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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钟兆文一家，早早就搬到安义县城。他搬去的理由很简单，儿子在外地做生意，孙女在县城上学，需要老人照顾。 办丧事期间，南坑村出现过短暂的人气兴旺。钟兆文是南坑村的长辈，因此，几乎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回村里帮忙。一些近亲的年轻小伙子也赶回南坑。 钟兆武还记得，当时的南坑村，大约有10栋房子开了锁，简单打扫一下，晚上就住下。晚上没事的时候，这些人就凑在一起喝喝酒、叙叙旧、打打麻将。 这是钟兆武久违了的一个场景。他没事时，就到处转转，和大家说说话。他也到集市上打了10斤酒，买了鱼和肉，还在朋友那里借了一副麻将牌，招呼大家到他家喝酒打牌。不少人去了，他就呵呵笑着，忙不迭地给大家递烟。其实，他不吸烟。晚上闹腾到一两点，他一点也不觉得困。 热闹稍纵即逝。他的嫂子安葬后，钟兆武又过上了孤寂的生活。好不容易盼到休息日，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带上妻儿一周的粮食和蔬菜，到城里去看望家人。半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 一到晚上，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回到南坑，照料他那只会发出简单音节的女儿。 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 时间退回到几十年前，钟兆武很难想象到南坑村现在的萧条。那时的南坑，和现在的默默无闻截然相反。当时，南坑是姑娘们争先恐后嫁过来的地方，更因吸引一个上海女知青嫁到此地，而成为四邻八乡热议的对象。 南坑村背靠大山。早些年，山上有很多两个人都抱不住的大树。在大集体时代，这个村子靠着木材加工等副业，集体收入在当地首屈一指。 “到了60年代，我们一个工分最高值两块多钱。别的生产队，一个工分最多才7毛钱。”钟兆武回忆说。他曾做过生产队的会计。 每年年终分红，南坑村的劳力，扣除一些费用后，基本都能拿到500元左右的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的人走出去，都以自己是南坑人而自豪。去公社或者县里开会，一听说是南坑来的，旁人都纷纷投以羡慕的目光。哪家姑娘要是嫁到南坑，一定会有很多人说，她“享福”了。 上海女知青张凤莲当时决定嫁到此地，部分原因也是因南坑“光明的前景”。 1969年，南坑生产队所隶属的合水大队，迎来了一名上海女知青，她被安排到合水小学当民办老师。在这里，张凤莲和南坑一名民办教师相爱。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家里条件并不宽裕。当她了解到南坑村的生活后，认为“留在当地也不错”，就嫁了过来。当然，她更愿意说自己和丈夫的结合，是“因为爱情”。 “人是三截草，不知道哪截好。”如今的张凤莲说。在那个时代，她认定在南坑生活不会比在上海生活差。 和当时南坑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她铆足劲求上进，以图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南坑的历史上，上海女知青张凤莲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她擅长教学，在1980年代初就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她还曾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以及全国妇代会的代表。 在她的努力下，合水的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张凤莲通过关系，为合水村要来了平价的水泥和钢筋。在当时大队的支持下，合水村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小学。 回顾这段历史，张凤莲认为，当时的村子与个人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南坑发展了，南坑人就能受到重视；南坑人发展了，就能让南坑更好地发展。因此，“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那时，南坑也经常有一些招工指标，不过，大家认为当工人不如在南坑当社员合适，因此，基本没有人去。 不仅张凤莲，钟兆武也是这样认为的。在那个年代，钟兆武也曾想象，如果按照当时的节奏发展下去，说不定他也能脱离“农门”，到公社当个干部。尽管他没成功，但他的堂弟钟兆良成功了。钟兆良现任安义县城建局副局长。他从南坑电影队放映员起家，做到合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又做过乡镇的副职，最后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然而，公社解体后，张凤莲所看到的那种相互促进关系逐渐淡了。“现实很残酷。那时，南坑是大家的骄傲；现在，南坑就是一个符号。”时隔多年，坐在安义县城租住的家中，张凤莲唏嘘不已。 另外的变化也在发生。进入1990年代，合水小学的生源一直在减少。先是5个年级减少到3个年级，再后来，连3个年级的生源都困难。在1997年前后，这所小学终于关门。合水村包括南坑村在内的所有学生，都必须到距离南坑村10多公里的乡政府所在地上学。从那时起，合水村有孩子的人家，就开始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通常是丈夫在家干农活儿，妻子陪着孩子，在乡政府所在地租个小房子，就近上学。 伴随着教育衰落的，还有经济上的衰落。南坑的集体收入开始锐减，尽管当时的村干部想尽各种办法为村民增收，但最终未能让南坑“再度辉煌”。 2005年安义县进行封山育林，南坑的收入一下子断了。生活以及孩子教育无着落的情况下，南坑村以及周边村的村民，纷纷开始搬家。 回不去的过去 回不去的家 又是一个寂静的夜晚。不密封的门窗，挡不住小溪的流水声；窗外的两条狗，偶尔叫上一阵。钟兆武眼睛盯着电视，不一会儿打起盹来。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钟兆武一激灵，站起身就接。不小心还碰倒了火盆，他也顾不上扶起。 电话是二儿子打来的。父子二人的对话特别简单。 “爸，吃了吗？” “吃了。” “我明天回家一趟。” “嗯。” “挂了？” “嗯。” 放下电话，钟兆武突然活泛起来。他打开客厅的灯，开始收拾屋子。 客厅中摆满了杂物。前几天，公路上两侧的护栏粉刷，留下一些橘色的油漆。钟兆武便带回家，把一张方桌、两条长凳刷成了橘色。 等一切收拾停当，他便打开院子的灯，用扫帚打扫院子。院子很干净，早晨他刚扫过。打扫完后，他望着黑漆漆的远处，呆呆地站了一会儿。 这个家已经很久没有热闹过了。妻子一走半年，从来没回过家。倒是二儿子有时会带孙女回来，但也仅仅待一会儿，从来没在此过过夜。他几次欲留儿子过夜，哪怕让孙女陪他一个晚上，但他说不出口。老人也清楚，儿子生意赔本，心里烦。 在他的床头，还贴着几张女明星照，以及两个kitty猫的卡通图像，这是大孙女留下的杰作。 这天晚上，钟兆武没有像往常那样，伴随着《新闻联播》的结束曲上床睡觉，而是打开了话匣子，谈起自己的生活。 “连人都没有了，南坑不是一个村子了。”钟兆武叹息道。 2012年的春节，他感触颇深。 正月初一那一天，老钟一家人早早地准备好丰盛的饭菜。早先，他还特意到集市上买了当地比较流行的白酒，就等着晚辈上门拜年。 钟兆武是这一钟氏家族的“兆”字辈，他父辈的“大”字辈已经无人，因此，“兆”字辈就成为南坑村辈分最高的人。 当天，钟兆武几乎迎来了村里所有的晚辈。有些孩子进门就叫他“爷爷”，但他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的孩子。 一天的时间，迎来送往，客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几乎没人留下来吃顿饭。一桌子菜，几乎没人动。村中的长辈分散在各个角落，他们得赶时间去拜年。 钟兆武感到有些失落，但也毫无办法。他非常清楚，如果这些孩子有一家没走到，定会落下个不孝之名。 儿子也曾劝父亲搬到城里去。可是父亲下不了这个决心。他有多种考虑，比如支出的问题，比如女儿的问题。他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关于这个村子、这个家族未来的考虑。不过，他只和自己的哥哥钟兆文讨论过此事。他不想和别人说，怕别人说他“虚伪”。 他用现实的理由堵住了儿子的口。他对儿子说，我要搬进城里，得多租两间房子，自己一间，女儿一间。目前，他的二儿子在城里租住了两间房子，每间每月80元。 老钟还给家人算过一笔账。现在全家的吃喝，几乎全部从他种的田里出。南坑村虽然人均只有两分地，但大家把地抛荒了，老钟就捡了起来。要是他也到城里，就意味着要买菜买粮，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搬到城里“划不来”。 当然，钟兆武也非常清楚，这个家，儿孙是回不来了。他所有的关于过去的记忆，也不可能回来了。 这天晚上，两条狗叫了很长一阵。老钟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到院外看个究竟。他还打着手电筒朝路上晃了几下，没看到什么，只好又关门睡觉了。“儿子说明天才来呀。现在会是谁呢？”他嘀咕着。 第二天上午，儿子回到了家中。尽管从头天晚上就开始盼见面，但当老钟见到儿子时，还是刻意摆出一副父亲的面孔，表情严肃，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昨晚接到电话时的兴奋，与现在的若无其事，在他身上奇怪地并存着。 大孙女没来，但给他买了两只兔子。儿媳妇说，是孙女怕他孤独，给他买来做伴儿的。说这话时，钟兆武坐在凳子上，晒着太阳打瞌睡，眼皮都没眨一下。儿媳找了一个箱子，在箱子上打了两个眼，把兔子放进去。钟兆武始终也没来帮忙。 傍晚老钟收工回到家后，儿子儿媳已经走了。纸箱中的兔子，一只跑了，一只死了。钟兆武将死兔子扔到沟里，不住叹息：“这个孩子，一只兔子20块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