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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间信仰与道教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以至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信仰与道教在漫长的历史时段里相互吸收，早已难分孰源孰流、彼我之别了。但岭南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以及族属之间的差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岭南文化较少受到中原文化的整合，保留了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色，而岭南民间信仰作为岭南文化的一种，也因此打上了其独特的个性烙印，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二者互动关系的有利视角。本文通过对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岭南俗信的考察，以拈出其形成的地域特点，并进而探讨岭南俗信与道教的相互影响。 一、岭南民间信仰特质的形成 岭南民间信仰是一种颇具地方色彩的文化，其特质的形成主要受制于三大因素：时间、空间与族属的影响力。 就时间而言，一种文化皆须以一定的时间为存在条件，文化的特异性也以时间的转移为转移。就大时间坐标来看，岭南文化的时间刻度可以现代文明的出现为标志而划分出古今两大时段。在古代时间段里，岭南民间信仰大体未发生质变，换言之，岭南俗信的个性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间段中一直较为顽强的保留并得到显示。 岭南俗信是建立在巫鬼信仰之上的，而南越巫风之盛，历史久远，闻名于世。 《论衡·言毒篇》：“热极为毒也……故南越之人，祝誓辄效。”《汉书·郊把志》：“粤人俗鬼，而其把皆见鬼，数有效。昔东颐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词，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赤雅》、《南越游记》皆有所载，而黄世发的《越巫鸡卜》一书记载尤详。1因粤人迷信鬼神，粤巫遂广立祠庙。唐戴孚《广异记》云：“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2《白孔六帖》载：“韦正贯拜岭南节度使，南方风俗有鬼。正贯毁淫祠，教民毋妄祈。”3正因为岭南淫祠蛮神盛行，狄、韦二人才需大加禁止。在此“俗鬼”的背景下，汉代早已流行的鸡卜之类的岭南俗信便大行其道。至唐，岭表的占卜种类较秦汉大为增加，据唐《番禺杂记》载：“岭表占卜甚多，鼠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鸡卵卜、蔑竹卜，俗鬼故也。”4延及明清，此风尤然。《广东新话》：“……至今越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灾样者，所在皆然。诸小鬼之神者，无贵贱趋之。”5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所阐述的巫鬼信仰与方术之间的关系：粤俗尚鬼，人们往往将在灾祥与鬼神联系在一起，粤巫遂发明了许多“鬼神方”以惑民众。所谓“鬼神方”，即岭南方术。屈大均曾列举其亲眼所见此类“鬼神方”如下：一曰逐鬼术：“予至东莞，每夜闻逐鬼者，合吹牛角，鸣鸣达旦作鬼声，师巫咒水书符，刻无暇暑。其降生神者，迷仙童者，问观者，妇女奔走，以钱米交错于道，所在皆然。”二曰设鬼术：“诸县寻常有病，则以酒食置竹箕上，当门巷而祭，曰‘设鬼’，亦曰‘抛撒’；或以纸船纸人燔之，纸人以代病者，是曰‘代人。’”三曰禁鬼术：“博罗之俗，正月二十日以桃枝插门，童稚则以桃叶为佩，曰‘禁鬼，也。”四曰鸡招术：“广州妇人患病者，使一妪左持雄鸡，右持米箸，于间巷间皋曰：‘某归’!则一妪应之曰‘某归矣!’其病旋愈，此亦招魂之礼，是名‘鸡招’。”6类似的俗信，广东各地的方志中均有记载。7 就空间而言，岭南的特殊地理环境，也给岭南俗信增添了地方色彩。岭南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北回归线以南，是中国仅有的最大面积的热带地区，加上高大的南岭将其与内地隔离开来，使岭南气候与内地明显不同，也使得岭南具有众多独特的动物与植物，这就为岭南俗信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土壤，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 从气候上看，由于岭南地处热带，春夏之间，炎热潮湿，多雾少晴，易得热带病，即古 人所谓“瘴”。《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苍梧、南海岁有暴风、瘴气之害……气则雾 郁，飞鸟不经。”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序例》亦称：“岭气多瘴。”8唐人刘伺也认为：“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9《诸病源侯总论》叙述山瘴时说：“此病生于岭南，带山瘴之气……皆由山溪源岭瘴温毒气故也。”由于当时的人们对“瘴”这一疾病的认识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加之岭南俗信巫鬼，一旦得病，往往求助于巫法，从而促使了岭南方术的发展。宋人章杰谓当时的岭南人：“埋俗有病，必召巫觋而祭鬼神。士大夫咸笑其信巫不信医。”10 《独醒杂志》也云：“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病。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11但作者只云岭南人得瘴病时请巫师作法，至于巫师究竟采取何种方术，未予说明。不过，同时代的周去非则指明其术为“设鬼”：“南方凡病皆谓之瘴，……深广不知医药，唯知设鬼而坐致殂殒”12这种设鬼方术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是岭南特定地理环境导致的治瘴方术中的一种。 从物产上看，岭南出产很多内地没有的动植物，岭南俗信中不少东西便与这些特产有 关。如岭南方术中有所谓“媚术”，其术多以岭南物产为媚药。唐人房千里《投荒杂录》：“有在番禺逢端午，闻街中喧然，卖相思药声，讶笑观之，乃老媪荷。揭山中异草，鬻于富妇人，为媚男药。”13其媚术究竟以何物为之，作者未说明，只云“揭山中异草”，但刘恂的《岭表录异》则坐实为“鹤子草”：“鹤子草，蔓生也，其花鞠塵色浅紫，蒂叶如柳而短，当夏开花，又呼为绿花绿叶，南人云是‘媚草’。”此外，又有所谓“红飞鼠”，也出自岭南：“红飞鼠多出交趾及广管泷州，背腹有深毛茸茸然，为肉翼浅黑色，多双伏红蕉花间，捕者若获一，则一不去，南中妇人皆买之，以为媚药。”14又有所谓“媚蝶”，亦为岭南媚术：“鹤子草……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虫，老蜕为蝶，赤黄色，女子藏之，谓之媚蝶，能致其夫怜爱。”15以岭南特产为方术之材料者，又如有一种“青蚨还钱术”，其术以青蚊血涂在钱上，其钱付出后会自动飞回来。汉人杨孚《异物志》载：“(青蚨)生南海诸山，雌雄长处不相舍，青金色，人采得以法末之，用涂钱，以货易于人，昼用夜归。”16此类事例甚多，兹不赘述。从民俗学的角度看，上述岭南方术所用材料，或取其激发情欲之药性为之，如鹤子草之类；或取其相互依恋、互不分离之特性用之，如红飞鼠、媚蝶、青蚨之类，属于交感巫术。 使岭南俗信形成独特个性的，还有族属因素。岭南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所谓南蛮之地，包括现在的瑶族、苗族、黎族、壮族等诸多少数民族。这些民族都有其独自的文化背景、风俗习尚，以及自身的方术，这些方术自然成为岭南俗信的组成部分。岭南少数民族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巫术更为盛行。《广东新语》卷七“瑶人”条谓：“瑶故多妖术。”俞樾亦云：“昔者巫人之法，有曰盘古法者，又有曰灵山法者，复有闾仙法者，其实一巫法也。”17盘古，是瑶人的祖先，盘古法即瑶人的巫法。其巫法如吹牛角祷病、18金钱占卦、19佩兽爪辟邪20之类皆是。此外，如火箭术、21茅卜法、22鸡卜法等23也皆为岭南少数民族之俗信。 岭南俗信鲜明的地方特色，很早就为人们所认识，古人对其有专门的称呼：“南法”。 《录异记》云：“邵州城下，大江南面潭中，昔开元年，天师申元之藏道士之书三石函于潭底，元之善三五禁咒之法，今邵州犹多能此术者，为南法也。”24 《独醒杂志》：“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与人食如此。”25又，《谈藪》：“大溪山在广州溪，旧山有一洞，其处人不常识……咒术药方应用无不效验，盖南法之所出也。”26 《岭外代答》卷十也列有“南法”条。元刊杂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第二折：“我道来你是南方左道术，便有缩地法、混天图，与你快取。” 由此可见，岭南俗信的特质是在长期以来巫鬼信仰的流俗中浸染而成的，岭南的特定地 理环境、热带气候、独特的特产、以及族属因素等，又给岭南俗信增添了种种个性色彩，使 其截然有别于内地方术。这种看法至少在唐宋之际就已形成，当时的人们已意识到岭南俗信 的独特性，而将其称之为“南法”。 然而，岭南俗信在与内地俗信相区别的同时，也隐涵着一个前提：双方本具有着千丝万 屡的联系。对于这种彼我相异又彼我相契关系的形成，毫无疑问，道教起了重大的推动作 用。因为道教在岭南的传播过程中，27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岭南俗信的影响，反之亦然；二者 的互动，势必都给对方注入自己的因子。岭南的巫啸与符法作为两种具体的俗信十分典型地 体现了二者的两种不同类型互动关系，以下分而论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