的政策，边疆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垦地面积也有了扩大。以东北地区来讲，原来吉林乌拉地区，主要是八旗贵族和一般旗人的占有地。后来由于关内流民大量进入该地区，八旗贵族和一般旗人就利用这些流民进行开荒，耕地面积也因而增加。 清初，在水利兴修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水利工程较多是在康熙朝进行的。明末清初，黄河下游堵塞，多处决口，黄、淮合流，两岸农田受到严重灾害，运河交通也受阻塞。康熙时大力修治黄河，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采用疏导和筑堤的办法，组织广大民工用了十年的时间终将黄、淮故道逐渐修复，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减少了水患的威胁。康熙时广大劳动人民还完成了对永定河的修浚工作。永定河原名浑河，在北京附近，含沙量多，极易泛滥。康熙五十二年（公元一七一三年）对它进行修浚，主要工程是开掘了一道二百余里长的新河道，使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时修筑江浙海塘也是保护农田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其它各地，劳动人民也都兴修了不少水利事业。 入清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也逐渐扩大。清初的耕地面积比明末降低很多。明末崇祯年间 （公元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耕地为七八三、七五二、四○○亩，清顺治十二年 （公元一六五五年）下降到三八七、七七一、九九一亩，后来又逐渐上升。康熙年间（公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恢复到六、七亿亩。雍正二年 （公元一七二四年）又提高到八九○、六四七、五二四亩。鸦片战争前不久的嘉庆十七年（公元一八一二年）又有降低，为七九一、五二五、一九六亩 。在耕地面积增加的同时，人口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顺治十二年的人丁数是一四、○三三、九○○。需要注意，这里的数字是成丁（十六至六十岁的男子）数，而不是人口数。若以每家五口，有一两个男丁计算，则总人口数约为四、五千万。康熙年间的平均男丁数约为二千一、二百万。雍正二年，成丁为二六、一一一、九五三人，总人口约为八、九千万。乾隆十八年人口超过了一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公元一八三三年）又猛增到三九八、九四二、○三六人。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的这两百年间，耕地增加了约一倍，而人口却增加了七、八倍，人口的增长速度远高于耕地的增长速度。清初以来，虽耕地面积有所扩大，但若以每人平均亩数计算，则不但没有增加，相反地还在不断减少之中。 关于清代的粮食亩产量，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中说：“苏民精于农事，亩常收米三石，麦一石二斗，以中岁计之，亩米二石，麦七斗……。”清一 石合今一·○三五五市石 ，一亩合今○·九二市亩。依此计算清代苏州一带丰年每市亩可产米三·一石（折谷四·四市石），麦一·二四市石。中年可产米二·○七市石、麦七斗二升强。江南土地肥沃，中原地区的亩产当较此为低。大致在江南、湖广、四川的好田，产量一般可达两三石。但也有产量更高的，如湖广的黄梅、荆州，江浙、福建的某些地区，上田可亩收五、六石至六、七石。湖广从明末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