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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子和桃花在道教的符号学体系中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隐喻。老寿星的形象代言人南极仙翁时刻不忘自己标志性的徽章：除了宠物梅花鹿之外，拐杖和那颗巨大的桃子也是其身份的象征。寿桃和寿面一同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日派对上并不是偶然的，由于道教对长生不老近乎偏执的狂热追求，一个老年人在渴望多福多寿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堕入道教礼仪为他们所预设的程式之中去了。在这个意义上，寿桃和寿面具有同构的关系，如果说面条因为它“长”和“瘦”（寿的谐音）的外形而一目了然的话，那么桃子和长寿之间的关系就有些隐晦不明。关于吃桃子可以延年益寿的传说还要追溯到“种桃专业户”西王母在昆仑山上的万亩农业基地。《汉武帝内传》载：“七月七日西王母降，自设天厨，命侍女更索桃果，以盘盛仙桃进。王母以桃四颗与帝，桃味甘美。帝食辙收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这么难伺候的桃子也只有神话中才有人有耐心去栽培，也难怪连文治武功的汉武帝也要打退堂鼓，不过汉武帝所食的还不能算是蟠桃中的极品，到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来掌管西王母的蟠桃园时，蟠桃的种植科技已经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据当地的土地介绍，蟠桃园中共有3600株桃树，3000年一熟、6000年一熟、9000年一熟的各占三分之一，其中9000年一熟的桃子，吃了之后可以“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汉武帝吃的还是最次的呢。在很多人看来，偷桃与之后偷吃太上老君的金丹都只不过是贪嘴的猴子天性使然，却不晓得其中另有玄机。《西游记》第二十四回再次上演了小偷小摸的一幕：唐僧师徒四人路经万寿山五庄观（注意这两个地名），孙行者施展手段，窃了人参果以饱口腹之欲。较之仙桃，这人参果更是邪门，需一万年才得成熟三十个，可惜却有五行相畏的弱点：“这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炼得火眼金睛（这个过程恰恰也是炼丹的过程）的孙悟空和金箍棒一样无坚不催，他头上的金箍，与其说是一种束缚，毋宁说是其作为五行一方－－金/西方－－的代言人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最闪亮的标志。如何得之？且看孙悟空收服猪八戒时，作者埋下伏笔的一行诗：“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去西天取经的过程，如果从道教的角度来看，也是炼就内丹的过程，猪八戒/木、沙和尚/火、唐僧/土、白龙马/水，碰到这帮五行占全的人，也难怪人参果要遭殃。五行相生相克的朴素辩证法支撑起整部《西游记》的叙事结构，写过志怪小说的吴承恩不过是在借尸还魂，通篇都在论述全真道的内丹心性学（第一回的篇目开宗明义即为“心性修持大道生”），世人只当是在批判封建社会，或是游戏之作，悲乎！ 显然，人参果的命运就是桃子的命运，金克木，桃子遇上孙悟空，自然要给搅了局，变成悲情桃子。所以这里的桃子，绝不仅仅是山野顽猴口中的食物，它还肩负起了弘扬道法相生相克原理的重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亦园先生发现，中国人认为能增强能力的食物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吃什么补什么”，如牛鞭、猴脑；另一类则是些“难以归类，跨越两界的东西”，植物而似人的人参果完全可以归入这一类。但桃子却似乎游离于两者之外，它什么都不像，除了和“道”在发音上如此接近－－它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纯粹形而上的植物了。 与唐僧师徒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相仿，日本民间传说中的桃太郎也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探险家，这位以桃为名的日本浪人所拥有的惊人能量是不是也来自于桃本身呢？在道教的符箓咒术中，桃符（元旦在桃木板上写神荼、郁垒二神名，悬挂在门旁，可以压邪，后来渐渐发展为春联）是一种最广为流传的迷信，简便易行是原因之一，人们坚信桃树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也难逃其咎。传说后羿就死于桃杖（见《淮南子·诠言》），才使鬼畏桃木；随着神话传说的添油加醋，道士们戴上了仙桃巾，内功中的两个护法神也被命名为“桃核”和“桃康”，最晚到元明时期，对桃木的盲目信仰就已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元初，当长春真人丘处机云游天下，并写下他那个版本的《西游记》时，中亚、西亚的土著甚至称中国人为“桃花石”。而金庸笔下颇具道家风范的黄药师，他的隐居之所是一个叫桃花岛的、蓬莱仙山似的好去处，在这里桃花和桃子一样扮演起了人间仙境的角色。有人在桃花岛上的桃花林中流连忘返，也有人如堕云里雾里，丧失了基本的方向感－－生于西域，长于大漠的欧阳克显然对奇门遁甲、九宫八卦的精妙之处一窍不通，“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林子对于他来说不啻于一座迷宫。无独有偶，东晋南阳的隐士刘子骥也无法破解桃花的“八卦阵”，只能对他心向往之的桃花源望洋兴叹。在现实生活中要找到一块像桃花源这样的避难之所恐怕非人力所能达到的吧，这个“罕达之地”大抵是陶渊明从《山海经》中获得了灵感，杜撰出来的一方洞天福地。《桃花源记并诗》所记述的秘密隐耕之所可以看作是再次以桃花为核心的道教虚构，篇末的两句诗：“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精神追求，桃花源不过是他心目中的一块隐逸的圣地，是他乘风归去，心无旁骛的所在罢了。以桃花为母题的诗文在陶渊明之后蔚然成风，不仅桃花林，桃花的出现似乎也与“重寻不遇”这个结局有着必然的联系，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以朦胧的好感而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人面桃花”。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在结构上和《桃花源记》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刘学锴先生更是对这首诗所述的是否真有其事提出了质疑。在崔护的诗中，桃花和桃花林一样既预示着美好事物的降临，又仿佛障眼法，变成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一道屏障，在“道”路上布下重重迷雾。正如前些时候大做广告的鲜桃汁饮品所暗示的，桃花的美艳与女人较好的面容之间的可比性是很显然的。但桃花的隐喻也不为女人所独有，唐宪宗元和年间的玄都观就以道士们种的桃花艳如红霞而出名，当时花开万朵，游人如织的繁华景像从刘禹锡的诗中约略还可得见：“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只可惜好景不长，14年后，当刘禹锡重游故地时，当年人马喧阗的庙宇桃花早已是物是人非，萧条不堪了。有感于此的刘禹锡写下了千古名句：“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一次呼应了陶渊明和崔护对“玄之又玄”的桃花的文学性想像。道士种桃在道教宫观中并不罕见，这种思维惯性在那些热衷田园生活的传统文人心中也已生根发芽，成为了中国文人的集体记忆。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第一篇就写桃花，写得美仑美奂，轻灵圆润的文字自然要居一功，但道家文化中的清静和亮烈，可能也在感染着他，使他用这样的篇幅，这样的热情来书写桃花。 既是对崔护言简意赅的言情故事某种形式上的续写，又是感喟时不我与的残酷性，另一位善于讲述桃花故事的文人是明末清初的剧作家孔尚任。带着强烈的幻灭感，他将他的剧本《桃花扇》献给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情爱纠葛，最终却把他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入道”上了（见最末一出）。“桃花”的再次出现应该引起嗅觉灵敏的读者的警觉，显然，这又是一出道教徒以桃花来敷衍故事的拿手好戏。事实上，在卷首《桃花扇小识》中，作者已经向明眼人透露了他的创作意图：“人面耶，桃花耶？虽历千百春，艳红相映，问种桃之道士，且不知归何处矣”，这既是对崔护迟到的回应，又是一种刘禹锡式的伤感在明末达到了它的高潮。 真是说不尽的桃子和桃花！既悲情又神秘的桃子总在吸引着文人骚客、道家方士以此为题材，撰写诗文，营造幻境，而今桃子的荣耀却淹没在贪食者的大嘴巴之中，不亦悲夫。 河西曰：玄之又玄，众桃之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