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甸迎新 丁启文 老北平没有三环路。除了西部，二环路以外就是农村了。天坛周围，如今的体育馆附近，已属城乡结合地带，荒凉且人烟稀少。 《红楼梦》里说林黛玉初进京城，称赞“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与别处不同”。如果是指这个京城，那不过是说内城的几条街。事实上和西单比起来，东单已显冷落，更不要说朝阳门外、安定门外了。 京城过春节，厂甸名气大增。空间有限，只此一种样式，又只此一家，别无选择。其实，去处还是有几个的，比如陶然亭、白云观、天桥，只是不如厂甸热闹，有特色，令孩子们喜欢。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没有电视机，这里有收音机的人家，也不算多。 那年月过春节，说来主要是给孩子们过。辈分层次越多，越有趣。倘若膝下荒凉，只有同一辈人，没有磕头的，穿新衣要压岁钱的，闹着放鞭炮、吵着要去厂甸的，就显得太没意思。《红楼梦》里贾府老太太喜欢热闹，也是和儿孙们包括王熙凤说说笑笑，如果身边只有邢、王二夫人，那就怎么也热闹不起来，不生闲气就不错。 厂甸有个妇孺皆知的特色——差不多成了它的标志物，就是风车和大糖葫芦。逛厂甸少有不扛着大糖葫芦回家的。一丈多长，所有穿起来的红果（山里红）都用糖粘过，在有风尘的阳光里闪亮，顶端插着三角旗。不知买回去怎么个吃法。风车也是一景，轻轻巧巧，全用纸扎，有菱形的，塔形的，三角形的，方形的，色彩斑斓，每个小轮都转动，举在手上哗哗响，一阵风来，响声大作，对大人对小孩都是一乐。 厂甸盛时，整个琉璃厂大街，北起北师大附小附近，南至虎坊桥北，中间两侧尽是临时搭起的大棚。内有叫卖冷热糕点小吃的，包括各色玩具比如泥娃娃、“兔爷”、鞭炮、空竹等。有的棚内，全是各色彩灯，鸟灯、鱼灯、荷花灯、各种样式的走马灯，琳琅满目，让你应接不暇。也有展卖福寿字画的。街上游人虽多，晚间时或也在路旁燃放花炮、烟火、盒子灯。一声怪响，花花绿绿，流光溢彩，自空而降，庶几近乎辛弃疾说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那年月，人们见得少，不大开眼，比“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宋人，强不了多少，看到这些，就心满意足、欢呼雀跃了。 有些上中学的大男孩们自度已过闹风车、扛大糖葫芦的年龄，并不热衷厂甸的种种，他们另有所好。所好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自然不是厂甸那种热闹，但也不是陶然亭的连天芦苇，水草幽深和远离市井的安静。说来倒是对天桥的江湖好汉——撂地摊的艺人们饶有兴趣。“飞、飞、飞”令人惊心动魄；用头顶起几丈高的旗杆、用双脚托转巨大的水缸，让人长力气；看摔跤的，或许能学两招；踢毽子踢出那么多花样，让你知道技巧的厉害。说来最爱看的还是“飞、飞、飞”，那些在空中飞来飞去（用几架很高的秋千做工具）的好汉，他们的胆量、技巧、力气、腹肌，让这些八成常看武侠小说、梦想见到奇才异人的半大小子钦羡不已。 这些细微的爱好的不同，告诉人们不论什么时候，文化都应当是多元的，由内心驱动的。多元、不强制才有生命力。我们当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文革”期间八亿人八出戏，别的一概打倒，活活法西斯不说，也实在是天大的荒唐。这种局面不能持久，是天注定的。 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文化还是随着科技和社会进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充裕，不断发展演变的。如今京都人过春节，不论样式还是内容，都远非当年一个厂甸所能比。风车和大糖葫芦的鼎盛时期也许会成为历史，但新的文化样式层出不穷。一个“春晚”就吸引了上亿人，还有那些顶尖级热闹的庙会——只是它们显得有点太花哨、太表面、太纷乱、太无所用心了，少了点内在的东西和真正的艺术。 一切都在继承中向现代文明推进——不管怎样曲曲折折。在这里，人是根本，是动力。一定的人造就了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造就了一定的人，两者就这样在互动中前进。 由此我想到，体制、制度的现代化固然重要，只是不要忘了，一定的文化——比如旧习俗旧观念，对它们的制约作用。通常那是看不见的，却是无处不在又相当顽固的。时代的弄潮儿，不能不多留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