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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赋役租税制度与重大变革 与田制改革相比，赋役租税制度的变化与改革要频繁得多，丰富得多。 前面说过，战国时齐国首先进行“案田而税”的税制改革，实行“二岁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的政策。此后各诸侯国纷纷效仿。秦统一中国伊始，秦始皇不是着手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而是继续推行对外举兵征伐，对内大兴土木，筑长城，修宫殿。因此秦朝的短命就是势所必然了。秦代赋役繁苛、驱民急迫、兴作无度的前车之鉴，使西汉立国后，着力推行重农、崇俭、轻徭、薄赋的政策，与民休息，无为而治。 刘邦即位后，“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田赋只征收农民收获量的1/15。后来进一步减少到三十而税一。遇上天灾或天子巡幸，还有减免田赋的情形，此后直至东汉，三十而税一的税制基本没有变化。人口税包括口赋、算赋和献费3项。口赋是小孩税，规定14岁以下小孩，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口赋20钱；算赋是成年税，15岁以上者，不分男女，每人每年交算赋120钱，称作一算。商贾与奴婢加倍。为了鼓励生育，增加人口，还规定女子16岁至30岁不出嫁，人纳五算。献费名义上是地方官及外封的诸侯征收以献给皇帝的，但地方官往往借机搜刮，民不堪命，后来刘邦干脆规定每人每年出63钱贡献给皇帝，这么一来献费也就成了人口税的一种。徭役有更卒、正卒和戍卒3种。更卒指农民每年要在郡县服一个月的劳役，若本人不能亲往服役，须交钱两千钱，称为践更。每丁男每年还要戍边3日，不能履戍者人纳三百钱入官，称为过更。实际上是不可能每人都去戍边3日的，所以过更也演化为一种固定的人口税。兵役有正卒和戍卒两种。正卒是指丁男服役于郡县的地方兵，每丁一生服一年；戍卒是指屯卫京师的兵役，也是每丁一生服一年。这是封建社会初期的税赋、兵役负担情况，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我们写得详细一些。如果是无地的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就要交纳地租。史书记载，当时的地租多为实物租，租率大多是收获物的一半，即对半分成租。 三国曹魏取消口赋、算赋等人口税，改征田赋和户调，田赋固定为每亩征4升，户调为每户征绢2匹，绵2斤。西晋类此而税赋略重。东晋初时，度亩计税，比较合理。但由于常常发生大地主“豪右逃税”，使国库“算度田税米，空悬五十余万斛”。实行不久，就不得不舍地而税人，改为征收口税。让地主和无地少地的农民负担同样的赋税，这显然极不合理，于是“境内莫不怨嗟”。北魏至隋，采取的是与均田制相适应的租调赋役制度。基本上是以一夫一妇为单位进行征税。由于它在均田时对耕牛和奴婢也予分田，因此对耕牛和奴婢也都征税。虽然每个农民的税负相对较轻，但它的征税面扩大了很多，所以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增加很多。 唐代前期也实行均田制，其税制基本上与北魏相同，但税额较北魏低。唐代妇女一般不受田也不课税，所以它的税制是以丁男为本的租庸调制。唐立国不久又开征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等征收，自王公及百姓分为九等，上上户征4000文，依次每降一等少征500文，至下下户征500文。地税则规定垦田亩纳2升，其粟、麦、稻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唐王朝就加倍搜括，赋役成倍增加，以至“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源。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到了肆意泛滥的地步。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赋税制度已经完全瘫痪了。 公元780年，唐代著名理财家杨炎向德宗建议并被采纳：罢黜租庸调，改行“两税法”。这是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农业税制改革，其影响所及，甚至到此后1000年的清代。如果说唐初的租庸调制是建立在“以丁身为本”的基础上，那么两税法就是建立在“以资产为宗”的基础上。由于这种税制是要求纳税人（主要是农民）每年在夏秋两次纳税，所以称为两税法。其课税项目，主要是地税和户税。地税按田亩纳米、麦，最初规定每亩纳米（麦）五升至九升五合。户税按贫富等级来定税额多少。官府把居民分为九等户，每3年纳一次大税（多征），常年纳小税（少征）。税户等级3年重核一次。户等的税额今已不知其详。从租庸调制过渡到两税制，对唐代的财政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它规定不论官吏豪富都要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另外，它把此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都纳入两税之中，减少了税吏从中勒索的机会；第三是它明文规定取消劳役征派，克服了搅民误农的弊端。 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利弊参半的。两税法在实施过程中，也曾是流弊丛生，民受其苦。比如，地方税吏在给纳税户进行“估资定等”和“征纳折钱”时，常常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结果是民户贫富颠倒，税等高低错位，不一而足。《资治通鉴》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故事，说的是有一次唐德宗外出打猎，与农民赵氏谈话： （德宗）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至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我们不知上面这个故事是否真有其事。即便有，也只是赵氏幸遇皇上而得幸免，天下万千百姓呢？可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非今天才有，古来已然！“减轻农民负担”也是由来几千年的老问题了。 自唐后期，历五代至两宋，田赋都是在夏秋两季交纳，仍称两税。但其内涵已有不少变化。五代、辽、宋的两税已经变为纯粹的“地税”，复将丁户杂变（调）和职役（庸）从两税中分离出来。宋代在两税之外，更有许多征纳的名堂，加之税吏乘机勒索肥私，税务之黑暗，史不绝书。北宋中期，王安石做过一次很有影响的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许多方面的“变法”，收到了一些效果。辽、金、元三朝，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税制比较混乱，除了在税制条文上大都承袭前代外，其突出之点是劳役征派十分苛重。 至明清时代，赋税制度又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本质上还是在唐代两税法的大框架下进行的改革。明初吏治比较清明，征收的赋役也比较轻缓。正税仍称两税，夏征米麦，叫“本色”，秋征丝绢银钞，叫“折色”，税率较其前的元朝低。正税之外，还有一些杂税和徭役。问题常常就出在这些起初只是作为辅税而设的征派杂徭上。这种征派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化而逐渐增多，到王朝中叶就发展到民怨载道、国将不国的严重地步。于是就得有人出来进行改革，扭转国家的财政危机。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内阁首辅张居正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改革任务。他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一是把前述明初的正税（田赋）、杂税和徭役三项“悉并为一条”，统一征收，删繁就简，故称“一条鞭法”。二是把差徭杂税的“折色银”按一定比例摊入田亩征收。三是田赋一律征收银两。四是废除赋役征收时的“里甲代理制”，一律改为“官收官解”，减少了征收的中间环节。“一条鞭法”是中国封建赋役制度史上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改变了历代将赋、役平行征收的做法，第一次将赋役合而为一，并且规定“一概征银”，使得劳役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弛，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人口的合理流动。同过去的历次改革一样，明代“一条鞭法”的实行也是不彻底的。推行十余年后，即出现了紊乱，多种摊派又死灰复燃，如明末的“三饷加派”，就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立国之初，也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人民负担较轻，经济发展较快，出现了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经济繁荣，史称“康乾盛世”。但是这种状况进到清代中叶就好景不再了。随着国家机器的臃肿和官吏的人浮于事，财政支出的增加大大快于封建经济的增长。在这种场合，最简单的出路就是增加税收，于是农民的负担迅速加重。当时的“正税”并没有增加多少，而各种附加税却是正税的好几倍！加之吏胥官绅的种种勒索，农民的负担就可想而知了。在以农立国的国家，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时代，农民的负担过重，生产就会遭到破坏。民不聊生，何税之有？农民出问题，国家就会出问题，历来如此。这个难题落在了雍正皇帝头上。 曾有过一个收视率颇高的电视剧，叫《雍正王朝》，其中一个片段讲的就是这一次赋税改革的故事。历史发展到雍正皇帝坐朝的时候，中国的税制大体上还是沿袭唐代杨炎发明的“两税法”的基本框架，虽然历朝都根据各自的情况和意愿作了一些修补。明代改得最多，但还是不彻底，漏洞仍然太多。最大的弊端有二：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税制一直采取人头税和财产税平行征收的办法；二是封建政府常常赋予一些有权势、有功名的特殊人物及其家庭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这个享受免税的富有阶级越来越大，以至到后来连普通的乡绅、吏胥和生员都钻进了免税之列，于是乡村中就出现“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的极不合理的现象。雍正的改革被很简洁地称为“摊丁入地”。其实它的内容也像这四个汉字一样简单，就是把过去按人头征收的“丁银”摊到田赋上去。但是这次改革的实施却不是令人愉悦的轻描淡写，因为它要面对的是直接向有田产的富有者加税，向历来享受免税待遇的“既得利益者们”征税！阻力之大，可想而知。而无地的佃农，就不再向国家交纳赋税了，取消了沿袭几千年的人头税。后世有人评说，中国近几百年来人口增长过快，与雍正的取消人头税有关。因为税法上规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老百姓不必担心家里“增丁添口”要纳税了。平心而论，从理论上说，雍正的改革是对的。只有向那些有钱人征税，财产越多，征纳越多，税源才有保证。这显然对封建国家是有利的。当然，到清代后期，纲纪松弛，腐败丛生，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统治阶级敲骨吸髓式的搜刮，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有谁还能记起雍正的“摊丁入地”呢。“大清王朝”也就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要是回过头来扫视一下历史，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大凡是封建王朝立国之初，都能以富民养民为目标，吏治清明，轻徭薄赋，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 接着下来就开始腐败了，文官贪财，武官怕死，贪官污吏，鱼肉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民变四起。于是就进行“变革”，革弊除垢，拯救危亡于一时，国家又出现短暂的“中兴”。再往下，积弊复起，愈演愈烈，病入膏肓，不可救治。旧的王朝就被推翻了，新的王朝起而代之。如此往复更替，绵延春秋几千年。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是由于加重农民的徭赋负担，加上政治腐败，使农民难以承受而产生、兴起的。我们今天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应当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实行正确的轻徭薄赋和富民强国政策，一心一意把国家建设好，管理好。 注：本文摘录自由姜春云主编、人民出版社与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实践概论》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