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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曾是老北京重要的地标性建筑，装点并衬托着城市的壮美。在岁月的更迭中，老北京城的牌楼也历经坎坷，其中，东、西长安街牌楼已在陶然亭公园两次复建：1954年8月，东、西长安街牌楼拆下的构件运至陶然亭公园。1955年，这两座古代牌楼在公园内按原样重新组建；1971年9月，江青以“牌楼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罪名，下令将这两座牌楼清除。眼下，陶然亭公园内的东、西长安街两座牌楼正再度复建—— 东、西长安街牌楼位于长安街两端，一东一西遥相呼应，是长安街上的标志性建筑。东长安街牌楼位于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外西侧，即北京饭店旧楼前面，横跨东长安街。西长安街牌楼位于西长安街府右街南口外东侧，横跨西长安街。两座牌楼东西相向，构造相同，皆为木结构，三间四柱三楼式。立柱均为通天柱（冲天柱）形式，每根立柱两侧均加戗柱支撑。两牌楼分别嵌有 “长安街”匾额。 解放初期，北京的牌楼还保留有二十多座，大多位于街、巷、路口等交通要道之处，而长安街上的两座牌楼则更是位置显著。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城内的牌楼被视为交通的障碍物，认为已不适应新中国建设发展的需要，随后，很多牌楼陆续被拆除。一些有识之士对于仅从“交通观点”考虑问题来决定北京牌楼的存废持有不同意见，梁思成先生当时认为，牌楼是北京街道上的主要对景，很多牌楼都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他主张用都市规划的眼光来看待城市的发展，认为“一条街道中在适当的地方有个对景，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城市风格的价值，不因城市交通速度增加而改变”。 但拆除牌楼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54年夏，东、西长安街牌楼的拆除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 对于东、西长安街牌楼的命运，梁思成先生当时非常关心，他认为，如果非拆不可也应挪到别的地方再建起来，东、西长安街牌楼是古建筑，都是木质的、老的。8月13日市政府致函文化部称：“东、西长安街牌楼地当冲要，于交通颇有妨碍，自东长安街路南建设大楼后，牌楼位置亦不相称。现拟将此两座牌楼全部拆卸，移建于陶然亭公园内……” 1954年8月18日市政府决定拆除东、西长安街牌楼。当月21日，东长安街牌楼和西长安街牌楼同时开始动工拆卸，25日拆除完毕。牌楼拆下的构件皆运至陶然亭公园北门内分类保存，其木构件一一编号并登记造册，瓦件也都保存完好。次年，这两座古代牌楼在公园内按原样重新组建，东、西长安街牌楼终于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在当时的形势下，反对拆除的声音显得羸弱而寡助，梁思成先生也不得不在保留意见的同时寻求其他的保护措施，异地迁建的处理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一些较有价值而且又面临拆除的牌楼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变通做法。 可是，古建筑迁建谈何容易，多少迁建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而东、西长安街牌楼的异地重建问题由于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指示，才得以最后真正落实。 很多人至今还记得，当年从湖北岸通往湖心岛的甬道上，耸立着南北两座古色古香的牌楼，它们已成为当时园内饶有韵味的一景。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东、西长安街牌楼“逃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就在它们移居到陶然亭公园十六年后，还是被人为地无情拆毁了。 1971年，江青来到陶然亭公园，当时的公园负责人认真地向她介绍了这两座颇具价值的古代牌楼，并详述了它们当年如何被拆除、如何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如何在总理的关照下将它们移建到了陶然亭公园内，使其免遭毁灭的命运…… 正可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两座牌楼的价值如何江青并不上心，倒是这件事跟周恩来有关让她感到很不舒服。 同年9月，在江青的指令下，以“牌楼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罪名，再次将这两座牌楼清除，东、西长安街牌楼从此在世间永远地消失了。 时光荏苒，四十年后这两座牌楼竟又一次在陶然亭公园重建。尽管由于它们已不再是原物的传承而多少令人有些遗憾，但这一复建牌楼的决策毕竟还是体现了当今社会对历史文化的重视。（蔡青） 链接 老北京 为啥建牌楼？ 牌楼是北京古城的独特景观，又是中国特有的建筑艺术和文化的载体。北京现存牌楼有65座，现存街道上的牌楼仅有6座，即国子监街上的4座牌楼、朝阳门外神路街东岳庙前的琉璃砖牌楼、颐和园东宫门前的牌楼。在老北京的街道上最著名、最典型的有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西长安街牌楼，前门五牌楼等。这些牌楼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拆除。一般来说，牌楼的用途是装饰；增加主体建筑的气势；表彰、纪念某人或某事；作为街巷区域的分界标志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