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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习俗中攀比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彩礼膨涨，婚事大操大办而盛行不衰呢？面对婚礼大操大办，彩礼与嫁妆数额巨大的现象，农民的心态是矛盾的。婚姻嫁娶，不管是张姓还是王姓，也不论有钱还是无钱，都必须按照一套仪式化的程序进行，不花钱或太少花钱是不可能的，不搞的大方、隆重一些，便不能显示出体面与威风，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婚事不搞的红火一些，不请客吃饭，那还叫什么婚姻大事。如果不如此，不但自家的情面与形象过不去，而且女方家长不同意，村中舆论压力也很大，亲戚朋友通不过，无法体面地做人”。 另一方面，山西的农民一生都是节俭的，勤劳俭朴，干的多，自己享用的极小。勤俭几十年的积蓄被一二次婚嫁耗费一空。在有的家庭，为儿子操办一次婚事总是自己10年、20年，甚至一生的血汗。在许多村庄，父母们都说，在儿子7、8岁时就已开始为他将来的婚姻储蓄钱财了。有两三个儿子的家庭，在没有更多收入的情况下，为儿子娶媳妇成了沉重的负担，山西农村盛行交换婚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无奈选择。 农民的矛盾心态在于：婚嫁大操大办是他们从心里，从观念中所情愿的，甚至是他们所希望的；对别人如此，对自己亦然。然而，当婚嫁的支出给他们形成巨大的压力，甚至使他们无法承受时，他们又显得很不情愿。无奈便是他们这种矛盾心态的最好表述。 生活的溪流在流动着，农民的观念也在逐步发生着变化。如果不涉及自己的婚事，让他们较为理性与客观地评价婚嫁中的大操大办，我们便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我们在襄汾中头村和翼城西岩岭村所进行的调查情况显示：对于在城市中的不办酒席、旅行结婚等新方式，即使在观念上农民们也很少接受，其市场在农村极为有限。农民中的绝大部分人认为都应当按传统习俗举行婚礼，他们最乐于接受和最希望的方式是仪式简单但周到，节俭花销，两项加起来占被调查者人数的74％。因此，在观念上，这应当是农村婚礼仪式认同的主流。当然，主张大操大办，讲排场，多花钱，摆阔气，收礼多的人仍占有一定比例，有18％。 从观念上看，认为彩礼越多婚姻越稳定，以及不要彩礼的人为数并不多，绝大多数人都认为，高额彩礼固然不合理，但婚姻不要彩礼也是根本行不通的，不管多少，要一些彩礼还是很必要的，尊重传统这是人们主要的价值取向。从现实条件看，目前农村是男婚女嫁，女儿一旦出嫁就算是男家的人了。过了门的媳妇不仅给男家添了一个劳动力，也使女家少了一个劳动力，而且将来生育子女均属男家。因而，一定彩礼具有对女方家庭补偿的意义。正如某县一位妇联的同志所讲：“某些索高价的当然不对，必须制止。一般情况要些彩礼也在清理之中，女儿毕竟是爹娘一口奶，一口饭养活大的，就算是抚养费也应当给一些，而且花一些钱也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 从习俗的角度讲，彩礼自古就含有不许悔婚之意，唐律规定：“聘财无多少之限，即受一天以上，并不得悔。”婚姻的巨大支出也表明农村家庭对子女婚姻的重视程度，农村婚礼的功能远远超过了城市，它是表明双方合法结合，并让村里的人们认可承认的关键性步骤，它比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更具合法性与权威性。 习俗，本来就是在人们的互相模仿中形成的，80年代以来，一些经商作买卖、搞项目承包、开工厂、跑运输的农民，率先从贫困的海洋中脱颖而出，他们有了几辈子都役有见过的大量钞票。然而，由于文化水平低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既无成为真正的“资本家”的抱负，也无短时间内一跃而成为富翁的心理准备。于是，千百倍于正常要求的钱财，化作了沉重不堪的枷锁，套在了他们那发育不良的脖颈上和心理上，诱发了他们把人类固有的权势倾向、虚荣倾向、挥霍倾向、追求刺激的倾向等全部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他们在婚嫁的阵势、排场、金额上充分展示了金钱的风采。以此来炫耀乡里，耀祖光宗，扬眉吐气。尽管彩礼也好，排场的婚礼也好，这些消费方式都不是什么新花样，这些人的心理素质及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决定了他们连在挥霍方式的创造上也决无新的建树。 然而，这些人的豪华婚礼却是一种示范，它引导着一般收入的家庭互相攀比，在姑娘之间，小伙子之间，家庭之间的这场竞争比赛中，彩礼与婚礼的花费便开始扶摇直上了。虽然这场比赛中绝大多数家庭都无法承受高额的开支，但是，示范在前，竞争者在旁，自己固有的从众心理和不甘人后的攀比心态，再加上城市婚礼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刺激，这一切都形成了无形的社会压力，犹如猛虎追人，不得不跑，身不由已。 这正是习俗的作用。 摘自《山西民俗与山西人》，乔润令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