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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宫学”的提出与故宫研究历程 “故宫学”的概念是2003年10月，我在庆祝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举办的馆长论坛上提出来的，当时即引起一定的反响。作为提出者，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对此还在进一步探索，形成的一些思路还须完善。今天不揣冒昧，略陈浅见，既是抛砖引玉，亦希望引起社会关注，以期“故宫学”的内涵、研究方法、加强研究的重点等在讨论中不断深入。 故宫学做为客观上存在的一门学科，应该说是从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萌芽的。以故宫学者为主的研究队伍在逐渐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今后继续深入打下良好的基础。从大陆方面的研究来看，学术研究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1. 1925年至1949年。李煜瀛主持“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就重视“多延揽学者专家，为学术公开张本”；明确提出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当与北平各文化机关协力进行”。当时参加故宫工作并从事研究的学者，多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如马衡、刘半农、钱玄同、陈垣、孟森、容庚、沈兼士、吴瀛、沈尹默等，一开始就体现了社会性、开放性的特点。这一阶段前期，主要是清点宫藏文物、文献，出版公布文物、文献档案资料，简单进行陈列。后期则是保管南迁文物。1925年出版《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接着有《清代文字狱档》、《天禄琳琅丛书》、《太平天国文书》、《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等数十种。学术性刊物有《掌故丛编》、《故宫周刊》、《故宫旬刊》、《故宫月刊》、《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故宫书画集》等。这些在当时学术界和社会上影响很大。沦陷期间，北平本院仍编写了《档案辞解》、《清代典章词汇》、《故宫书录》、《故宫方志续编》、《故宫清钱谱》等，绝大多数未能出版。朱启钤发起的中国营造学社，对故宫部分古建筑勘测制档，并成就了梁思成、张镈、刘敦桢等一代古建大师。 2. 1949年至1966年。随着大批南迁文物运台，不少人员也去了台湾。作为故宫学研究重镇的故宫博物院，引进了唐兰、徐邦达、罗福颐、孙瀛洲等一批名家。这一段工作重点在基础建设上，学术研究的方向也体现在这一方面，如唐兰对每件青铜器编目制档，倾注了大量精力，每篇可谓浓缩的论文；陈万里等对全国百余窑址的调查，意义重大；徐邦达对院藏书画的鉴别考证，写出《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朱家溍在恢复宫廷原状方面做出了贡献；王璞子《工程作法补图》体现了当时古建维修的成果。这一时期成就了一批文物鉴定专家。社会上从不同方面对故宫进行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如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以及一些博物馆对故宫艺术品的研究。 3.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故宫学术委员会成立，并诞生了全国博物馆系统唯一的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有关故宫的书籍数百种，后陆续编辑出版“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在办好《故宫博物院院刊》的同时，又创办了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性的《紫禁城》杂志。故宫博物院的老一辈专家出了一批学术硕果，唐兰对马王堆帛书的整理，罗福颐的古玺印调研，徐邦达的书画鉴定，单士元的《故宫札记》，顾铁符的《夕阳刍稿》，冯先铭主编《中国陶瓷史》，于倬云主编《紫禁城宫殿》，耿宝昌的《明清瓷器鉴定》，以及刘九庵、杨伯达、郑珉中等先生也出版了著作。同期，许多中青年研究人员也在崛起。特别是故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紫禁城学会及宫廷史学会的成立，社会上更多力量参与故宫研究，标志着故宫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台北故宫博物院1965年成立。藏品主要由故宫南迁文物运台部分构成，计2,972箱，其中器物46,100件，书画5,526件，图书文献545,797册件，合计597,423件册；另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11,562件。以上共运去608,985件。至2001年底，又新增44,612件册。台北故宫现共有藏品65万件多。运台故宫文物虽只占当时南迁箱件的22%，但颇多精品。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对文物的重新点核、整理及与其他机构合作交流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如1971年起协助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增设中国艺术史组，这是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前身，培养出许多艺术史研究人才；1978年与“国史馆”合作校注《清史稿》，后由“国史馆”整理出版为《清史稿校注》。并先后出版了多种期刊、专书、目录，以及书画、器物、善本古籍、清代文献等书册和裱装画轴、手卷等。台北故宫办有学术性的《故宫学术季刊》、普及性的《故宫文物月刊》。 国际上对于故宫的研究，还未出现很有分量的成果，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都有一些从事中国书画及陶瓷等器物研究的学者。这些年来，随着故宫多次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在海外举办文物展览，以及研究人员的互相交流，学术视野的扩大，使国外对故宫研究在已有基础上有所深入。 在关于故宫的研究上，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缺乏长远、统一的规划，重点不很明确，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研究力量缺乏必要整合，海内外的学术交流还不够广泛，故宫博物院对院外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条件还做得不够好，等等。 故宫学虽是新提出的一门学科，但又是客观存在且已进行了近80年研究的学科。当前加强故宫学学科建设，构建故宫学学科体系，时机已经成熟，这对于整合研究力量，规划研究方向和重点，加强薄弱环节，提高研究水平，更好的挖掘故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重大的文化建设的意义。 二、故宫学的研究范围 故宫学的性质，应该属于综合性学科，涉及到历史、政治、建筑、器物、文献、艺术、宗教、民俗、科技等许多学科。 故宫学的研究范围大致有六个方面：故宫古建筑（紫禁城）；院藏百万件文物；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近80年的故宫博物院的历程。 这六个方面又可分三个层次：最外面的层次为所有六个方面及与其相关的丰富内涵；中间的层次是紫禁城古建筑、院藏百万件文物及宫廷历史文化遗存；最核心的层次是紫禁城。历史上就有一些有关紫禁城的著述。明代记载紫禁城事物较多的是《酌中志》，《春明梦余录》则从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等方面，对紫禁城叙述更条理化了。清康熙初年曾入值南书房的朱彝尊编《日下旧闻》，参考选录前人旧籍1,300余种，是研究紫禁城的有价值的一部书，而《日下旧闻考》篇幅更大，摄取资料更为丰富。由清宫纂辑的《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是反映宫廷典章制度及宫廷历史文化的重要著述，其中“宫殿”记载宫殿苑囿的建置、沿革，并穿插有文辞精炼的景物描绘和御制诗。上世纪30年代故宫博物院章乃炜先生等编的《清宫述闻》、《清宫述闻续编》，征引书目达700余种，对紫禁城内各处建筑的沿革及与之有关的人物和事件详细梳理，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为什么紫禁城研究是故宫学的核心呢？因为故宫学与敦煌学一样，它的研究首先是从文化遗产的研究开始的。紫禁城从1420年建成至今，虽经多次维修、重建、改建，但仍保持了始建时的基本格局并遗存了许多不同时代的建筑物。它作为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发展的集大成者，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平。雄伟壮丽、千门万户的古老皇宫，每天吸引着数万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又以其深邃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多方面价值成为人们深入研究的对象。 1. 紫禁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建筑设计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伦理思想（如皇权至上）和美学思想（如壮丽重威、平衡对称）。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在其中得到反映。 2. 紫禁城与中国历代宫殿的关系。它承袭了中国古代宫殿的传统形式、礼仪制度，在总体布局上最接近“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五门三朝”等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礼制。它不仅与明代的凤阳中都、南京故宫以及元大都、金中都有直接关系，而且能从宋东京、隋唐长安，一直上溯汉、秦、周等历代的帝都宫殿，找到发展的轨迹。据专家研究，甚至其与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也有一定的渊源。 3. 紫禁城与满洲建筑的关系。清代既保护与利用了明代宫殿，又继承与发展了满洲宫殿的特色，主要是满洲的宗教、祭祀、寝居及其它一些习俗，在紫禁城建筑物上均有所体现。特别是乾隆重修宁寿宫，将江南与塞北、汉族与满族诸多特色融合在一起，为清宫建筑的成功之例。 4. 紫禁城与北京城市规划和其他明清皇家建筑的关系。从建筑布局来说，整个昔日的北京城都是以紫禁城为中心规划设计的，它西与西苑、北海，北与景山、大高玄殿等，东与皇史宬等紧密相连。社稷坛、太庙以及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整个皇城，西郊的三山五园、散布京城的皇家寺院道观以及各地的行宫等，更与紫禁城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而承德外八庙（避暑山庄）就因为隶属皇宫内务府直接管理在外面的八座寺庙而得名。 5. 紫禁城与明清陵寝的关系。在封建时代，事死如事生，帝王的陵寝与生前的皇宫有着密切的关系。明十三陵和明显陵、景陵、思陵以及清东陵、西陵，埋葬着明清两代的帝王、后妃，是中国封建皇陵的集大成者。它综合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学、建筑学、美学、哲学、景观学、丧葬祭祀文化等，是皇家建筑的极其重要部分，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北京市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其中皇家宫殿、园林、陵墓、祭祀、城市公共建筑、寺观等有关的建筑物约29处，占到近二分之一。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及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共28处，其中故宫（紫禁城）、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天坛、明清皇家陵寝(明显陵、清东陵、清西陵) 以及武当山古建筑群等皇家建筑就占五分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