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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德国开始与中国进行军火贸易，中德军火贸易主要涉及到火炮、铁甲舰、鱼雷艇、炮台等。在这些军火交易中，李鸿章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德军火贸易的主要倡导者，也是中德军火贸易的直接实施者。 随着中外军火贸易的展开，德国人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军火市场，而李鸿章又是军火贸易中一个决策人物。为了促使中国购买更多的德国军火，德国人想方设法拉拢李鸿章，以便能得到更多的订单，有两个典型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1877年，李迈尔在写给德国公使的信中说：“李鸿章正要买十六万两银子的克虏伯大炮，……购买的动机是由于他本人的一幅油画画像而引起的，这幅画像是克虏伯根据一张照片令人在德国画的，并于两星期前附了一封极其恭顺的信作为他忠诚爱戴的表示请求特别照顾送给他的。”为了讨李鸿章欢心，德国人可谓费了一番苦心。1896年，李鸿章出访德国，德国对李鸿章的接待也颇费心思，为了体现出德国对李鸿章来访的高度重视，德国将其安置在柏林“华贵无出其右矣”的豪华恺撒大旅馆，并事先通过李鸿章身边的德国人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和曾任中国海军副提督的汉纳根了解李鸿章之兴趣爱好，“具知中堂所嗜。故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莫不投其所好。甚至中堂常吸之雪茄烟，常听之画眉鸟，亦复陈于几而悬于笼，则其馀概可想见矣”。这种无微不至的接待，让李鸿章受宠若惊，一心想感恩报德，投桃报李。 尽管1896年李鸿章出访德国时已受清朝廷冷落，德国仍认为，李鸿章的到来“于中德交谊大有关系，故于款迎之礼，务从其恭”。李鸿章访德期间，不仅政府要员如外部大臣弼箔赐丹，船政大臣、相国何恩禄先后设筵招待，各商会如电气会、汉堡商会等也争先恐后以宴请李鸿章为荣。就连俾斯麦会见李鸿章时，也以最高的规格盛服接待。俾斯麦在德国享有盛誉，“历相三君，化邦为国；德之荣名，忽焉盖世”。甚至“德人敬之过于君上”。尽管俾斯麦在德国地位显赫，他却以大礼会见李鸿章，当时英国的媒体形容接见时盛况，“其首则冠御赐之玉冕，其手则执先皇之介圭，其腰则佩登坛之宝剑。此三者，自德先皇威良第一谢世后，更无第二人一得其赐。”这样一天之中同时佩戴三者只有国家大典时才如此盛装，“今款接中国大臣，而竟全行佩带以显特恩，则其尊敬李中堂，亦已罕有伦比矣”。这样隆重的礼遇对李鸿章是一种甚高的待遇，可见李鸿章在德国人心目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 访德期间不仅俾斯麦对李鸿章礼遇有加，李鸿章还受到德国皇帝超规格的热情款待，并同德皇一起检阅了德军演习，看到装备精良的德国军队训练有素的操练，李鸿章对德军的素质钦佩之极，对德国皇帝“不觉失声长叹”：“苟使臣有此军十营，于愿足矣，况更多多益善，尚何幺麽小丑之足为华患哉!”德国皇帝的隆重礼遇一方面让年迈的李鸿章感激涕零，以至在进见德皇呈递国书时诚惶诚恐地对德皇说，“款待之优，逾于常格。使臣德薄能浅，何以克当?”并坦言德国的这种非常规的礼遇，表明“中德之友谊，实较诸此外有约各国，更形洽比矣”。李鸿章这一趟先后出访俄国、德国、法国，作为一位地位显赫一时的使臣，在外交场合不顾影响与俄、法的关系，竟出此言，让西方媒体也感到诧异。另一方面也促使李鸿章加强与德国的合作，利用一切机会推动中德军火贸易的发展。李鸿章在与俾斯麦会谈之时就明确表示：“仆见今天下之精兵，莫贵国若矣。……惟异日回华，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且需聘教习之武弁，仍惟贵国是赖也。”访德期间，李鸿章参观德国来复枪厂时也承诺“回国后必向贵厂购取一切利械也”。 德国人对李鸿章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李鸿章在武器装备上处处优先考虑克虏伯的产品，他规定淮军的炮队都装备克虏伯炮，沿海炮台和北洋海军装备的炮也将克虏伯炮作为首选。他还雇请了克虏伯的技术人员来华教授克虏伯炮法，并派人到克虏伯厂去学习炮法，李鸿章是与克虏伯关系最为密切，也是级别最高的清朝官员。 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建人，尤为关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闻欧美出一新器，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他力主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面对西方列强争霸世界，耳闻目睹世界各国装备的优劣，李鸿章最推崇德国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尤其是在普法战争中，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的大炮大显神威，色当一战，普鲁士军队的120门大炮以排山倒海之势，让法军炮阵几乎没-有发言权，这一战役为德意志的统一扫平了障碍。李鸿章闻知此事后被克虏伯大炮深深折服，因而他在主持引进西式兵器时，力主购买德国的克虏伯产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