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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恩学先生在他的《苏联滨海和黑龙江下游地区的青铜时代》（《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一期）一文中论述滨海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岩画时有这样的一段话： 这里的捕鱼业发达，但艺术创作中却没有鱼的形象。这可能与原始艺术反映经济活动的特殊性有关。水界的特有化身是蛇，它在黑龙江下游的岩画中占有重要地位。蛇有时为独立的一群，有时成为其它图形的构成因素。游禽也存在，在舍列缅委耶夫山崖上的一组天鹅图，同托米河下游的陶器上的禽类相符。蛇和鸟广泛地存在于黑龙江古代神话之中，特别是有关创世的神话之中。船的图形也有发现。 应该说，冯先生的目光是十分敏锐的，他意识到了原始艺术与原始人的经济生活存在着不一致性。很多年以来，我们的古史学者在对原始艺术和原始宗教的研究上一直未能摆脱“艺术是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认为原始艺术所反映的东西就一定是其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或是与其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因而，冯先生产生如此困惑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其实，从种种原始遗存的发现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人的精神生活非但不完全受其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内容所框定，而且是自成体系的。这就意味着，并非原始人的日常生活以捕鱼猎兽为主，他们的艺术表达主题就必须是鱼和他们常见的兽类；也并非因为鸟与蛇是他们美术艺术中最常见的形象，就一定认为捕鸟捉蛇是他们最常见的经济生活。 那么，关于鸟与蛇的形象在这一地区的原始人中一定有其更为古老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这一传统我们在更为久远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发现。在距今大约一万五千年到一万八千年左右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附近的马耳他遗址，除了发现了二十多个猛犸象牙女性人雕之外，还发现了七只猛犸象牙做的鸟。此外，在一件作为随葬品用的猛犸象牙圆牌的一面还刮刻着三条好似眼镜蛇的小蛇。 鸟与蛇成为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亚洲东北地区的原始信仰中极为重要的符号。在中国东北的许多史前时代的遗址中，这两种艺术形象均有相当多的发现。在著名的辽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址中就有鹰爪状的泥塑残块发现，而在红山文化前身的阜新查海遗址中，考古学者又发现了浮雕在陶器上的蛙和蛇的形象。 这一传统在后来的满族等通古斯语系各族中得到了继承。满族人的灵禽崇拜十分发达。众鸟中，尤尊喜鹊和乌鸦。在这二者中，乌鸦的华贵又超过了前者。满族有的姓氏认乌鸦为祖。费雅喀人，即目前生活在俄罗斯境内的尼夫赫人认为，人们之所以将乌鸦作为一尊高位神予以膜拜是因为乌鸦是天上最高神派到地上来的，乌鸦自从创始之初就业已存在了。在《圣经。创世纪》中，乌鸦是在洪水泛滥期间挪亚放飞的第一只鸟，是洪水消褪之后来到大地上的第一个生命。 此外，满族等通古斯语系各族所祭鸟神中又十分敬崇鹰、雕、海东青以及鸠科等猛禽。之所以如此，是和鸟神在萨满神谕中被尊崇为多重神性的神祗有关。鸟神既有自然大神所特有的火、光、风、雷、雨、电等神威，又有兽类神祗所具有的叱咤山岳、勇悍无敌的神姿，同时又有鸟类自身所特有的迅捷畅飞的特性。在萨满教中，鹰神往往是光与热的化身。同时，鹰神和雕神又是力量与威武的象征，雕神是最凶猛的宇宙大神。关于萨满的诞生在传说中也往往与鹰等猛禽有关。在太平洋彼岸的北美西北岸印第安土著的图腾柱文化中，敬鸟之风亦十分盛行，乌鸦也是众鸟中最尊贵的神祗之一。另外，图腾住所表现的鸟神几乎都有一张又尖又长又大的坚喙，甚至一些兽类或是人物也被安上这样的鸟喙，这与满族等族人崇尚猛禽的风俗如出一辙。这种现象也许与他们的祖先原本就是从亚洲东北迁徙而来有关。 满族萨满神谕中有这样的传说：天初开之时，大地象一包冰块，天神阿布卡赫让一只母鹰从太阳那里飞过，抖了抖羽毛，把光和火装进羽毛里头，然后飞到世上。从此，大地上的冰雪才有融化的时候，人和生灵才能吃饭、安歇和生儿育女的时候。可是母鹰飞的太累，打盹睡了，羽毛里的火掉出来，将森林里石头烧红了，彻夜不熄。神鹰忙用巨膀扇灭火焰，用巨爪搬土盖火，最后于烈火中死于海里，鹰魂化成了女萨满。还有一个故事，说洪水期间小海豹救出一男一女，生出了女儿。天神阿布卡赫赫命鹰首女人身的鹰神格格来哺育女婴，女婴长大后成为世上第一个女大萨满。在布利亚特人的传说中，鹫被认为是善神派来帮助人的。鹫与布利亚特女人结合，生出了最初的萨满。雅库特人也认为萨满是神鹰的后裔。正因为神鹰是通贯天地的神力和与女萨满有血缘关系，鹰与雕神成为萨满的佑护神与化身。（参看富育光：《萨满教与满族神话》） 商代人信仰的鸟神是凤，也叫风。在他们的观念中，凤（风）是上帝的使者。商代人的凤其实并不是我们现代人眼中的那种长雉花翎的东西，而正是鹰、雕等猛禽类动物。古籍《禽经》说：“凤禽，鸷类，越人谓之风伯。飞翔，则天大风。” 《圣经》中伊甸园的守卫基路伯似乎也是一种猛禽类动物。《旧约·以西结书》中记载，以西结曾在加巴鲁河畔于异像中见到了基路伯，长有人、狮、牛、鹰四个面孔，有两对翅膀，翅膀能发出大声音，宛如大浪冲击海岸。它长有人的手和脚，每个翅膀底下有一手，脚趾象分开的蹼，如锻造的铜一样明亮。基路伯常常四个一组形成方阵协同行动，每个基路伯伸出翅膀来连接其它三个同伴。上帝用基路伯来守伊甸园，可见他的勇猛与强悍，这与通古斯语系各族在萨满神谕中的猛禽形象是一致的。 埃及人对鸟的崇拜集中体现在一只叫何露斯的鹰神上。何露斯鹰是埃及最伟大的天神和最重要的王位之神，它往往是秩序和王位的象征。在有名的第一王朝扎特国王的墓碑上就雕刻着何露斯鹰的形象,庇护着国王和社稷。这种对于王权的守护职能正如基路伯守卫伊甸园的性质相同。鹰神崇拜更早的证据可以在西亚一带找到, 并且一直可以追溯到太古。直至今日，鹰神仍然在阿拉伯半岛受到人们的崇拜。 在埃及一些谷地两岸的高耸岩壁上，人们还发现了距今4000－5000年以前的岩画。这些岩画中常见一种头尾高高翘起的成群的大船，从船桨的数量上我们可以猜测出船员的人数。有一条大船所载船员达75名之多，可见船只之庞大。这些大船的船首都是动物头状的饰物。动物头上或许有牛羊角，或者有鹿角，以及悬垂的羽毛或枣椰叶等。船上的女性往上高举着手在跳舞或是祈祷，有的船上还有数排跳舞的人物。大量的画面上是一位男性手持着弓或投掷棒。这位男性的头顶往往佩有两根长长的羽毛，被称为“酋长”。许多船是被船员们拖着行进，有时还是酋长在甲板上指挥。因为这些船的头尾很高，底部为平的，使得船的形状似一长方形，因而被一些埃及学家称作“方船”。这些船只岩画均在从江海之滨至尼罗河谷间穿越沙漠的主要道路附近发现，同时，这些船只又有别于典型的尼罗河船。瑞典史学家汉斯·温克勒于1936年对这些干谷石刻做了详细的考察后，认定这些方船的主人是从东方漂泊而来的异族人。英国人类学家戴维·洛尔通过对干谷方船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的芦苇船的比较，进一步认为这些人正是来之古老的伊甸园所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参看[英]戴维。洛尔：《传说——文明的起源》，李阳译，作家出版社，2000年。） 而在中国东北及远东的史前时代，一种人身装饰着羽毛的巫舞就已十分流行。商代殷墟的甲骨卜辞上便有关于这种“羽舞”的记载，而商族之祖先也正是发源于中国东北。殷商人祭拜上帝的仪式之中有一种翌祭，即舞羽之祀。这种风俗一直在该地区的通古斯语系各民族中流行。《晋书》云，满族先民“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另以羽毛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改礼聘之。”这种以鸟羽为青年男女定情之信物的风习，一直沿袭至元、明时代。《后汉书》亦载，〔满祖先世一支〕黑水靺鞨人“俗编发，缀野猪牙，插雉尾为冠饰。”直到民国年间，新婚新娘还有在梳成新妇的抓鬏上插鸟羽的习俗。商代殷墟卜辞中曾有“于帝史凤二犬”的字句。郭沫若认为，商代人把鸟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使者。由此可见，这种头上饰羽的古老内涵应是人试图与神沟通的一种巫术方式。 以鸟羽饰头的风俗在美洲印第安人中也相当流行。一位南美朋友曾送我一只铜盘，上面浮雕着一位印第安首领像，首领的头部全部用鸟羽装饰而成。印第安人的祖先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由远东地区经白领海峡迁徙到美洲，因而，有此风俗似不为奇。中国东北及远东地区正是古代文化发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域，其中似储藏了大量的远古宗教信息。它与古埃及在原始宗教文化基本风格的相似性上暗示着他们极有可能有着共同的来源。这个来源或许就是《创世纪》中伊甸园所在的西亚。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支同祖的后代对始祖所居的伊甸园和毁灭人类的洪水事件仍然有着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同时也都有着向远方迁徙的热情。这种迁徙也许并不是在一定时间内一次性地完成的，尤其在亚洲大陆西部和东部之间更是如此。它就象后来的亚洲人在迁往美洲一样是在数千年甚至上万年间完成的，这支由西亚经中亚来到亚洲东北的人群也是如此。停留于亚洲东北的人群其南端实力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这支人群又有人经白令海峡登陆美洲，成为美洲印第安人之祖。中国东北后来又有一支人还曾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他们留在这同一区域的后代形成了满族等通古斯语系各族，而20世纪初仍于这一区域流行的萨满巫教则保留了大量远古的原始崇拜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商代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以及在古埃及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在宗教艺术上有着诸多相似性的缘由。 在原始人的艺术形象里，与鸟相伴出现的另一种极为神秘的动物是蛇。正如本文开始所提到的，蛇与鸟广泛地存在于黑龙江古代神话之中。在西亚、埃及以及美洲也是如此，在原始人的艺术作品中，几乎有鸟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蛇的形象出现。蛇就像鸟的一支尾巴，你飞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怎么都甩不掉。 再本文开首所引用的冯恩学先生的论述中还提及在黑龙江古代艺术作品中船的图形也有发现。这说明东北亚洲的原始岩画或其他原始艺术作品同希伯来人的《创世纪》一样，都把鸟、蛇、船当作了艺术表达中最重要的三个元素。 蛇就是诱引夏娃偷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的魔鬼的化身，这一点谁都知道。人类不大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地忘记这个。我曾一度间有过这样的想法，古代和原始民族对蛇的崇拜也许是我们的一个错觉，蛇在原始艺术中的反复出现不过是人类对伊甸园的一种记录方式而已。但旋即我就知道这个想法是站不住脚的。现藏于卢克索博物馆的埃及第十八王朝阿蒙霍特普三世像的冠上就刻着金蛇像。上文提到的第一王朝扎特国王的墓碑上除了一只何露斯鹰之外，还有一条蛇的形象。埃及古文献记录眼镜蛇女神瓦杰特是埃及国王死心塌地的保护神，她经常被刻在法老的额头上，埃及学者们称之为“圣蛇”。她的作用是当有谋反者胆敢威胁国王时向他们喷出致命的毒液或火焰。在通古斯语系各族中，蛇在萨满教中被视作太阳神，他们祭拜所用的蛇神神偶都是成对出现的，为长木雕刻而成。日本列岛上的阿努人也崇拜蛇，并称其为“太阳神”。蛇竟与太阳和光明扯上了边，这多多少少有些让人费解。 与鸟神崇拜不同的是，人类对蛇的崇拜充满了十分复杂和矛盾的心理。人一方面对蛇顶礼膜拜，把蛇视为光明之神或是祖先神加以祭拜，如鄂温克人把祖先崇拜与蛇神联系在一起，说祖先曾在一个大洞里发现一条两头角的大蛇，它是从天上下来的神蛇，这个大洞就因神蛇的降临被视作鄂温克人的发祥地，美洲的一些印第安部落也视蛇神为祖；另一方面，人们又忍不住在一些神话传说中为其恢复恶魔的本来面目，再派英雄神祗予以杀戮。《山海经》中记载了一个叫羿的英雄，曾手持弓箭射杀恶兽，其中就包括一种叫作“修蛇”的洞庭大蟒，还有一种能够生吞大象的蛇。这种矛盾心理集中体现在北美西北岸印第安人图腾柱常见的一种叫希尤斯（sisiul）的动物神身上。希尤斯为一种双头蛇身的怪物，浑身披满鳞甲，口中长满利齿，舌头据说是一团向外永远不断喷吐着的火苗。它具有善恶两重本性，令人难以揣摩。人们如不小心接触了它，哪怕看了它一眼，都会导致死亡。同时它又是勇武的象征，因此是家庭和部落平安的庇佑。他的血涂在武士身上，可以让人刀枪不入。 人也是一种动物。人的原罪决定了人具有首鼠两端的本性。世界上有些地区对鸟神的崇拜透露出了人对天上最高神的依赖心理。然而，人类永远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现实和清醒。假如把砝码都押在了上帝身上是错的呢？假如伊甸园里的蛇所说的话语完全是真实的呢？这一切谁能证实？也许只有时间。于是，人们一面向上帝祈祷，另一面却又并未放弃对蛇的祭拜。这似乎意味着，只要人类仍是人类，它就永远难以摆脱与生俱来的功利心理。 因特网上经常看到一位文学博士张闳的文章，有一篇《钟摆或卡夫卡》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认为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是人类偏爱着的一种运动方式。“一种摇摆的经验如此之深地潜伏于人的意识的最深处。”所以，“人是一种在动物与神之间摇摆不定的物体。其灵魂的神圣性与肉体的有限性之间尖锐冲突，灵魂如同气体，升腾向上，而沉重的肉体却被大地所吸引而坠落。” 这种摇摆的习惯也许是人类从诺亚方舟在波涛之上的颠簸过程中形成的。所以，婴儿在刚一出生时，父母就会为他准备一只摇篮，让他在出生之初就体会到左右摇摆带来的惊恐和快乐。这也许正是摇摆舞自诞生伊始就为人们所狂热迷恋的原因。于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人在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落、高尚与卑下、上升与坠落之间的摇摆史。 汉代画像砖中曾出现伏羲女娲交尾图像。伏羲和女娲均为人身蛇尾，背上生有双翅。这幅将人、鸟、蛇合为一体的图像形象地描绘出了中国人在信仰上的中庸色彩。中国人所信仰的龙也正是结合了远古诸多动物神祗于一身。虽无双翅，龙却具有比鸟更为优秀的腾飞技能，它的身体则为与蛇相仿佛的鳞皮类动物。因而，龙成了中国人的功利性和现实性的最形象的象征物。 类似的综合形象的出现不仅仅限于中国。南美玛雅人一部落信仰一名叫KuKuIKan的大神，KuKuIKan的字面意思是身上长着翎毛的蛇。 耶稣对人的本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在对人说话时常常用这样的一句话开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