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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宣而战 如同是一场引人至深、扣人心弦的默片哑剧，又如同一切阴谋上演前的那片刻宁静，此刻的丰岛海面上，尽管已经充满了雷暴将要到来前的惊心动魄，空气中都能感觉到浓烈的战争气息，但是舞台上的两个主角却都只是在默默注视着对方的动作，似乎谁也拿捏不准火候，不敢轻易打破这让人窒息的沉静。 龙旗下的中国军舰虽然明知日舰来者不善，但是两国尚未正式决裂，本着不能衅自我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济远”、“广乙”两舰尽管已经做好了应战准备，但下一步形势变化的主动权并不在她们手中。自锁于“仁义道德”愁城中不能自拔的中国，宁可付出牺牲和血的代价，也不愿破坏迂腐的“仁义礼信”，眼前这令人扼腕的一幕，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数千年前列堂堂之阵于泓水之滨的宋国仁义之师，中国的历史就是如此痛苦地在一遍遍轮回，以史为鉴的道理往往都需要在惨痛的现实发生后，才能流着血泪来领悟。面对着3艘强大的日本巡洋舰，中国护航编队队长副将方伯谦在心中默默祷告，祈祷眼前的一切都是场虚惊，希望日本人不要挑衅，希望日本军舰能转舵而去。2艘中国军舰继续朝前航行，没有任何谋略处置，只是被动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判。 日本第一游击队3艘军舰在劈波斩浪高速驶来，气势夺人。然而军舰上的气氛却也并不轻松。肩负着挑起战火重任的司令长官坪井航三，此时正站在“吉野”舰的飞桥甲板上，迎着海风，手握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前方渐渐驶来的2艘维多利亚涂装的军舰，神情略显紧张，这里已经隐约能够看到“济远”舰上的中国海军官兵了。虽然自己方面拥有3艘当时世界一流的巡洋舰，开战的主动权也完全在自己之手操控，但是坪井航三并无法确定的是，在己方军舰占领优势阵位之前，中国军舰会不会先声夺人，他深知在远距离上中国军舰那些大口径火炮将占有射程优势，而自己目前所处的阵位并不利于发挥舷侧火力的优势。同时，和当时任何一名日本海军军官一样，坪井航三也无法预测中国海军的战斗能力，北洋海军尽管自1888年以后逐渐衰败，但是曾经独冠东亚、世界第六的声誉，和摩傲欧洲的训练，在未真正交过手之前，这支长期活跃于东亚的龙旗海军，战斗素质究竟如何？还只能是一个待解的迷。现在这位安纳波丽斯海军学院的高材生，头脑中在反复考虑怎样才能有效摧毁眼前的中国军舰。 1894年7月25日上午7时以后，中日舰队在韩国丰岛附近海面互相发现时，日本第一游击队以纵队队形航行，和同样成纵队而来的中国护航军舰编队大致是呈迎头并进的姿态，如果按此照直继续航行下去，并不利于发扬日本军舰舷侧火力凶猛的优势。而且当时日本一游编队处在丰岛外侧的开阔海域，而中国军舰正在丰岛与公景岛之间的狭窄航道上，如果逼近攻击，狭窄的航道不利于舰队机动。经过反复考虑，坪井航三和“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商定了一个策略，决定趁目前和中国军舰距离尚远，先主动向右后方外侧机动，等待中国军舰自己驶出狭窄航道，进入开阔海域后，再转向返回，利用航速高的特点，快速占领中国军舰侧面的有利攻击阵位后再下手，以充分发扬舷侧火力的威势。从整体来看，确实是一步能紧扼中国舰队咽喉的好棋。 上午7时30分左右，日本第一游击队的航迹开始进行变化，“吉野”舰飞桥下方装甲司令塔内的操舵兵接到指令， 8柄水压舵轮随即飞快地转动，舰首激起阵阵浪花，开始向右后方进行约240度的大回转，划出一个大大的“n”字形轨迹，调转航向背离中国舰队而去。根据日本海军战前的指令，考虑到在硝烟弥漫、弹片四溅的战场上，旗语指挥系统的可靠不高，为保证舰队在战时不至于失去统一指挥，编队军舰都必须紧随前一艘军舰的动作运动，但是可能这次调转航向的机动来得过于突然，当转向命令下达后，尾随“吉野”之后的“秋津洲”舰并没有立即执行转向动作，第一游击队的编队内引发了一阵混乱。 与对北洋海军疑惧不已的军官略同，由于短时间扩充添置了一大批新军舰，当时日本海军内的水兵大都是应募不久的新手，技术熟练程度远低于中国军舰上那些服役时间在5、6年以上的同行。日本政府战前充分利用舆论媒体，长期大肆夸大中国海军的战力，以为穷兵黩武发展海军铺平民间舆论道路，然而这一伎俩随之带来了很多负面作用，日本军舰上在“中国威胁论”中成长起来的这代年轻水兵，此刻心中不仅夹杂着对自我技术熟练程度的一丝不自信，更笼罩着对即将到来的战斗的恐惧，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对中国海军畏之如虎的心理。不安的气氛，在日本水兵中四处蔓延。 紧随在“吉野”之后的“秋津洲”舰上，舰长上村彦之丞海军少佐对这种气氛极为不满，毕业于日本海军兵学校，有着长期海上经验的上村彦之丞，为人粗鲁好斗，是对华开战的积极分子。为缓解水兵的紧张情绪，上村彦之丞站在飞桥上，带着浓浓的关西口音对着水兵大喊：“把你们的手放在股胯那里摸摸看，如果缩小了就打不了仗了”，当“秋津洲”舰正因为舰长粗俗的话语而处在一片哄笑声中时，前方的“吉野”舰开始进行大回转。旗舰竟然不战而背离中国军舰去，使得一心好战的上村彦之丞如同泄气了的皮球，认为肯定是司令长官坪井航三怯懦畏战，不甘心眼看就能开始的战斗白白错过，随即不顾海军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令悬起旗语，质问旗舰为什么调转航向。对于上村彦之丞无礼的举动，坪井航三心中极为不快，但出于保持编队统一动作的大局考虑，只得耐心地作出解释，在“吉野”舰航海长的亲自督导下，信号兵将了一串复杂的旗语升上了“吉野”舰前桅的斜桁：“目前舰队所处位置不利于军舰机动作战！”，继而挂起命令“跟随旗舰航行！”。桀骜不驯的“秋津洲”被一下子弹压住，老老实实跟着“吉野”转向，上村彦之丞落得很大没趣。“秋津洲”之后的“浪速”舰也随之鱼贯转向，她的舰长东乡平八郎海军大佐的好战程度，一丝不比上村彦之丞弱，但这位后来成为日本海军军神的将领更充满了狡黠的智慧，他的好战和心狠手辣将在另外一个场合表现。 对调转航向迷惑不解的，除了“秋津洲”上的上村彦之丞外，还有远处中国军舰“济远”上的方伯谦。从发现日本军舰开始，就一直在飞桥上紧张地观察日本舰队行动的方伯谦，在美国制造的双筒望远镜中突然看到了日本舰队令人惊讶的行动，立刻判断“疑其不欲战”，认为眼前的情景表明这几艘日本军舰并不是来作战的，可能和昨天出现在南阳湾外的那艘探头探脑的日本军舰一样，只是先头的侦察分队而已，看来这次自己又交了一步好运，必须尽快加大航速离开这块是非之地，锁在鸵鸟思维里的一些中国军人，有时天真地令人悲哀。日本军舰掉头离去的喜讯，顿时在“济远”、“广乙”两艘中国军舰上传开，很多官兵们都已经在打算回到威海以后的事了，方伯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是中国军人的轻松只持续了片刻，不过多久，转向而去的日本舰队又“旋转取势而来”，几乎与“济远”、“广乙”驶出狭窄航道同时，日本第一游击队又向右进行了约200度大回转，转划出一个“U”字，和中国军舰拉开一定间距后，重新转向而来，并运用高航速直插中国军舰编队的侧翼，和中国护航舰队形成两条略呈平行的战列线，坪井航三谋划的有利攻击阵位已经成功夺取。 日本海军期待以久的机会已经来到，由这一刻起，不宣而战，阴谋偷袭的伎俩，成为了日本海军的传统。3艘日本军舰的桅杆上都飘扬着血红的战斗旗，坪井航三和河原要一离开了飞桥甲板，进入飞桥下由装甲保护的司令塔。上午7时43分半，“吉野”舰上的武式测距仪显示中日两国军舰距离逼近到了3000米，进入日本海军战术条令规范的大口径速射炮的有效射程，坪井航三下令 “开始攻击”。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事实上已经占取了所有的优势地位，日本海军官兵仍然太过紧张，得到指令后，负责指挥舰首6寸主炮炮位的炮台长吉松茂太郎海军大尉竟一片茫然，似乎还不相信战争真的将就此爆发，大声呵斥身旁的炮台副岛内恒太海军少尉候补生：“到司令塔询问一下是真的要开炮吗？”，岛内候补生不敢怠慢，飞速跑到司令塔附近请示，正站在飞桥上的测距仪旁督战，准备观察修正弹着点的“吉野”舰炮术长加藤友三郎海军大尉，对此急得破口大骂，“混蛋！回去告诉他赶紧开火！”，看着这混乱的一幕，坪井航三在司令塔内摇头不已，他的士兵太缺乏经验了。 短暂的混乱很快过去，日本海军对战斗的恐惧此后将逐渐消失，变得气壮如牛、肆无忌惮，黄海海战、对马海战、珍珠港……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彻底击得粉碎。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团白烟从“吉野”舰舰首6寸炮炮口升腾而起…… 第一游击队 摆在“济远”、“广乙”2艘中国军舰面前的，是3艘日本海军精锐中的精锐。  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吉野”号，英文译名YOSHINO，是1893年刚刚竣工的新锐穹甲巡洋舰。由英国著名舰船设计师瓦茨（Phillip Watts）根据阿根廷海军中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的veinticinco de mayo号穹甲巡洋舰改良设计而来，而veinticinco de mayo号的设计师，则是因设计“埃斯美拉达”、“致远”、“浪速”而闻名于世的威廉·怀特爵士，所以可以认为“吉野”和“致远”、“浪速”等军舰具有共同的血统。“吉野”舰舰体设计上采用的是首尾楼船型，干舷较高，外形修长优美，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前后交通方便，“吉野”舰在首尾楼之间特别设计了一具纵跨整个主甲板的天桥相连接，这种高架通道的设计后来在中国甲午之后购买的“海琛”级巡洋舰上也有引用。作为一艘大型军舰，“吉野”舰的排水量高达4150吨，舰长109.73米，甚至超过了当时中国体形最大的“定远”级铁甲舰，军舰的甲板宽度为14.17米，吃水5.18米，水线附近纵贯全舰敷设了穹甲甲板，穹甲中央隆起的部位厚1又4分之3英寸，两侧坡面斜向水线下的部分厚度为4.5英寸。“吉野”舰的动力系统非常傲人，采用了2台往复式蒸汽机，配合12座高式燃煤锅炉，可以获得15000匹马力的澎湃动力（建成测试时采用强压通风技术，竟然达到了23031匹马力，此时的航速应当远远超过23节），驱动2个螺旋桨，航速高达惊人的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水面军舰。 与创一时记录的航速同样令世人注目的是她强大的武备，“吉野”舰大量装备了当时被中国称为快炮的大口径速射炮。主炮选用4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6寸40倍口径速射炮，火炮膛长6096毫米，弹头重45.4公斤，初速671米/秒，有效射程8600米，射速7发/分钟。其中2门分别安装在军舰首尾楼甲板上，首先打响丰岛海战的就是舰首的那门。另外2门的安装位置则比较特殊，分别布置在首楼末端主甲板两侧的耳台内，显然是出于船头对敌作战时获得最大火力的传统设计思路，因为这样“吉野”舰在舰首方向就可以得到3门6寸主炮的火力，为了使安装在耳台内的这2门6寸炮的前向射界更为开阔，首楼尾部各向内侧削去了一块，这一独特的设计，也是识别“吉野”的重要外观特征。从安装了6寸主炮的耳台再往后，军舰两舷至尾楼之间还设计有多达8个耳台，各配置1门4.7寸40倍口径速射炮，形成了密集的舷侧火力，这些速射炮同样是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制造，膛长4801毫米，弹重18.1公斤，初速467米/秒，有效射程7000米。这些可怖的大口径速射炮均采用了厚度为4.5英寸的后部敞开式炮罩进行防护，除此之外“吉野”舰的武备还有密布军舰各处的22门4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以及多达5具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和舰首水下锋利如刃的撞角。似乎是嫌这些武器的威力还显不足，想为之增加一点脚注，瓦茨给“吉野”舰还配备上了刚刚问世不久的专用火炮测距仪，这意味着“吉野”舰火炮的瞄准、测距将更为准确、便捷，战力可以得到倍增。 同时具备了快捷的航速和威势的武器，使得“吉野”的威力无与伦比，被誉为当时世界最优秀的巡洋舰。  紧随在“吉野”之后，由脾气暴躁的上村彦之丞担任舰长的“秋津洲”舰，英文译名AKITSUSHIMA，是第一艘日本自行建造的穹甲巡洋舰。根据重金聘请的法国舰船设计师白劳易的计划，“秋津洲”原本应该是“松岛”级的第4艘军舰，但是随着“松岛”、“严岛”、“桥立”在建造、服役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的设计问题，经海军舰政局长佐双左仲造船少监的一力坚持，日本方面毅然决心放弃法式前议，另起英式炉灶，改为建造一艘英式的穹甲巡洋舰，倍感窝火的白劳易一气之下挂冠而去。 重新开始设计的“秋津洲”，选型上参考了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为美国海军建造的“巴尔地摩”号穹甲巡洋舰，并在“巴尔地摩”舰的设计师，白劳易的英国老师威廉·怀特爵士帮助下，进行了全面的改良设计，最后于1890年由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建造，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完工。新设计的“秋津洲”号，排水量3100吨，舰长91.7米，宽13.14米，吃水5.32米，动力系统为2台水平三胀往复式蒸汽机，和4座燃煤锅炉，双轴推进，功率8400匹马力，航速19节，略快于中国的“致远”级穹甲巡洋舰。 “秋津洲”的武备配置为日本海军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彻底抛弃了大口径火炮的思路，而开始全部采用速射炮，这一点对于日本海军之后选购“吉野”舰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根据原设计，“秋津洲”舰计划装备10门阿姆斯特朗4.7寸40倍口径速射炮，但是担心火力过于单薄，而将其中4门改换成了阿姆斯特朗6寸40倍口径速射炮，分别安装在首尾楼末端的耳台内，与“吉野”的主炮布置法略似。而首尾楼甲板上则各安装了1门4.7寸速射炮，剩余的4门4.7寸速射炮布置在军舰中部舷侧的耳台内。此外的武备还有8门4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和4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从问世后的服役情况来看，“秋津洲”尽管存在着航海性能不佳的缺点，但作为日本国内自行建造的军舰，能够达到如此水准，已经足够令大海彼岸的中国为之汗颜。日本政府对本国工业的大力支持，最终成就了近代惊人的成就，而中国的福舰船政则在内外交困中，最终归于没落。 “秋津洲”舰的外形和“吉野”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船型上同样选用了首尾楼式，外形高大美观，军舰的重要特征双桅双烟囱也完全一致。不过“吉野”舰的司令塔和飞桥结构布置在首楼甲板上，而“秋津洲”舰由于首楼长度短，将司令塔飞桥改设在前桅之后，担心直接安装在主甲板上高度不够，而在主甲板两舷舰横向架设了一个平台，再在之上设置司令塔、飞桥等建筑。“秋津洲”舰的防护与“吉野”也非常接近，全舰10门大口径速射炮，都由厚4.5英寸的后部敞开式炮罩进行防护，位于水线附近的穹甲甲板厚度则为3英寸。  仿佛是刻意在展示日本海军巡洋舰的发展史，紧随在“吉野”、“秋津洲”2艘新式穹甲巡洋舰之后，是由东乡平八郎担任舰长的 “浪速”号，这艘军舰恰好是日本海军拥有的第一艘穹甲巡洋舰，英文译名NANIWA。与同级姊妹舰“高千穗”一起于1885年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造，设计师还是著名的威廉·怀特。“浪速”舰在设计上很大程度参考了后来成为日本军舰“和泉”的智利海军“埃斯美拉达”号穹甲巡洋舰，可以视作是其的改进型，而“埃斯美拉达”的最初参考母型则是中国的“超勇”级撞击巡洋舰。 “浪速”舰的体量与“秋津洲”舰相近，排水量为3650吨，舰长91.4米，宽14米，吃水较深，为6.1米。动力系统采用2台水平往复式蒸汽机，和6座燃煤锅炉，功率7604匹马力，航速18节。可能是受当时同在阿姆斯特朗船厂建造的中国“致远”级穹甲巡洋舰的影响，英国建造的“浪速”也选择了德国克虏伯架退炮作为主要武备，但由于“浪速”的舰体尺寸大大超过“致远”，装备的火炮数量则更多。“浪速”舰的主炮选用了2门克虏伯公司生产的260毫米35倍口径大炮，与中国军舰“平远”装备的为同一型号，弹头重275公斤，有效射程12200米。火炮分别安装在军舰首尾的2座露炮台内，射界240度，每门炮备弹100发。非常特殊的是，“浪速”舰的主炮炮位选用了法式的前部敞开式炮罩进行防护，厚度为1.5英寸。与英式的后部敞开式炮罩恰好相反，这种“障后而露前”的炮罩后部完全封闭，而将前部大面积敞开，以此来方便观察、瞄准。除了首尾的主炮，作为舷侧战术复兴的象征，“浪速”两舷共设计了多达6座耳台，各安装有1门150毫米35倍口径克虏伯炮，与中国军舰“定远”、“济远”等装备的为同一型号。这些火炮每门备弹75发，选用了厚度为1.5英寸的后部敞开式炮罩防护，射界130度。大口径火炮以外，“浪速”舰还装备了2门57毫米诺典费而得单管机关炮、10门诺电费而得四管机关炮、4门10管格林炮，以及4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 “浪速”舰的舰形属于平甲板型，外形高大，外部的主要特征是双桅单烟囱。2座主炮台之间的主甲板因为是主要活动空间，两侧又密布耳台、火炮，因此两舷设计了高大的舷墙以作遮护。“浪速”舰装甲司令塔的布置和后来的“秋津洲”舰很相像，也是位于前桅杆之后，座落在横跨两舷的安装平台上，司令塔装甲厚度为1.5英寸。由于采用了特殊的穹甲防护设计，拥有密集的舷侧火力，以及当时罕见的18节高航速，“浪速”在竣工时也曾一度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巡洋舰。 相对3艘同出阿姆斯特朗门下，如狼似虎的日本军舰，2艘中国巡洋舰无论在外形尺寸，还是先进程度上，都显得过于弱小。编队中实力最强的领队舰“济远”，是10余年前在德国伏尔铿诞生的老式穹甲巡洋舰，排水量仅有2300吨，舰长71.93米，宽10.36米，吃水5.18米，新造时测得航速16.5节，此时显然更慢。低于水线的穹甲显露出设计上带有的试验品特性，而舰上的大口径火炮仅有安装在首尾的2门210毫米、1门150毫米克虏伯旧式架退炮，虽然还装备了4门金陵机器局造舢板炮，2门4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9门3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单管速射炮，以及4具鱼雷发射管。尽管“济远”是德国造船工业第一艘穹甲巡洋舰，诞生时受到各国瞩目，但是试验舰的身份，让她摆脱不了急速被新技术淘汰的命运，此刻她显然无法和第一游击队的任何一艘日本军舰相比拟。跟随在“济远”之后是一艘更弱小的巡洋舰“广乙”，这艘军舰是战前广东水师派出北上支援的国产军舰，排水量只有1000吨，航速和“济远”相同，武器装备仅有3门120毫米40倍口径的江南制造局造速射炮、4门3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以及分别安装于舰首和甲板上的4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这2艘显得弱势无助的中国军舰，将在强敌面前接受历史无情的考验。 喋血丰岛 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往往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知道是因为水兵过于慌乱紧张，还是出于别有用心，根据“济远”舰的航海日志记载，“吉野”舰第一发射出的竟然是空炮，“四十三分半，倭督船放一空炮”。虽然没有造成实际的攻击，却震碎了一些中国军官的幻梦，炮声响起后，方伯谦立刻和飞桥上的军官立刻进入身后装甲厚度为1.5英寸的司令塔，透过如同碉堡枪眼一样的观察窗紧张地注视着海面上事态的发展，从日本军舰转向回来时，方伯谦就一直悬着的心此刻仿佛就快要停止跳动了。7时45分，“吉野”舰炮声再起，这次射出的是真正的钢铁榴弹，炮弹落在“济远”舰舰首附近海中，激起冲天水柱，随之“吉野”左舷的大小火炮也都纷纷轰鸣起来。  “开放！”7分钟过后，1894年7月25日7时52分，在“济远”舰前主炮位上督战的枪炮二副柯建章按照北洋海军的专用军语下达了开火命令， 210毫米克虏伯大炮发出冲天怒吼，中国海军开始进行还击。顾不得火炮发射后带来的呛人烟雾和剧烈震荡，柯建章大声地继续着口令“装炮！”，水兵们用力将被后座力推到下炮架末端的大炮推回发射位置，下一发炮弹也从炮台地板上的弹药舱开口中被提升了上来。中国军舰本来炮位就单薄，此刻要想获得战果，必须竭尽全力提高火炮发射的速度。 7时55分，一直跃跃欲试的“秋津洲”舰开始向中国军舰开火，1分钟后，殿后舰“浪速”也进入有利攻击位置，加入战斗，一时间丰岛附近海面炮声四起，陷入战云硝烟之中，大海为之沸腾。中日丰岛海战爆发。 据日本海军战后的统计数字显示，由于当天丰岛附近海况较好，舰体摇摆程度不大，火炮瞄准容易，因而日本军舰上火炮装填、发射速度都极快。6寸速射炮的射速达到了每分钟4发、4.7寸速射炮的速度更是达到惊人的每分钟7发，综合一游3舰，一侧作战时可以获得5门6寸炮（“吉野”3门、“秋津洲”2门）、7门4.7寸炮（“吉野”3门、“秋津洲”4门），以及2门260毫米口径克虏伯和3门150毫米口径克虏伯火炮的火力，约计每分钟17门大口径火炮共可以投射80余发炮弹。在如此可怖的火力打击下，“济远”舰上的北洋海军官兵不稍退避，进行着英勇的还击。重翻甲午战争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惊人的事实，长久以来倍受国人恶评的北洋海军，实则在真正的海战到来时，大部分官兵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素质，日本方面出现的紧张慌乱，在中国军舰上却找不到任何踪影，在比日本军舰恶劣得多的战斗环境下，中国的水兵和军官们战斗牺牲，令人尊敬，这一部分要归功与英国人琅威理就任海军总教习期间的严格训练，一部分则是因为官兵们都是长久在自己的军舰上服役，长期的历练，对自己的职责所在异常熟悉，加之对日本海军的枕戈待旦，一旦战斗爆发，所能迸发出的战斗精神是可想而知的。 “开放”、“装炮”、“推炮向外”……枪炮二副柯建章挥舞着军刀，在指挥水兵作战，猛然间，日舰发射的一枚炮弹击穿了“济远”前主炮的炮罩，发生剧烈爆炸，在炮罩内四散的破片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遮护在“济远”舰210毫米主炮上的全封闭穹盖式炮罩，厚度仅有1.5英寸，抵挡敌方军舰桅杆上的小口径速射炮尚能应付，但对于大口径炮弹而言，这个厚度显然太薄了，然而挡不住大炮弹的炮罩却能拦住飞散的破片，结果导致炮弹爆炸后产生的破片在炮塔内四处反弹，许多水兵被击中倒下。柯建章，这位福建籍，没有海军学院学习资历，而凭着实干，从基层水兵一级级考升选拔出来的军官，不幸被破片击中胸部，当场壮烈牺牲，在日本军舰弹如雨注的攻击中，“济远”舰的前主炮寂静了下来。 但短暂的沉默很快就被打破，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从人群中挺身而出，“召集炮手装弹窥准”。在19世纪中后期的军舰上，由于指挥系统原始，一旦战斗爆发，弹雨纷飞，传话筒、旗语、传令兵等手段往往都无法使用，舰上各处就会陷入各自孤立，失去统一指挥的境地。为确保在这种情况下军舰仍能继续作战，在战斗开始前，各高级军官会分赴重要部位督战，一般舰长主要在装甲司令塔内负责掌握军舰的航行、队列，而至于各处的炮位，都由相关负责督战的军官控制，根据形势各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督战军官的勇敢与否对战力的发挥会起到很大影响作用。黄承勋（1874－1894），湖北京山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毕业的见习军官，1890年分配至“济远”舰实习。“济远”舰受命出航韩国行前，在暑气将到的刘公岛上，舰队中的朋友们为他饯行，黄承勋激动地对一位担任医官的挚友说道“此行必死！他日骸骨得归，惟君是赖。莫逆之交，爰以敦托。”遍观中外战史，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很多战前就立下马革裹尸之志的将士，在面临生死抉择的一刻，大多都能做出大义凛然的行动。接替前主炮的指挥后，黄承勋一面安排包扎伤员，一面激励士气，督促继续装弹开炮，然而很快又一枚炮弹击中了“济远”舰前主炮塔，黄承勋的手臂被破片打断，顿时倒地，身旁的水兵立刻将他扶起，准备送入甲板下医伤，黄承勋用力摇着头说道，“尔等自有事，勿我顾也”，言罢就停止了呼吸，殉国时年仅21岁。这位浑身是血的年轻军官静静地躺着，未能合上的双目似乎还在默默督促着身旁那些满眼热泪的水兵们继续战斗…… 被日舰炮火集中攻击的，除了炮台外，还有军舰的中枢指挥部位——装甲司令塔。“济远”舰在设计时，可能是出于避开前方巨大的主炮台遮蔽的考虑，竟然将司令塔破天荒地高高安置在飞桥之上，虽然这样可以获得良好的视界，但将如此重要的部位大面积暴露在外，战时的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日舰的炮弹不断在飞桥附近爆炸，弹片打在司令塔上发出雨点般的声响，司令塔内，管带方伯谦和大副沈寿昌并肩站立，不时校对着罗经指向，在指挥军舰依既定航线往威海方向航行。突然一声惊天裂地的巨响，司令塔内立刻被烟雾和碎屑包裹，一颗日本炮弹击穿了1.5英寸厚的塔壁。上海籍的沈寿昌（1865－1894），年仅10岁时就考中留美幼童，派往西方留学近代科学知识，在物理化学方面尤有造诣，但是留美计划由于受到清流顽固派的攻击而夭折，沈寿昌空怀一腔抱负和同学一起被撤回国，这批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年轻人，为当时的传统社会所无法容纳，其中大部分被李鸿章接纳进了海军，用另外一种方式报效祖国。1886年开始，沈寿昌就长期出任“济远”舰的大副一职，此刻散入司令塔内的破片击中了他的头颅，脑浆迸裂，不幸捐躯。同时阵亡的还有管旗头目刘鹍、军功王锡山等。 震倒在地的管带方伯谦在水兵搀扶中站立起来，面无人色，他的脸上、军服上溅满了大副的脑血。这位福建船政学堂一期毕业，有留学英国资历的舰长，在北洋海军中向来以“聪明”著称，福州、上海、威海、烟台、旅顺，沿海各大港都有他置下的房产，对他而言，苟且保住生命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在零距离体验了死亡的巨大恐怖后，方伯谦的意志开始动摇。 高级军官前仆后继纷纷阵亡的“济远”舰，在一游3艘军舰猛烈火力的聚攻下，显得岌岌可危，日本海军官兵终于发现，中国军舰原来是那样弱势。然而就当此时，一游的阵列突然出现混乱，谁都未曾想到，紧随在“济远”之后的小型巡洋舰“广乙”，这艘无论防护还是火力都弱于“济远”的国产军舰，竟然会高速冲向日本舰队，直逼“吉野”。 7时58分，在管带广州人林国祥的指挥下，“广乙”舰急速冲向“吉野”，舰首主甲板下的鱼雷发射室内，鱼雷军官正在督导水兵准备发射鱼雷。对于火炮武备单薄的“广乙”而言，并列在舰首的2具鱼雷发射管，是她最大的威势武器，此刻冲向日本舰队的用意非常明显。一是冲乱日舰阵型，缓解“济远”遭受的压力；另外则是借机使用鱼雷兵器发起突击。 目睹突然从硝烟中冲出的中国军舰“广乙”，坪井航三和河原要一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对这艘不要命的小军舰颇感震惊，急忙下令转舵规避，以利用“吉野”舰航速快的特点高速脱离。攻击“吉野”未果的“广乙”，则转而冒着弹雨冲向日本舰队的2号舰“秋津洲”，逼近至距离“秋津洲”舰尾仅600米时，准备发射鱼雷。与四处弹雨纷飞的中国军舰不一样，由于占有火力上的绝对优势，日本军舰上甚至可以安然行走，上村彦之丞在司令塔内突然得到近距离发现“广乙”来袭的报告，遇到了一位同样充满战斗精神的中国舰长，上村彦之丞显得格外兴奋，立刻下令暂时不管“济远”，改为全力攻击“广乙”舰。几名传令兵迅速奔向各处炮位， “秋津洲”舷侧的120毫米和47毫米速射炮开始不断倾泄弹雨。由于双方距离过近，“广乙”的飞桥很快被击中，一名机关炮手坠落牺牲，紧接着一根桅杆又被打断，随即又有炮弹竟击中了“广乙”舰的鱼雷发射室，击毁了鱼雷发射管，幸而鱼雷未被引爆。此后不久一颗开花弹在主甲板上炸开，官兵死伤20余人，操舵手也在战斗中阵亡。在“秋津洲”战后的弹药消耗统计里，记载了共发射6寸速射炮弹45发、4.7寸速射炮弹120发、小口径速射炮弹248发，这其中的很大部分显然都是射向“广乙”的。弱小的“广乙”尽管不断中弹，依然不屈不挠与“秋津洲”进行周旋。 随着炮战的继续，丰岛海面上的烟雾越来越浓，咫尺莫辨，传统的信号旗语已失去作用。为报知自己的位置，召唤己方军舰加入共同战斗，“秋津洲”舰拉响汽笛，很快得到尾随其后的“浪速”舰响应，2艘大型的穹甲巡洋舰于是不顾“济远”，合力围攻“广乙”。面对如狼似虎的强敌，“广乙”舰并没有退缩，反而巧妙地变化阵位，突击到了距离“浪速”舰尾仅3、400米处，被惊出一身冷汗的东乡平八郎立刻下令一面转舵避让，一面用左舷火力猛烈射击，短短几分钟内，“浪速”共向“广乙”射出了260毫米炮弹2发、150毫米炮弹4发、57毫米炮弹7发、其他小口径机关炮弹232发。几乎同时，“广乙”舰的一颗炮弹击穿了“浪速”左舷，在舰体内部通过，击毁了后部的备用锚，击伤了锚机，但由于距离近，“浪速”舰发射的炮弹大都命中。在“秋津洲”、“浪速”压倒性的火力下，经过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后，“广乙”舰单薄的舰体再也无法承受，舱面的设施几乎被一扫而空，舵机被打坏“不堪行驶”，全舰160名官兵，伤亡竟达70人以上，舱面人员几乎无一幸免。继续战斗、突破日本军舰的围击显然已经不可能，而附近的韩国港口又都距离过远，管带林国祥被迫下令转舵向海岸方向撤退，准备抵岸后登陆前往牙山，与叶志超部陆军会合。望着不断翻滚着浓烟火光，向西方海岸蹒跚而行的“广乙”舰，“秋津洲”、“浪速”整队准备追击，2艘军舰上一片欢声雷动。然而就在此时，远处的“吉野”突然发出了收队集合的信号。 “尾炮奏捷” 当“广乙”舰与“秋津洲”、“浪速”还在激烈炮战的时候，先前因为躲避“广乙”的鱼雷攻击而转舵驶离编队的“吉野”舰上，了望兵从烟雾的间隙中发现了正在向东北方高速驶去的“济远”舰。原来在“广乙”舰冲乱第一游击队阵形，吸引住日本舰队火力时，方伯谦非但没有考虑驶近配合“广乙”作战，反而利用这一机会，趁着战场上弥漫的硝烟，急速驶离战场，完全忘记了作为编队队长的责任，甚至已经忘记了作为一名军人的天职。然而在后来方伯谦的作战报告中，竟称开战后“‘广乙’早已遁逃矣”，百年之后，当翻看到这 颠倒黑白的记载时，仍不免使人为之激愤不已，而现代一些为方伯谦翻案辩护者，不顾历史事实，诡称“济远”坚持作战，使“广乙”获得撤退机会，更令人不知所谓。 发现正在逃离战场的“济远”，坪井航三认为这艘仍然具有战斗力的军舰更有攻击价值，遂下令“秋津洲”、“浪速”放弃追击“舰体全毁”的“广乙”，向“吉野”靠拢集合后一起追击“济远”舰。“济远”飞速向蔚岛附近的浅水区撤逃，寄希望密布的岛礁、浅沙，能阻吓住对韩国沿海水文陌生的日本军舰，而在“吉野”率领下，一游3舰“各取适当位置”，穷追不舍。  河原要一在海战之后提交联合舰队司令的“中弹情况报告”中，记录了在此后的追击过程中被“济远”尾炮造成的损害，而这也是整个丰岛海战中，“吉野”所受的全部损伤： 8时10分，“济远”舰舰尾150毫米主炮发射，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的一些信号绳索打断。 8时20分，“济远”再射出一颗150毫米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 此后不久，又一颗150毫米炮弹射向“吉野”，在飞桥附近发生爆炸，所产生的破坏后果是，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 另据河原要一记录，在这些射击之外，还有几发炮弹落在舰首、舰尾附近海中，未造成损害。 但这一幕，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却被演义成了另外一幅模样。方伯谦监督记录的“济远”舰航行日志里称：“……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丰岛战后接替阵亡的沈寿昌，受方伯谦提携出任“济远”大副的何广成，在为方伯谦鸣“冤”的《冤海述闻》里则描绘形容得更为具体：“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瞄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吉野’）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根据询问方伯谦和“济远”的一些官兵后，作出的官方报告中也传达了类似信息，但是较为含蓄，不过丁汝昌的报告中提到了两名普通水兵的名字：王国成、李仕茂，称他们是这几次炮击的功魁。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水兵王国成发炮击退日舰的故事，就发端于此。 对照日方的中弹记载，和此后的历史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除了3次击中“吉野”得到中日资料互相应证以外，在攻击效果方面，中国记录里所谓的击死倭提督、翻去望台、“吉野”挂白旗龙旗而逃，都纯属是子虚乌有。“吉野”舰在丰岛海战结束后，仍然在韩国沿海活动，甚至一度出现在了中国成山头附近，直到黄海大战爆发，都未有进入船坞修理的记录；而坪井航三一直好好的活到了1898年，击死倭提督更是无从谈起。之所以中国资料里出现如此失实的记载，不外乎几个原因，首先在数千米距离上，由于视力所及，对于攻击效果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其次，无法排除方伯谦以此来为逃离战场的事实作遮掩，“济远”舰航海日志中，将发生在上午8时的尾炮攻击事件，改写到了4小时以后的中午12时，即后来的“高升”遭到攻击时，造成“济远”始终在战斗的假相。令人感慨的是，在获悉丁汝昌的汇报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就十分敏锐地觉察到“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但一个多世纪来，很多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述著作中，对于王国成发尾炮击伤“吉野”一事，却不详加考证，而反复引用，口传百遍，讹传竟变成了既成事实。今天，当我们通过对照日方海战报告，认真回溯分析历史后，可以大致拼合起散落在时间沙滩上的历史碎片，1894年7月25日上午8时过后的近半个小时内，在“济远”舰尾炮台内上发生的故事已经逐渐面目清晰。 面对汹汹追击而来的日本军舰“吉野”，本着各炮位及时掌握战机，各自为战的战时制度，山东文登籍的水兵王国成倡首，水兵李仕茂等响应，用150毫米尾炮连续射击“吉野”。他们这一英勇的举动值得后人为之尊敬，其中体现的高超射术也一定程度反应了北洋海军士兵的战术素养，但是这一行动所获得的战果，以及在海战中的意义如何也必须实事求是，对于任何一件历史资料，都必须严谨地审视。 “高升”、“操江” “济远”的尾炮连续3次击中“吉野”后不久，中日两国军舰上的了望兵都发现了西南方海上出现了2道煤烟。坪井航三作出了一个用意不明的决策，命令第一游击队各舰自由运动。早就对被召回来追击“济远”耿耿于怀的上村彦之丞，立刻指挥“秋津洲”转向，继续追击已经远去的“广乙”，似乎对受到这艘小巡洋舰的挑战感到羞辱，非要除之而后快。“浪速”在东乡平八郎指挥下继续高速追击“济远”，相反“吉野”却放慢了脚步，任由“浪速”超越自己的舰首，坪井航三明显是对远处海平线上那2道身份不明的煤烟产生了顾忌。  谜底很快揭开，远处2缕煤烟下的舰船渐渐清晰起来，1艘是红色涂装的运兵船“高升”，另外一艘采用维多利亚涂装的则是北洋海军的“操江”号军舰。 排水量1335吨的“高升”号，是支援牙山计划中最后出发的一艘英国商船，也是载运士兵人数最多的一艘。7月23日上午9时50分离开大沽后，一直在茫茫大海上航行，25日早晨，与从威海驶往牙山运送饷银和传递信件的 “操江”号运输舰不期而遇，随即就自动组队结伴而行。可能是注意到了前方海面上不寻常的情况，“操江”舰转舵改向西航行，而跟随其后的“高升”号，则在英国籍船长高惠悌命令下，照直按原定计划，向南阳湾航行。在那个女皇统治海洋的年代里，英国人的自负是举世皆知的，飘扬的米字旗在他们看来是通行世界的法宝。 “高升”号上搭乘的中国陆军部队计有统带官吴炳文率领的义胜前营300人、骆佩德统领的通永练军左营500人、许天才统领的仁字军亲兵前营炮队100人、张砚田统领的北塘水雷营35人，以及其他营哨官16人、仁字军营务处、文案、军械、管帐、夫役等165人，合计1116人，统由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节制，随行还携带了炮队的12门行营炮。除了这批中国陆军军人外，“高升”号上还有一名特殊的乘客，德国人冯·汉纳根。汉纳根是前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婿，因为这层关系，从德国陆军退役后就来到中国，成为李鸿章的军事顾问，负责了旅顺基地的设计修建，这次随中国军队前往韩国的使命，应该与他军事顾问的身份有关联。 当“高升”号即将抵达南阳湾时，很多中国官兵拥挤在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如画的海景。上午8点左右，从南阳湾的丰岛附近海面，突然驶出1艘军舰，10分钟后又有3艘军舰跟随驶出，而一直在自己前方航行的“操江”舰突然转舵不辞而别，引来满船的议论，不祥的预感充盈着这艘没有武装的商船。 9时左右，第一艘军舰经过“高升”号舷侧，“……最前一只船，挂有日本旗，其上还有一面白旗招展。该船很快地向我们方面开过来，经过我们时，它把旗降落一次，又升上去，以表示敬意。”这艘被“高升”号判断为日本军舰的船，实际则是逃跑中的“济远”。 上午8时53分时，在尾追的“浪速”舰不断的炮击下，管带方伯谦竟然下令在桅杆上升起惨淡的白旗，继而又升起一面血红的日本海军旗，以示降服。这是中国海军史上无比羞辱的时刻。当看见前方驶来的运兵船“高升”时，方伯谦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此行的使命就是保护运兵船，竟飘扬着日本海军旗和白旗，从“高升”轮边飞速驶过，将全无武装，满载同胞手足的运兵船抛弃在了身后。一名以战斗为天职的军人，在国家最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刻，为了苟全性命，竟然作出如此不堪的举动。 紧随“济远”之后的“浪速”很快也与“高升”相遇，东乡平八郎被这艘显然满载中国士兵的运输船吸引，放弃继续追击“济远”，而向“高升”逼近。9时15分，“浪速”舰的斜桁上挂起国际通用信号“立即停轮”，并发射2发空炮示警，船长高惠悌相信日本军舰不敢对一艘英国船只作出过分的举动，而下令放慢速度，“高升”号慢慢停止了下来，停泊在距离“浪速”四分之一海里处，9时30分，“浪速”挂出“停止不动，否则后果自负”的信号。在“浪速”之后航行的“吉野”立刻追赶了上来，而发现“广乙”已向海岸搁浅，确认这艘军舰已无继续战斗可能性后的“秋津洲”，也急速驶来，3艘日本军舰汇聚到了一起，旗语不断升起，似乎在商量着什么。9时47分，坪井航三经过分析眼前的局势，重新安排了任务，由“浪速”俘虏“高升”，“将商船带赴本队，向司令长官报告”，“吉野”和“秋津洲”则分别追击“济远”、“操江”，随即开始分头行动。 感觉到不安的“高升”号挂出信号，询问“我们是否能继续航行？”，“浪速”立刻回答“下锚，否则一切后果自负”。10时左右，“浪速”掉船航向，停泊到距离“高升”400米处，将右舷对向“高升”，一门门黑洞洞的炮口对这艘落入虎口的商船虎视眈眈。东乡平八郎命令放下蒸汽舢板，由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到“高升”号上直接下达命令。 人见善五郎登船后，命令“高升”号尾随“浪速”航行，船长高惠悌认为从天津出发时，两国尚未开战，对日本人的举动表示抗议，但最后却表示“如果你命令，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人见善五郎认为“高升”号已经屈服，随即返回报告，东乡平八郎立刻下令“高升”号起锚随行。当从翻译口中得知英国船长想屈服后，全船一千余名中国陆军官兵顿时激动起来，表示坚决拒绝。统带官高善继见事关重大，立刻召集军官会议，表示出绝不屈服的坚强决心“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世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其他官兵也纷纷响应，一面看守住操舵室，一面要求船长立刻将绝不屈服的信息传达给日本军舰。 船上的特殊客人汉纳根显然也激动了起来，劝说船长立刻统治日舰再谈判一次。于是“高升”号升起信号，称有紧急事情商议。人见善五郎乘坐小艇靠近“高升”舷侧，汉纳根与之进行交涉，传达“船主已经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允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的时期。” 中午12时半，东乡平八郎在飞桥上得到了这一信息，显然对漫长的谈判失去了耐心，面色阴沉地下令用信号旗通知“高升”号上的欧洲人立刻离船，高惠悌回复信号“我们无法离开”。“浪速”舰缓缓开动，桅杆上升起血红的战斗旗，如同检视猎物，寻找最佳下口位置一般，绕行了“高升”一周，然后停泊在距离150米处。下午1时，仿佛要展示卖弄一下最新式武器的威力，一枚14英寸白头鱼雷从“浪速”右舷的鱼雷发射管中喷薄而出，跃入水中，向停泊中的“高升”飞速游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高升”号依然静静的停泊着，鱼雷竟然不知去向。如此距离上居然失手，东乡平八郎恼怒不已，立刻不管不顾，只要击沉就行，下令舷侧火炮一起发射。刹那间，如同天崩地裂一般，“高升”号的锅炉被击中爆炸，船身立刻下沉，锅炉中散露出来的蒸汽、煤灰弥漫在空间，如同炼狱一般，对这艘全无武装的商船，“浪速”竟然发射了2枚260毫米炮弹、9枚150毫米炮弹。正从牙山湾内驶出返航的“飞鲸”轮，目睹了着悲惨的一幕。 面对强敌，“高升”轮上中国的陆军士兵们没有其他武器，只有握着手中的步枪进行不屈的还击。下午1时46分，“高升”号完全沉入水中，附近的海面上全是漂浮挣扎的人，“浪速”舰上的小速射炮开始对着海中射击，短时间内竟发射了1125发炮弹，同时放下一艘舢板，搜救欧洲人，射杀活着的中国士兵。东乡平八郎站在飞桥上，冷漠地注视这这场大屠杀，中国陆军士兵的鲜血染红了整片海面，仿佛是满海的血泪。“高升”轮搭载的中国士兵仅200余人生还，其余均化作了海上的累累国殇。英国船长高惠悌被日本舢板救起，而德国人汉纳根则和很多士兵一起泅水到荒岛上，后被附近的西方军舰救起。 “高升”号被野蛮击沉的同时，下午1时50分，“操江”被“秋津洲”舰追上，管带王永发惊慌地没有任何主张，下令降旗投降。在搭乘“操江”的丹麦籍电报局雇员弥伦斯的提醒下，舰上携带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但是20万两饷银尚未来得及投入海中，2时10分，“秋津洲”上的军官就登上“操江”，完全控制了这艘猎物。 一直在追击“济远”的“吉野”，因为担心驶离战场过远，前方水文情况不明，于12时58分结束追击，转航于下午2时与“浪速”、“秋津洲”会合，一起押送“操江”向本队锚地航行，离开丰岛海域。7月28日早晨6点，日本佐世保军港一片盛装，通报舰“八重山”运载着被俘的中国“操江”舰官兵抵港，“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中国官兵被迫列队穿越大街小巷，在日本百姓的嘲笑、辱骂中默默行进，“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  中国军舰“广乙”离开战场后，最终在韩国西海岸十八家岛附近抢摊搁浅，为免遗舰资敌，管带林国祥下令点燃弹药舱，自焚军舰。英勇作战、遍体鳞伤的“广乙”舰在烈焰中涅盘，幸存的官兵们向牙山方向跋涉，去寻找附近的中国陆军。 扔下“广乙”、“操江”、“高升”，绝尘逃逸远去的“济远”舰则于次日清晨6时抵达威海刘公岛，管带方伯谦如同英雄一般趾高气扬走下军舰，在他的报告下，丰岛海战被描画成了一次重大的“捷音”。 而初升的朝阳下，一名年轻军官的遗体被他的朋友和水兵们簇拥着从“济远”舰的主炮塔内抬出。 东京《时事新报》7月29日报道： “日清两国于是开战，清舰首先发炮，我舰应战”，“昨晨自釜山到达之电报，所传一大快报称：二十五日上午七时于丰岛附近，由于清国军舰向我发炮挑战，我军舰还击应战，击沉清军一千五百人乘坐之运送船一艘，捕获清军舰‘操江’，‘济远’向清国，‘广乙’向朝鲜西岸逃遁。” 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军机处电寄谕旨：“奉旨：……‘济远’之管驾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 “……伯公方伯谦任‘济远’兵船管带，甲午海战中英勇作战，以一敌三，挂白旗诈降，炮伤日舰，朝廷曾下旨嘉奖，但后来给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陷害，他们公报私仇，杀人灭口……”——方俪祥《为我伯公方伯谦鸣冤》 法使用，舰上各处就会陷入各自孤立，失去统一指挥的境地。为确保在这种情况下军舰仍能继续作战，在战斗开始前，各高级军官会分赴重要部位督战，一般舰长主要在装甲司令塔内负责掌握军舰的航行、队列，而至于各处的炮位，都由相关负责督战的军官控制，根据形势各自为战。在这种情况下，督战军官的勇敢与否对战力的发挥会起到很大影响作用。黄承勋（1874－1894），湖北京山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班毕业的见习军官，1890年分配至“济远”舰实习。“济远”舰受命出航韩国行前，在暑气将到的刘公岛上，舰队中的朋友们为他饯行，黄承勋激动地对一位担任医官的挚友说道“此行必死！他日骸骨得归，惟君是赖。莫逆之交，爰以敦托。”遍观中外战史，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很多战前就立下马革裹尸之志的将士，在面临生死抉择的一刻，大多都能做出大义凛然的行动。接替前主炮的指挥后，黄承勋一面安排包扎伤员，一面激励士气，督促继续装弹开炮，然而很快又一枚炮弹击中了“济远”舰前主炮塔，黄承勋的手臂被破片打断，顿时倒地，身旁的水兵立刻将他扶起，准备送入甲板下医伤，黄承勋用力摇着头说道，“尔等自有事，勿我顾也”，言罢就停止了呼吸，殉国时年仅21岁。这位浑身是血的年轻军官静静地躺着，未能合上的双目似乎还在默默督促着身旁那些满眼热泪的水兵们继续战斗…… 被日舰炮火集中攻击的，除了炮台外，还有军舰的中枢指挥部位——装甲司令塔。“济远”舰在设计时，可能是出于避开前方巨大的主炮台遮蔽的考虑，竟然将司令塔破天荒地高高安置在飞桥之上，虽然这样可以获得良好的视界，但将如此重要的部位大面积暴露在外，战时的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日舰的炮弹不断在飞桥附近爆炸，弹片打在司令塔上发出雨点般的声响，司令塔内，管带方伯谦和大副沈寿昌并肩站立，不时校对着罗经指向，在指挥军舰依既定航线往威海方向航行。突然一声惊天裂地的巨响，司令塔内立刻被烟雾和碎屑包裹，一颗日本炮弹击穿了1.5英寸厚的塔壁。上海籍的沈寿昌（1865－1894），年仅10岁时就考中留美幼童，派往西方留学近代科学知识，在物理化学方面尤有造诣，但是留美计划由于受到清流顽固派的攻击而夭折，沈寿昌空怀一腔抱负和同学一起被撤回国，这批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年轻人，为当时的传统社会所无法容纳，其中大部分被李鸿章接纳进了海军，用另外一种方式报效祖国。1886年开始，沈寿昌就长期出任“济远”舰的大副一职，此刻散入司令塔内的破片击中了他的头颅，脑浆迸裂，不幸捐躯。同时阵亡的还有管旗头目刘鹍、军功王锡山等。 震倒在地的管带方伯谦在水兵搀扶中站立起来，面无人色，他的脸上、军服上溅满了大副的脑血。这位福建船政学堂一期毕业，有留学英国资历的舰长，在北洋海军中向来以“聪明”著称，福州、上海、威海、烟台、旅顺，沿海各大港都有他置下的房产，对他而言，苟且保住生命有着更大的吸引力。在零距离体验了死亡的巨大恐怖后，方伯谦的意志开始动摇。 高级军官前仆后继纷纷阵亡的“济远”舰，在一游3艘军舰猛烈火力的聚攻下，显得岌岌可危，日本海军官兵终于发现，中国军舰原来是那样弱势。然而就当此时，一游的阵列突然出现混乱，谁都未曾想到，紧随在“济远”之后的小型巡洋舰“广乙”，这艘无论防护还是火力都弱于“济远”的国产军舰，竟然会高速冲向日本舰队，直逼“吉野”。 7时58分，在管带广州人林国祥的指挥下，“广乙”舰急速冲向“吉野”，舰首主甲板下的鱼雷发射室内，鱼雷军官正在督导水兵准备发射鱼雷。对于火炮武备单薄的“广乙”而言，并列在舰首的2具鱼雷发射管，是她最大的威势武器，此刻冲向日本舰队的用意非常明显。一是冲乱日舰阵型，缓解“济远”遭受的压力；另外则是借机使用鱼雷兵器发起突击。 目睹突然从硝烟中冲出的中国军舰“广乙”，坪井航三和河原要一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对这艘不要命的小军舰颇感震惊，急忙下令转舵规避，以利用“吉野”舰航速快的特点高速脱离。攻击“吉野”未果的“广乙”，则转而冒着弹雨冲向日本舰队的2号舰“秋津洲”，逼近至距离“秋津洲”舰尾仅600米时，准备发射鱼雷。与四处弹雨纷飞的中国军舰不一样，由于占有火力上的绝对优势，日本军舰上甚至可以安然行走，上村彦之丞在司令塔内突然得到近距离发现“广乙”来袭的报告，遇到了一位同样充满战斗精神的中国舰长，上村彦之丞显得格外兴奋，立刻下令暂时不管“济远”，改为全力攻击“广乙”舰。几名传令兵迅速奔向各处炮位， “秋津洲”舷侧的120毫米和47毫米速射炮开始不断倾泄弹雨。由于双方距离过近，“广乙”的飞桥很快被击中，一名机关炮手坠落牺牲，紧接着一根桅杆又被打断，随即又有炮弹竟击中了“广乙”舰的鱼雷发射室，击毁了鱼雷发射管，幸而鱼雷未被引爆。此后不久一颗开花弹在主甲板上炸开，官兵死伤20余人，操舵手也在战斗中阵亡。在“秋津洲”战后的弹药消耗统计里，记载了共发射6寸速射炮弹45发、4.7寸速射炮弹120发、小口径速射炮弹248发，这其中的很大部分显然都是射向“广乙”的。弱小的“广乙”尽管不断中弹，依然不屈不挠与“秋津洲”进行周旋。 随着炮战的继续，丰岛海面上的烟雾越来越浓，咫尺莫辨，传统的信号旗语已失去作用。为报知自己的位置，召唤己方军舰加入共同战斗，“秋津洲”舰拉响汽笛，很快得到尾随其后的“浪速”舰响应，2艘大型的穹甲巡洋舰于是不顾“济远”，合力围攻“广乙”。面对如狼似虎的强敌，“广乙”舰并没有退缩，反而巧妙地变化阵位，突击到了距离“浪速”舰尾仅3、400米处，被惊出一身冷汗的东乡平八郎立刻下令一面转舵避让，一面用左舷火力猛烈射击，短短几分钟内，“浪速”共向“广乙”射出了260毫米炮弹2发、150毫米炮弹4发、57毫米炮弹7发、其他小口径机关炮弹232发。几乎同时，“广乙”舰的一颗炮弹击穿了“浪速”左舷，在舰体内部通过，击毁了后部的备用锚，击伤了锚机，但由于距离近，“浪速”舰发射的炮弹大都命中。在“秋津洲”、“浪速”压倒性的火力下，经过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后，“广乙”舰单薄的舰体再也无法承受，舱面的设施几乎被一扫而空，舵机被打坏“不堪行驶”，全舰160名官兵，伤亡竟达70人以上，舱面人员几乎无一幸免。继续战斗、突破日本军舰的围击显然已经不可能，而附近的韩国港口又都距离过远，管带林国祥被迫下令转舵向海岸方向撤退，准备抵岸后登陆前往牙山，与叶志超部陆军会合。望着不断翻滚着浓烟火光，向西方海岸蹒跚而行的“广乙”舰，“秋津洲”、“浪速”整队准备追击，2艘军舰上一片欢声雷动。然而就在此时，远处的“吉野”突然发出了收队集合的信号。 “尾炮奏捷” 当“广乙”舰与“秋津洲”、“浪速”还在激烈炮战的时候，先前因为躲避“广乙”的鱼雷攻击而转舵驶离编队的“吉野”舰上，了望兵从烟雾的间隙中发现了正在向东北方高速驶去的“济远”舰。原来在“广乙”舰冲乱第一游击队阵形，吸引住日本舰队火力时，方伯谦非但没有考虑驶近配合“广乙”作战，反而利用这一机会，趁着战场上弥漫的硝烟，急速驶离战场，完全忘记了作为编队队长的责任，甚至已经忘记了作为一名军人的天职。然而在后来方伯谦的作战报告中，竟称开战后“‘广乙’早已遁逃矣”，百年之后，当翻看到这 颠倒黑白的记载时，仍不免使人为之激愤不已，而现代一些为方伯谦翻案辩护者，不顾历史事实，诡称“济远”坚持作战，使“广乙”获得撤退机会，更令人不知所谓。 发现正在逃离战场的“济远”，坪井航三认为这艘仍然具有战斗力的军舰更有攻击价值，遂下令“秋津洲”、“浪速”放弃追击“舰体全毁”的“广乙”，向“吉野”靠拢集合后一起追击“济远”舰。“济远”飞速向蔚岛附近的浅水区撤逃，寄希望密布的岛礁、浅沙，能阻吓住对韩国沿海水文陌生的日本军舰，而在“吉野”率领下，一游3舰“各取适当位置”，穷追不舍。 河原要一在海战之后提交联合舰队司令的“中弹情况报告”中，记录了在此后的追击过程中被“济远”尾炮造成的损害，而这也是整个丰岛海战中，“吉野”所受的全部损伤： 8时10分，“济远”舰舰尾150毫米主炮发射，炮弹在“吉野”舰舰首右侧数十米处的海面上爆炸，飞溅弹起的弹片将“吉野”的一些信号绳索打断。 8时20分，“济远”再射出一颗150毫米炮弹，打在海面上后跳起，从“吉野”舰右舷穿入，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但是并未爆炸。 此后不久，又一颗150毫米炮弹射向“吉野”，在飞桥附近发生爆炸，所产生的破坏后果是，击碎了飞桥上用来存放望远镜的箱子。 另据河原要一记录，在这些射击之外，还有几发炮弹落在舰首、舰尾附近海中，未造成损害。 但这一幕，在中国方面的资料里，却被演义成了另外一幅模样。方伯谦监督记录的“济远”舰航行日志里称：“……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督并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丰岛战后接替阵亡的沈寿昌，受方伯谦提携出任“济远”大副的何广成，在为方伯谦鸣“冤”的《冤海述闻》里则描绘形容得更为具体：“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瞄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吉野’）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而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根据询问方伯谦和“济远”的一些官兵后，作出的官方报告中也传达了类似信息，但是较为含蓄，不过丁汝昌的报告中提到了两名普通水兵的名字：王国成、李仕茂，称他们是这几次炮击的功魁。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水兵王国成发炮击退日舰的故事，就发端于此。 对照日方的中弹记载，和此后的历史事实，我们不难发现，除了3次击中“吉野”得到中日资料互相应证以外，在攻击效果方面，中国记录里所谓的击死倭提督、翻去望台、“吉野”挂白旗龙旗而逃，都纯属是子虚乌有。“吉野”舰在丰岛海战结束后，仍然在韩国沿海活动，甚至一度出现在了中国成山头附近，直到黄海大战爆发，都未有进入船坞修理的记录；而坪井航三一直好好的活到了1898年，击死倭提督更是无从谈起。之所以中国资料里出现如此失实的记载，不外乎几个原因，首先在数千米距离上，由于视力所及，对于攻击效果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其次，无法排除方伯谦以此来为逃离战场的事实作遮掩，“济远”舰航海日志中，将发生在上午8时的尾炮攻击事件，改写到了4小时以后的中午12时，即后来的“高升”遭到攻击时，造成“济远”始终在战斗的假相。令人感慨的是，在获悉丁汝昌的汇报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就十分敏锐地觉察到“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但一个多世纪来，很多有关甲午战争的论述著作中，对于王国成发尾炮击伤“吉野”一事，却不详加考证，而反复引用，口传百遍，讹传竟变成了既成事实。今天，当我们通过对照日方海战报告，认真回溯分析历史后，可以大致拼合起散落在时间沙滩上的历史碎片，1894年7月25日上午8时过后的近半个小时内，在“济远”舰尾炮台内上发生的故事已经逐渐面目清晰。 面对汹汹追击而来的日本军舰“吉野”，本着各炮位及时掌握战机，各自为战的战时制度，山东文登籍的水兵王国成倡首，水兵李仕茂等响应，用150毫米尾炮连续射击“吉野”。他们这一英勇的举动值得后人为之尊敬，其中体现的高超射术也一定程度反应了北洋海军士兵的战术素养，但是这一行动所获得的战果，以及在海战中的意义如何也必须实事求是，对于任何一件历史资料，都必须严谨地审视。 “高升”、“操江” “济远”的尾炮连续3次击中“吉野”后不久，中日两国军舰上的了望兵都发现了西南方海上出现了2道煤烟。坪井航三作出了一个用意不明的决策，命令第一游击队各舰自由运动。早就对被召回来追击“济远”耿耿于怀的上村彦之丞，立刻指挥“秋津洲”转向，继续追击已经远去的“广乙”，似乎对受到这艘小巡洋舰的挑战感到羞辱，非要除之而后快。“浪速”在东乡平八郎指挥下继续高速追击“济远”，相反“吉野”却放慢了脚步，任由“浪速”超越自己的舰首，坪井航三明显是对远处海平线上那2道身份不明的煤烟产生了顾忌。 谜底很快揭开，远处2缕煤烟下的舰船渐渐清晰起来，1艘是红色涂装的运兵船“高升”，另外一艘采用维多利亚涂装的则是北洋海军的“操江”号军舰。 排水量1335吨的“高升”号，是支援牙山计划中最后出发的一艘英国商船，也是载运士兵人数最多的一艘。7月23日上午9时50分离开大沽后，一直在茫茫大海上航行，25日早晨，与从威海驶往牙山运送饷银和传递信件的 “操江”号运输舰不期而遇，随即就自动组队结伴而行。可能是注意到了前方海面上不寻常的情况，“操江”舰转舵改向西航行，而跟随其后的“高升”号，则在英国籍船长高惠悌命令下，照直按原定计划，向南阳湾航行。在那个女皇统治海洋的年代里，英国人的自负是举世皆知的，飘扬的米字旗在他们看来是通行世界的法宝。 “高升”号上搭乘的中国陆军部队计有统带官吴炳文率领的义胜前营300人、骆佩德统领的通永练军左营500人、许天才统领的仁字军亲兵前营炮队100人、张砚田统领的北塘水雷营35人，以及其他营哨官16人、仁字军营务处、文案、军械、管帐、夫役等165人，合计1116人，统由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节制，随行还携带了炮队的12门行营炮。除了这批中国陆军军人外，“高升”号上还有一名特殊的乘客，德国人冯·汉纳根。汉纳根是前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婿，因为这层关系，从德国陆军退役后就来到中国，成为李鸿章的军事顾问，负责了旅顺基地的设计修建，这次随中国军队前往韩国的使命，应该与他军事顾问的身份有关联。 当“高升”号即将抵达南阳湾时，很多中国官兵拥挤在甲板上呼吸新鲜空气，欣赏如画的海景。上午8点左右，从南阳湾的丰岛附近海面，突然驶出1艘军舰，10分钟后又有3艘军舰跟随驶出，而一直在自己前方航行的“操江”舰突然转舵不辞而别，引来满船的议论，不祥的预感充盈着这艘没有武装的商船。 9时左右，第一艘军舰经过“高升”号舷侧，“……最前一只船，挂有日本旗，其上还有一面白旗招展。该船很快地向我们方面开过来，经过我们时，它把旗降落一次，又升上去，以表示敬意。”这艘被“高升”号判断为日本军舰的船，实际则是逃跑中的“济远”。 上午8时53分时，在尾追的“浪速”舰不断的炮击下，管带方伯谦竟然下令在桅杆上升起惨淡的白旗，继而又升起一面血红的日本海军旗，以示降服。这是中国海军史上无比羞辱的时刻。当看见前方驶来的运兵船“高升”时，方伯谦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此行的使命就是保护运兵船，竟飘扬着日本海军旗和白旗，从“高升”轮边飞速驶过，将全无武装，满载同胞手足的运兵船抛弃在了身后。一名以战斗为天职的军人，在国家最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刻，为了苟全性命，竟然作出如此不堪的举动。 紧随“济远”之后的“浪速”很快也与“高升”相遇，东乡平八郎被这艘显然满载中国士兵的运输船吸引，放弃继续追击“济远”，而向“高升”逼近。9时15分，“浪速”舰的斜桁上挂起国际通用信号“立即停轮”，并发射2发空炮示警，船长高惠悌相信日本军舰不敢对一艘英国船只作出过分的举动，而下令放慢速度，“高升”号慢慢停止了下来，停泊在距离“浪速”四分之一海里处，9时30分，“浪速”挂出“停止不动，否则后果自负”的信号。在“浪速”之后航行的“吉野”立刻追赶了上来，而发现“广乙”已向海岸搁浅，确认这艘军舰已无继续战斗可能性后的“秋津洲”，也急速驶来，3艘日本军舰汇聚到了一起，旗语不断升起，似乎在商量着什么。9时47分，坪井航三经过分析眼前的局势，重新安排了任务，由“浪速”俘虏“高升”，“将商船带赴本队，向司令长官报告”，“吉野”和“秋津洲”则分别追击“济远”、“操江”，随即开始分头行动。 感觉到不安的“高升”号挂出信号，询问“我们是否能继续航行？”，“浪速”立刻回答“下锚，否则一切后果自负”。10时左右，“浪速”掉船航向，停泊到距离“高升”400米处，将右舷对向“高升”，一门门黑洞洞的炮口对这艘落入虎口的商船虎视眈眈。东乡平八郎命令放下蒸汽舢板，由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到“高升”号上直接下达命令。 人见善五郎登船后，命令“高升”号尾随“浪速”航行，船长高惠悌认为从天津出发时，两国尚未开战，对日本人的举动表示抗议，但最后却表示“如果你命令，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人见善五郎认为“高升”号已经屈服，随即返回报告，东乡平八郎立刻下令“高升”号起锚随行。当从翻译口中得知英国船长想屈服后，全船一千余名中国陆军官兵顿时激动起来，表示坚决拒绝。统带官高善继见事关重大，立刻召集军官会议，表示出绝不屈服的坚强决心“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世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其他官兵也纷纷响应，一面看守住操舵室，一面要求船长立刻将绝不屈服的信息传达给日本军舰。 船上的特殊客人汉纳根显然也激动了起来，劝说船长立刻统治日舰再谈判一次。于是“高升”号升起信号，称有紧急事情商议。人见善五郎乘坐小艇靠近“高升”舷侧，汉纳根与之进行交涉，传达“船主已经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允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的时期。” 中午12时半，东乡平八郎在飞桥上得到了这一信息，显然对漫长的谈判失去了耐心，面色阴沉地下令用信号旗通知“高升”号上的欧洲人立刻离船，高惠悌回复信号“我们无法离开”。“浪速”舰缓缓开动，桅杆上升起血红的战斗旗，如同检视猎物，寻找最佳下口位置一般，绕行了“高升”一周，然后停泊在距离150米处。下午1时，仿佛要展示卖弄一下最新式武器的威力，一枚14英寸白头鱼雷从“浪速”右舷的鱼雷发射管中喷薄而出，跃入水中，向停泊中的“高升”飞速游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高升”号依然静静的停泊着，鱼雷竟然不知去向。如此距离上居然失手，东乡平八郎恼怒不已，立刻不管不顾，只要击沉就行，下令舷侧火炮一起发射。刹那间，如同天崩地裂一般，“高升”号的锅炉被击中爆炸，船身立刻下沉，锅炉中散露出来的蒸汽、煤灰弥漫在空间，如同炼狱一般，对这艘全无武装的商船，“浪速”竟然发射了2枚260毫米炮弹、9枚150毫米炮弹。正从牙山湾内驶出返航的“飞鲸”轮，目睹了着悲惨的一幕。 面对强敌，“高升”轮上中国的陆军士兵们没有其他武器，只有握着手中的步枪进行不屈的还击。下午1时46分，“高升”号完全沉入水中，附近的海面上全是漂浮挣扎的人，“浪速”舰上的小速射炮开始对着海中射击，短时间内竟发射了1125发炮弹，同时放下一艘舢板，搜救欧洲人，射杀活着的中国士兵。东乡平八郎站在飞桥上，冷漠地注视这这场大屠杀，中国陆军士兵的鲜血染红了整片海面，仿佛是满海的血泪。“高升”轮搭载的中国士兵仅200余人生还，其余均化作了海上的累累国殇。英国船长高惠悌被日本舢板救起，而德国人汉纳根则和很多士兵一起泅水到荒岛上，后被附近的西方军舰救起。 “高升”号被野蛮击沉的同时，下午1时50分，“操江”被“秋津洲”舰追上，管带王永发惊慌地没有任何主张，下令降旗投降。在搭乘“操江”的丹麦籍电报局雇员弥伦斯的提醒下，舰上携带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全部焚毁，但是20万两饷银尚未来得及投入海中，2时10分，“秋津洲”上的军官就登上“操江”，完全控制了这艘猎物。 一直在追击“济远”的“吉野”，因为担心驶离战场过远，前方水文情况不明，于12时58分结束追击，转航于下午2时与“浪速”、“秋津洲”会合，一起押送“操江”向本队锚地航行，离开丰岛海域。7月28日早晨6点，日本佐世保军港一片盛装，通报舰“八重山”运载着被俘的中国“操江”舰官兵抵港，“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中国官兵被迫列队穿越大街小巷，在日本百姓的嘲笑、辱骂中默默行进，“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 中国军舰“广乙”离开战场后，最终在韩国西海岸十八家岛附近抢摊搁浅，为免遗舰资敌，管带林国祥下令点燃弹药舱，自焚军舰。英勇作战、遍体鳞伤的“广乙”舰在烈焰中涅盘，幸存的官兵们向牙山方向跋涉，去寻找附近的中国陆军。 扔下“广乙”、“操江”、“高升”，绝尘逃逸远去的“济远”舰则于次日清晨6时抵达威海刘公岛，管带方伯谦如同英雄一般趾高气扬走下军舰，在他的报告下，丰岛海战被描画成了一次重大的“捷音”。 而初升的朝阳下，一名年轻军官的遗体被他的朋友和水兵们簇拥着从“济远”舰的主炮塔内抬出。 东京《时事新报》7月29日报道： “日清两国于是开战，清舰首先发炮，我舰应战”，“昨晨自釜山到达之电报，所传一大快报称：二十五日上午七时于丰岛附近，由于清国军舰向我发炮挑战，我军舰还击应战，击沉清军一千五百人乘坐之运送船一艘，捕获清军舰‘操江’，‘济远’向清国，‘广乙’向朝鲜西岸逃遁。” 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一日军机处电寄谕旨：“奉旨：……‘济远’之管驾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 “……伯公方伯谦任‘济远’兵船管带，甲午海战中英勇作战，以一敌三，挂白旗诈降，炮伤日舰，朝廷曾下旨嘉奖，但后来给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陷害，他们公报私仇，杀人灭口……”——方俪祥《为我伯公方伯谦鸣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