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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遇有牧区灾荒年，元政府调拨粮食、布帛以赈济。古代草原游牧经济是很脆弱的，遇有大风雪和干旱，往往造成众多牲口的死亡，人民流离失所。而这种现象又以岭北行省最为突出。元代的大一统和元统治者对祖宗发祥地的特殊关注，使他们调动内地力量给予帮助，从而在客观上帮助了畜牧业的发展。如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朔方乞禄伦（怯绿连河）之地大风雪，畜牧亡损且尽，人乏食，其部落之长咸来号救于朝廷，公 （贾秃坚不花）为之请官市驼马，内府出衣币，而身往给之，全活者数万人。”文宗至顺二年 （1331年），“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畜牧多死，民户万七千一百六十，命内史府给钞二万锭赈之。”此类记载在《元史》等史书里很多。元代大漠南北多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而没有造成历史上的严重后果，畜牧业很快可以得到恢复发展，与政府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其六，元政府通过国家力量，使部分农业区与牧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如每年秋末冬初，属官方管辖的漠南牧区的牲畜常就近赶到华北的田野上游牧，当地需负责饲马的粮草，使马、驼、牛、羊等牲畜“殆不可以数计”。此外，当时大漠南北地区已有了农业生产，有的甚至成为半农半牧区，当地的农业也为牧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正是由于元政府采取了如上一系列措施，更兼牧民的辛勤劳动，使元代的畜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大漠草原上出现了牛马羊群动辄数百、数千的景象。如《元史》记载：“元起朔方，俗善骑射，……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当时仅“驿站备马逾三十万匹。”其它记载十万、数十万马羊亦随处可见，可知元代牲畜之多。另外，牧区的人口也有了很大发展，可看出畜牧业为他们提供了物质条件。 元朝畜牧业生产主要在蒙古地区，从这些地区可看出其牲畜饲养品种、养畜技术等。 12世纪末、13世纪初，游牧于和林以东、土拉河、怯绿连河、鄂嫩河一带的蒙古部，主要牧养马、牛和羊，后征服西夏后，盛产于西夏东境（今内蒙古西部）的骆驼，大量输入漠北，并从西夏人民那里学会了驯养骆驼的技术。由此可看出，元代饲养牲畜主要是马、牛、羊与骆驼。 元代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漠北牧人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见于记载的有：骒马倌 （苛赤）、骟马倌（阿塔赤）、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马倌（阿都赤）、羯羊倌 （亦儿哥赤）、山羊倌（亦马赤）、羊倌（火你赤）等。说明不同品种，不同年龄的牲畜都有专人分群放养。延祐年间，据驿卒佟锁住讲，他在漠南蒙古地区为主人牧二岁羊达二千余只。牧人分工的专业化，大规模的分群放牧，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当时上都畜牧蕃息的情景是“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 ，“群牧缘山放，行营散野屯。”由此亦可看出元代畜牧兴旺景象。 元代牧民很注意种畜选配，并精通骟马羊技术。如《黑鞑事略》载：“其牝马留十分壮好者移刺马种外，余者多扇了。”即蒙古族牧民广泛采用的去势技术。同时已根据气候变化选择冬夏不同草场。元代蒙古人放牧“自夏及冬，随地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另元代牧民还摸索出了在南方官牧场牧养马的方法，据《元史·文宗纪》载：“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啖之，则马健无病。” 有论者认为，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实际上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撞击、融合发展的结果。农业文化稳定重土，游牧文化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流动扩张，二者撞击，可以互补融合。由此看来，游牧文化不仅为农业地区提供了牲畜等物质产品，还为农业文化提供了阳刚之气，而元代正是这样一个突出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