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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世情电视剧中的上海男人，多是围裙家务、婆婆妈妈，沉湎于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实在就是格局小器、气度有限。生活中既有这样的人物，荧屏中自有这样的角色。但是，上海男人并非都是如此；特别是“他们”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成为模式成为定论，以致望文生义，人云亦云，就不免让人觉得遗憾了。 不久前偶然读到一部长篇小说《大变局》，其对当年中国可变往哪里又该怎样去变的涵意，本文不及评说；只是其中的上海男人的群像，令人赞赏。 小说以辛亥革命到“四·一二”政变时期的上海为地域背景，让一群男男女女，特别是各色男儿，从历史中鲜活地走了出来。宋教仁、陈其美、张謇、虞洽卿等等长期生活和活跃在上海的人物，在“国事多舛、风雨飘摇”的时局中，展现了枭雄英气、慷慨气魄；而作品中的那些主角人物，其敢作敢为、敢作敢当的人格风采，更让人击节赞叹。 比如叶毓川身体力行，信奉立宪于平权，认为激进只能导致强权；而他的主张就是在与外部时潮以及与自己学生的辩驳和抵牾中，表现出来的。但是历史的宿命，让他一次一次遭遇失败。当他最后看到一位法国学者在“四·一二”政变后评述虞洽卿之流背叛无产阶级就是背叛自己，从而使自己处于蒋介石极权胁迫的时候，由衷叹道：“诚哉斯言，泣血之论啊！可是，谁解其中味呀！”读至此，一介书生忧国忧民、孜孜以求的悲壮形象，令人感慨良多。 许酉亭早年参加同盟会，参与反清倒袁，以致几度亡命。在这样的人生际遇中，他性格中的坚忍刚愎，就在一步一步的冲突扭曲中，走向阴鸷凶狠，以至于走向了1927年的党同伐异，读来也是栩栩如生，令人信服。 周天功对许酉亭有救难之恩，两人情同手足。因为一同劫夺银票，参加辛亥起义，更是患难兄弟。但是贫苦的家累，使他不能继续亡命，遂与许酉亭分道扬镳。当年出于懵懂朴素的情愫，又使他枪下刀下，两次手下留情，放过苦女子宁香的性命。不期然，日后生死因缘，银票重现并且易手，周天功遂在上海滩成功创业，许酉亭由此与他反目成仇，成为死敌。在许酉亭追杀共产党员的老东家之子时，周天功重情义，敢担当，最终以命换命。人物之有声有色，历历在目，让人为之一掬伤情之泪。 小江北在辛亥革命的上海起义，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一派“男儿何不带吴钩”的血性，以至于掀翻桌子斥责周天功的懦弱退缩；但是最终在“二次革命”的上海战役和同盟会的内讧中，他死在了赶去的周天功怀抱里，令人唏嘘不已。 难得《大变局》中这样一群铿锵作响的上海男人。他们与江湖黑道、与高蹈激昂又有不同；他们体现的是以国事为念、以道义为重、重然诺、有担当的现代市民价值。也许是大时代决定了既定的社会性格，遂让那些人物英姿勃发。但是这样的人物性格既具历史真实，又让我们由衷感奋和亲切，这说明这样的人格的基因和上海人的“骨子”，其实正在我们的血脉里。 关键还在于取材。即如上海怀旧的文艺作品，也可能多有商场舞场、财色机巧的着眼点。而以“上海小男人”以偏盖全，成为荧屏惯性，就更不免让人啧有烦言了。（史鹤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