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秋时节，汽车颠簸在皖南的低山丘陵间。窗外，清晨的雾色恍若淡薄的轻纱，透着寂静的朦胧…… 这是通往黟县西递村的道路，山间小道蜿蜒曲折、坎坷不平。真的难以想象，在交通条件不便的古代，徽州人外出究竟曾经历了怎么样的艰难！ 徽州，亦称新安，地处万山之中，在古代，徽州人外出，通常只能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动辄走上十几里、几十里路。故而，走惯了山间鸟道的徽州人，在平地上也往往安步当车。清儒顾炎武在《肇域志》中曾经谈到，一些徽州人“短褐至，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徒步跋涉数千里晋京赶考，“而吝舆马之费”，旁人一打听，原来家中都是拥赀千万的巨富。这在其他地区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对徽州人而言，却实在是一种习惯成自然。 同车的一位黟县农妇告诉我，她家每人仅有六分五地，而怀中的那位三岁男童则因“生也晚”而已无地可分。在历史上，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由于地狭人稠，本地每年生产的粮食仅能维持三个月左右的口粮。因此，徽州人颇像希罗多德笔下的希腊民族，“一生下来就是由贫穷哺育的”。为了弥补生存条件的缺陷，他们不得不向外拓展，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就这样，大批的徽州人怀揣几两碎银，挟着《士商要览》、《天下路程图引》，呼朋引类地外出经商，以致于“无徽不成镇”的俗谚在长江沿线尽人皆知。 在生意场上，徽州人生性俭朴，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各地的盐业、典当、木材、粮食、茶叶和海外贸易等许多行业，都被徽州人所垄断。其中，盐、当、木商人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获利最巨。 由于无远弗届，见识多广，徽州人的性格特征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徽俗多行贾，矜富壮，子弟裘马庐食，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汤宾尹：《睡庵集》卷二三)富裕的徽商以深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将当时全国各地最精致的东西都带回到了徽州本土。反映在皖南的传统村落中，就表现为无论是整体环境还是单体民居，在质量和艺术水准上均属上乘。 记得从前在旧书摊上曾看过一本书，书名一时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是乾隆刚刚龙驭宾天，才亲政的嘉庆皇帝就查抄了权臣和申的家产。在抄家清单上，赫然列有“徽式新屋一所七进，共六百二十间”。当时并不清楚“徽式新屋”究竟指的是什么，只知道那该是一种相当时髦的居住形式。后来见到清人钱泳的一个说法： 造屋之工，当以扬州为第一，如作文之有变换，无雷同，虽数间小筑，必使门窗轩豁，曲折得宜，此苏、杭之工匠断断不能也。(《履园丛话》卷十二) 在清代，扬州是大批徽州盐商麇居之地，民居建筑“结构曲如才子笔”，主要就反映了徽派的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在总体创意上，而且在建筑的细部处理中均颇具特色。以后者言之，最为突出的就表现为徽派建筑中的精雕细刻。钱泳曾指出：“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在“刀头具眼，指节灵通”的徽州匠师手下，不论是清新淡雅的砖雕，华美姿丰的木雕，还是浑厚潇洒的石雕，无不巧夺天工。从这些著名的“徽州三雕”中，人们不难看出“徽派版画”和“新安画派”的艺术根基，更不难看出徽商是如何凭藉着巨大的财力，用最为精美的方式向世人故咀呕罩菸幕亩捞啬诤?br> 在明清徽州的一府六县中，黟县是个山陬水滨的荒僻小县，经商风气迟至清初方才蔚然成风，但却出过江南六大豪富之一的胡贯三。据说，胡贯三是西递胡氏二十世祖，他曾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各大商埠中经营了几十家的典当铺和钱庄，资产折合白银数百万两，聚族而居的西递村正是因为胡贯三的原因而臻于极盛。西递的宅院最多时曾达六百幢，有两条大街，九十九条小巷，烟火人丁相当繁盛。迄至今日，虽然历经了一百余年的世事沧桑，仍然保留有明清民居三百余幢，其中，保存完好的多达一百二十四幢。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兽脊斗，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青石板巷步移景异，遥远的历史记忆渐渐复苏…… 在西递村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种独特的边门，沿着门框雕刻着“商”字形图案，任何一个穿堂入室的人，都要从“商”之下走过。在徽州人看来，“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许承尧：《歙事闲谭》)，“商”字形图案或许正是这种观念的一个具象。这让我记起了此前看过的一部徽商家谱。在那部家谱所附的一幅墓图上方，写着好几个“×××朝奉”的字样，令人相当吃惊。因为小时看“三言二拍”，“徽州朝奉脸”和“徽州朝奉口气”，总是明清小说中塑造反面人物性格的典型形象。绍兴师爷范寅在所著《越谚》中，也将“朝奉”二字列为浙东一带的“贱称”。其实，在徽州，就像高悬于芸芸众生头顶上这个“商”字形图案一样，朝奉却是一种受人敬重的尊称。徽州人口中的“朝奉”和“孺人”，相当于时下惯用的“先生”与“太太”。至于“朝奉”的由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清代前期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曾记载说，明太祖初定徽州，徽民夹道相迎，朱元璋垂询他们的身份，徽民皆自称“朝奉”。于是，洪武帝就顺水推舟道：“多劳汝朝奉的！”金口玉言，徽人便认为得了皇帝的集体加封。出身于黟县的清代考据学家俞正燮，查证出“朝奉”和“员外”是相同的涵义。因此，“朝奉”这个称呼在徽州的普及，就和“员外”在其他地区的普及是同样的。宋代称富人为“员外”，因为富人能够得到赐爵，但是在正员之外；而“朝奉”也正是与员外相似的“赐爵阶也”(《癸巳存稿》卷四)。稍后于俞正燮的著名学者梁章钜在所著《称谓录》中也有“朝奉”一条，他先是引用翟灏《通俗篇》中的考证说，秦始皇曾许富商乌氏倮为“朝请”，而徽州人中十之六、七是商人，所以自称“朝奉”，以表达对乌氏倮这位商界前辈的追慕。梁氏还指出，“朝奉”一词渊源有自，除了秦代有“朝请”外，汉代还有“奉朝请”，意思是“逢朝会请”，即每逢上朝便应召议事，并不实指某个官位。当时的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为“奉朝请”。到了宋代，才有了明确规定，“朝奉大夫”是从六品的官员，而“朝奉郎”则系正七品。梁氏最后总结说：朝奉，“在宋为官，今为掌质库之称”。梁章钜所说的“掌质库”，也就是指从事典当业的商人。这是因为：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在社会生活中白银使用的日益普遍，城乡居民对货币的依赖日益加深，各地都出现了常设的当铺，而经营当铺的主人几乎都是徽州人，因此，原先在徽俗中用以称呼富翁的“朝奉”二字，后来竟成了典当业主人的代名词。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在鸳鸯蝴蝶派笔下“益大当”的马老先生，仍然是位循资累进的“头柜朝奉”(赵苕狂：《典当》)。 在明清时期，“徽州朝奉锡夜壶”一说，曾在江浙一带广为流传，徽商的形象是相当不佳的。《云间杂识》曾记载了这样一桩趣事： 成化末，有显宦满载归，一老人踵门拜不已。宦骇问故，对曰：“松(江)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今赖君返之，敢不称谢。”宦惭不能答。 在传统社会，“富人总是为穷人所怨恨，(而)外来的富人则更是遭到加倍的怨恨”(查姆•伯曼特：《犹太人》)。无论是在西方的犹太人，还是中国的徽州贾客，他们的境遇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徽州人或许并不比历史上出现过的商人更加刻薄或吝啬。从总体上看，他们“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文集》卷十二)，是一个素质较高的地缘性商人群体。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当时，儒家的道德规范已深深地影响着徽商的实际行动——文化水准较高的徽商直接从宋明理学中汲取道德的启示，而一般粗通文墨的商人则依赖通俗化的儒家伦理。(《士与中国文化》)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童叟无欺是“天理”，短斤缺两是“人欲”，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买卖上的绝对公平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能做到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亦即所谓的“良贾”，也就称得上是“服贾而仁义存焉”，更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出“良贾何负于闳儒”的呐喊。这恰好印证了王阳明所孜孜提倡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的主张。这样，在“道”的面前，士农工商也就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并没有高下之分。不知这是否就是“商”字形图案所折射出的文化底蕴？ 与这种图案相映成趣的，则是一幅相当惹人注目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这很让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一段描述。《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讲两个徽州文人牛玉圃和牛浦到扬州河下(徽商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 当下走进一个虎座的门楼，过了磨砖的天井，到了厅上。举头一看，中间悬著一个大匾，金字是“慎思堂”三字，……两边金笺对联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倪云林的画。书案上摆着一大块不曾琢过的璞。十二张花梨椅子。左边放著六尺高的一座穿衣镜。从镜子后边走进去，两扇门开了，鹅卵石砌成的地，循着塘沿走，一路的朱红栏杆。走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著斑竹帘。……揭开帘子让了进去，举目一看，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中间悬着一个白纸墨字小匾，是“课花摘句”四个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