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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之后，有些新起来的手艺人继承了老一代的传统，说话做事古风犹存；有的则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渐渐走样，“经理”、“老板”、这“家”那“师”，自封或他人廉价赠予的帽子越戴越高，为人、技艺却越来越不讲究…… 1970年代中期，我在村里做民办教师时需要一枚自己的印章，用来领取补助费，当时还不大兴签字，也还没有身份证，领钱、出据多是盖戳子、按手印。那时候滕县城内工农兵街南端路东有个摆摊刻图章的人，约莫有五十多岁，长得个头不高，挺瘦，戴着眼镜，每天坐在两抽屉桌前低头刻章。我请他刻了一枚梨木料的印章，记得花了两毛五分钱。印章拿到手一看，只有名字，没有“印”或“章”字，便以为不像成年人用的章，问他才知道看着我像个学生，少那一个字可省五分钱。既然如此我就没再说什么，反正能用来领钱就行。这人楷体字写得好，刻得规规矩矩，为人和善，给我印象挺好。我到县城工作后，请他刻过一枚大一点的小篆闲章，还请他为单位刻过十几枚做统计工作用的印章。从此，我们就算熟识了。 到1980年代后期，这人却不在街头摆摊了，想找他刻章也到处打听不到。几年后，在曹庄街遇到了他，打过招呼，才知道他已不操旧业。当听说我一直在找他刻章时，他问刻什么，我说藏书章，他说自己是个匠人，怕刻不好，还是找名家去刻吧。我说没有认识的治印名家，还是拜托您了。他答应了，并告诉我他居住的门牌号，只是说在时间上不要急他。原来他家离我家居住的魏庄街相距不远，因我家才搬来没几年，不知道他住在这里。过了几天，我选了两块料石送去，经过相谈才知道他姓常，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他的父亲在滕县城里刻图章。这之后我到他家闲聊了几次，每当说起刻章的往事，他总是说自己没有经过名家指点，是个匠人；当年滕县城里某某叔、某某先生印章刻得好，为人也厚道，城里有点名望的人大都找他们刻图章。常先生虽然七十多岁了，谈起他深知的长辈依然言辞尊敬，如人在眼前；说到自己的技艺从不夸张、卖弄，言谈举止有儒雅的长者风度。我曾想过，像常先生这样自称匠人的老手艺人在社会上越来越少见了。印章刻好后，他收钱甚少，我心里过意不去，多给了他一点钱，就匆忙与他辞行告别了。 又过几年，路经常先生的家门前，看到他旧时的瓦房已经新盖成两层小楼，向街坊打听后知道，常先生已经离开了人世。这位让人敬重的匠人就这样走了吗？ 常先生使我想起过去一些有关匠人的事情。 我家原世居的城西大彦村有几户手艺人家，俗称“匠人”。陈木匠、秦铁匠，剃头匠姓郭，修鞋匠姓王，裁缝姓鲁。这个村庄孙氏和张氏是大家族，这两家仅有几户泥瓦匠和做面点、豆腐的，村里其他有手艺的能工巧匠几乎都是族门不大或单门独户的人家，或许手艺是他们能够在较大村庄的立足之本。 那年头，做手艺活的人非常注重信誉，常说“靠手艺吃饭”，不讲靠手艺发家。也有“一招鲜吃遍天”之说，意思是靠手中的技艺到哪里都有事做、能生存。 铁匠、裁缝多是坐家经营，等客上门；木匠、泥瓦匠、剃头、吹喇叭、修鞋，还有从山里来锻磨的石匠，是要到各处奔走的。居家过日子，谁家都离不开这些匠人。从我记事起，就经常见到这些人到家中或到邻家做活。他们不论做什么，都是说话和气，热情周到，以诚待人；凡事量材做工，认真细致，替主家着想，让主家放心，说是“宁可丢了走，决不丢了丑”。农村人家最大的事情就是盖房子了，俗语“与谁不睦，劝谁盖屋”，大意是穷人盖屋能操碎心、愁白头，事实也确是如此。有的人家户主因为盖屋要累出一场大病来，这样的事在乡村不少见。穷人家盖屋缺这少那、东借西挪，户主急得抓耳挠腮，主事的匠人经得多，办法也多，心平气和地一边劝说“事大事小，到时候就了”，一边想方设法寻找替代之物，千方百计、尽心尽力把房子盖起来。 有些工匠做活时间较长，户主是要管饭的。不论自家吃饭好 孬，对做活的师傅都待之如宾，每顿饭必是四样菜一壶酒。匠人师傅并不注重饭食好孬，就是没有人陪着吃喝，他们吃饭也很注意个人形象，如木匠做活多是一家父子几人，锻磨的石匠是独自一人，即使这样他们也是不多喝酒，菜从面对的盘子、碗一边吃起，无论老少对菜饭都不乱翻乱挑，真如彬彬有礼的客人一般。工钱因有言在先，多见谦让，少有争执。 1990年代之后，有些新起来的手艺人继承了老一代的传统，说话做事古风犹存；有的则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渐渐走样，“经理”、“老板”、这“家”那“师”，自封或他人廉价赠予的帽子越戴越高，为人、技艺却越来越不讲究，敢吹天下第一，想发不义之财，把世代相传的优良品德已经丢光忘净。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有些手艺人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说来又岂止手艺人……想想常先生等老一代匠人的为人处世，能不让人有一番感慨吗？（孙清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