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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患。运河是双刃剑，水利与水患只在翻手之间；同享运河之利的同时，淮扬还不得不共同承受运河之患。北宋年间，黄河两次决口夺淮，滞水潴于洼地，横灌高宝诸湖，粗野践踏淮扬二府；南宋绍熙五年(1194)，洪涝狂暴，水涌运河，吞噬淮扬，堵塞运道；明万历六年，黄淮决堰，淮扬成锅底洼，同沦泽国惨境凋敝；清康熙十八年，运河一夜决开五坝，朝来屋顶行船，人畜漂溺无数；乾隆三十九年，黄淮并涨，冲击运河，岸崩水溢，淮扬高宝四城官兵不得不登城附屋避灾。嘉庆十二年下河巨浸，二十四年田禾尽没；1931年洪涝，淮扬人淹死何止十万。“水夷废城蔓草合，云昏遗庙花共寒”，有清266年间，悬在淮扬树梢的运河泛滥百余次，平均每2.5年1次，淮扬人同灾相怜。 同责。治运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斗争史。淮扬人民责无旁贷，筑堰固坝、置闸浚河、去湮泄洪、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共同掀开了厚重的治水一页。 东汉陈登应当是淮扬人休戚与共的代表，他是淮安涟水县人，在扬州任广陵太守。为利泄蓄，他开邗沟西道；为防淮东侵，他筑高家堰30里，成就了“中国水上长城”洪泽大堤的前身。 见证淮扬人同舟共济的还有康乾二帝。河务与三藩、漕运同列大清三大要务，为康乾夙夜廑念。“江南河道总督署”在淮安挂牌，下设“淮扬道”专事淮扬之间防务。康乾南巡，首务全在河工，在淮安和扬州都留下了御闸坝、御码头、御碑刻，他们既为水患猖獗恻然，又为淮扬携手治运欣然，“何年乐稼穑，此日是流通”是他们对淮扬百姓同盟面灾的嘉勉。出于镇水祛灾的水神崇拜，淮扬人还共同创造了运河水神“九牛二虎一只鸡”，牛战蛟，虎斗水，鸡鼓气，这是一支治水集团军。至今，在淮安的洪泽湖边，在扬州的茱萸湾头，那牛那虎那鸡依然翘首茫茫湖天，欲吞万里波涛，而肩胛刻文“铸犀作镇奠淮扬”铁证了淮扬人共赴水难的历程。 盐漕互合 盐与粮，乃食肴之将，国之大宝。而在中国，政治中心多设北方，经济中心多在南方，尤其是明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后，运河盐粮运输便升格成维系朝廷存亡的生命线，因而运河给淮扬带来了盐与漕两大经济板块。江海通津，南北孔道，弥越走蜀，会闽驿吴，淮扬共同做起了漕运与盐务的合掌文章，撑起了中国古代东南经济的大半天下。 扬州——两淮盐运中心，兼兴漕运。扬州盐业自刘濞煮海盐始，一直是东南地区最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1366年，朱元璋设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衙门，常驻扬州。扬州俨然成为两淮盐运的垄断中心，调控六个省份的食盐进销行情，明中叶两淮年行盐近百万引，产盐3.9亿斤，课银60万两；清十一盐区中，两淮盐称老大，岁行160万引，产盐5.8亿斤，盐课居赋税之半，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攸关国计，由多个地域性商帮组成的“扬州盐商”，据清人估计年利达七八千万两，富可敌国，生活奢侈，关注文化，扬州繁华终以盐盛。 扬州不仅能盐艘星驰，而且漕舟云集。漕运，指粮食供给运输。早在汉代，扬州就是漕船的生产基地；唐代，从驻扬的中央直属十大造船场驶出的万艘舳舻，满足了粮食实行分段运输的特殊需要，“江船达扬州入淮”，扬州获得了从江转河的中转第一站身份。北宋转运粮达525万石；清顺康间，通过扬州的漕粮甚至达到全国漕运量的八成之多。象征漕运风貌的古帆船在东关古渡下水了，与尚存的漕河、迎恩桥、广储门一起，诉说着当年扬州作为漕粮金牌转运中心的辉煌！ 淮安——漕运指挥中心，兼盛盐运。至今威势赫赫雄踞淮安的总督漕运部院告诉后世，自明景泰二年起，这个全国最高理漕机构直到1905年裁撤，237位漕督在这里指挥漕运达500余年，宋、明、清间，南漕北运粮年皆高达600—700万石。屯聚粮仓相继沿运河而建，永乐十三年淮安完工的常盈仓，以800间库容，成为运河沿线四大粮仓之一，清在原址建丰济仓，据说是电视剧《天下粮仓》的原型。淮安还是明清漕船制造中心，清江船厂是全国最大内河漕船厂，有82个分厂，工棚18里，年造船560艘，工友近万，当然，木匠蓬匠铁匠灰匠中，不乏来自扬州的能工巧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