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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李鸿章 中国历史上那些重大事件，在其发生之时总带着些许举重若轻的淡然和风平浪静的镇定。作为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1862年的到来在当时也并未显现出多少祥瑞和不凡气息。南方的太平军正在围攻清王朝财源的中心地上海，北方外夷带来的兵火才刚刚平息。帝国在变动中的震荡和蜕变还在继续。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1862年春的清帝国发生了两个事件：北京城里，30岁的恭亲王奕訢开始通过那位与海军上将纳尔逊重名的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向英国寻求购买一支飘着龙旗的蒸汽舰队；而本文的主角之一，39岁的安徽合肥籍道员李鸿章，已经带着他的7000乡勇乘上8艘高悬米字旗的轮船，自安庆前往重围中的孤岛上海。 新任署理江苏巡抚在当时大概不会这是一桩美差。因为他面对的不仅是大量精神高度亢奋、战斗力极其旺盛的“匪”及他们灵活机变的统帅，还要与一支充满鄙夷和不屑等不配合情绪的“友军”——洋枪队配合作战。面对上海士绅以及洋人对“大侉子蛮兵”的蔑称，李鸿章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军贵能战，而不是看外表装饰。待我们上战场一试，再笑也不晚。”随后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到改善部队装备及提高战斗力的摸索中去。 洋枪洋炮对淮军的影响不仅是在技术上，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大大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历时年余的上海围城战最终以中外联军成功突破包围、太平军战略溃退而告终。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亲眼见识到了洋枪洋炮精纯优良、西式操典功效卓著。与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这位科举出身的文学名士在思想上受到的震撼极大，“大变局”的思想已经开始萌发。 1864年5、6月间，随着湘楚军会攻天京的开始，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已经在即。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军事和政治上往哪条路上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亟需定夺的紧要问题。在这个关头，李鸿章向北京城王府井东堂子胡同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寄出了一封石破天惊的信件：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远远超出时人理解力的“异端邪说”，在正为阿思本舰队失败抑郁不已的恭亲王看来，却不啻一莫大的鼓舞与共鸣。6月2日，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自尽的次日，这位“辅政贤王”领衔全体军机大臣向那位尚少不更事的同治帝递交了一份奏折：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矣！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促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我们应当庆幸，在中华帝国的历史进行到分崩离析、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时，有一批富于思考精神和实干作风的政治家们毅然挑起了重整河山、挽大厦于将倾的责任。在一手从战乱中挽救了这个古老帝国之后，他们又怀着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重忧虑与不确定，背负着同僚与师友“汉奸鬼奴”的骂名，投入到“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划时代实践中去。这一年是公元1864年，大清同治三年，恭亲王32岁，李鸿章41岁，左宗棠52岁，曾国藩53岁。 42岁的广东丰顺人丁日昌是在1863年第一次来到上海的，当时的工作是为李鸿章筹办洋炮局。1865年，他的职务已经由同知衔的候补道升到了炙手可热的肥缺江海关道，承担的责任也相应更为重大：经营据说是“洋泾浜外国工厂中机器最大者”的前美商旗记铁厂。 1865年的上海船舶修造市场正值竞争最激烈期，除有英国人杜拉普经营的新船坞、莫海德经营的董家渡船坞、霍金斯开设的立祥安顺船厂和包义德开办的祥生船厂外，本年又有英商成立的耶松船厂开张。美商旗记铁厂眼见市场有限而竞争对手日增，无意继续经营；恰好当时有案底在身的原中国海关通事唐国华正寻找机会立功赎罪，双方一拍即合，经过接洽最终以白银4万两成交。唐氏随即将工厂献给朝廷，以示报效诚意。大喜过望的李鸿章即令丁日昌将其先前开办的两个小炮局与之合并，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并让正在美国采购机器的耶鲁高才生容闳将购得的机器一并带回并入。 李氏在报告购买旗记铁厂的奏折中这样阐述这一举措的目的：“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世世可通。”似乎可见长远的目标和宏大的计划。但他毕竟不是技术专家，对如何运用“制器之器”、“以立一切机器厂之基础”并不十分精通，因此也只好针对最现实的战场需要，“铸造枪炮籍充军用”。至于铁厂原设业务中的造船一项，则因“此事体大物博，毫厘千里，未易挈长较短”，目前“尚未轻议兴办”。“如有余力，试造一二，以考验工匠之技艺。” 正当李鸿章在上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时，北方局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发匪”后的又一大农民军捻军在北方异常勃兴，同年5月，在曹家楼打死了当年防守大沽口的“英雄”、奉令督师进剿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眼见京畿面临肘腋之患，朝廷忙不迭地急调两江总督、也是李鸿章的恩师和自强运动的倡导者曾国藩统带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湘军精锐，前往北方剿灭“捻匪”；李鸿章随即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全面负责起东南的洋务建设来。 致力于自强和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某些富有时代特色的缺陷。中央权威资源在“夷”、“发”、“捻”、“回”的相继挑战下已经丧失迨尽，对于事关国家存亡的洋务大计，纵有恭王、文祥等的疾呼奔走，紫禁城里也无法凭空生出一个清晰的发展思路和通盘规划来，更不要说划拨充足的专项经费。整个运动的主心骨在地方，心忧时务的地方军政大员——总督、巡抚、将军们自行设计、自创标准、自筹经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缺乏整合和统一规划，有限的国家资源始终没能得到合理而系统的利用，反而大量消耗于低水平、浅层次的重复循环建设之中，这恐怕是整个洋务运动兴办20余年而未能竟全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1866年6月25日，当那位倨傲不群的闽浙总督左宗棠率先上奏要在福州海口设局造船时，精明的李鸿章仿佛是恍然大悟地记起了他一手操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本来用途。7月19日，向来不甘居人后的两江总督上书总理衙门，提出在沪局试制小型轮船。 时局的发展却往往不由当事人的意志决定。同年年底，也就是李鸿章酝酿在上海造船之始，曾国藩因为在北方剿捻失败被回调两江，正直盛年、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署钦差大臣，率兵北上剿捻。上海的洋务在之后数年由曾国藩接手承办。 倘若站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高度上看，则李鸿章接手剿捻、曾国藩回任两江可视之为曾逐步退出政治中心、李开始进入中枢的一个重要标志，并最终在1870年“天津教案”后最终完成转变。而由曾国藩个人的经历看，他与大多数同僚一样出身儒生，且与李鸿章等更注重时务的新派人士不同，他甚为看重文字之学和传统的修身之道，难免会影响到他对洋务的看法和操作的力度。但他毕竟是在剿“发”的历程中见识了“坚船利炮”的那一代先进中国人，能意识到“（中国）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也有难能可贵的救时之心和深厚的责任感——安庆内军械所就是他一手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肇建，他也是倡导者之一。因而在他的主持之下，沪局非但没有因李鸿章的离去而半途而废，而且还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江南制造总局大门。样式简陋的大门缺乏威武之气，却是中国近代工业化开始的一个象征。回荡在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正破晓而出。 中方购买旗记之初，厂址在虹口美租界内。所谓“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生产军火的工厂迭遭心忧安全、恐怕发生爆炸事故的外侨声讨；而寸土寸金的租界内，工厂的规模受到严格的限制，场地狭窄也不利于长远的发展。丁日昌几经周折，在上海县城南面的高昌庙找到一块占地约70余亩的新址，将工厂整体迁入。新厂房动工于1866年夏，在孙玉堂、华蘅芳的主持下施工迅速，1867年冬即已竣工。 从现今留存的一些照片和曾国藩的奏折看，高昌庙的新局局门座北朝南而设，正门高悬“江南机器制造局”局名牌匾（上海现今仍有一条“局门路”）。东、西、北三面环为高墙，正门两侧以木栅栏围之。进门中央为公务厅，东设文案房、画图房、总库房，迤北为生铁厂、木工厂；北设炮厂、大火器厂、汽锤厂、轮船器机锅炉厂，迤西设公局、翻译房、广方言馆；西为汽机厂，西北为熟铁厂；北为卷枪厂。局门外至黄浦江边是一大片空地，有直道直通码头。直道东为长达325英尺（99米）的泥船坞和造船厂，西为木栈。不几年间，又增设了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面积拓展到400余亩；还在龙华设立制造分局，在陈家巷设火箭分厂，在松江设火药库。1870年代初，这座初具规模、富于近代工业气息的兵工厂不仅已经成为黄浦江边惹人注目的风景，就是在整个远东也称得上首屈一指。 与“先知先觉”到近乎诡异的学生李鸿章相比，老成持重的曾国藩没有那许多新奇的想法，但在办事的连贯性和踏实性上又远远过之。在新厂安顿停当后，他就接续李鸿章提出的造船建议，上书要求从江海关税收入内拨出专款，供制造局造船使用。1867年5月16日，朝廷正式批准他的请求，从江海关四成洋税内酌留一成专供沪局造船之用。大为兴奋的曾国藩立即责成苏松太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应宝时、会办冯竣光、沈保靖以及技术负责人徐寿、华蘅芳等，抓紧进行轮船的试制工作。与当时船厂的技术水平一致，第一号轮船乃是木质船体、采用铁钉连接捻缝工艺制造的明轮蒸汽船。 1868年7月23日，耗费工料81397.3两白银的第一号轮船正式下水。大为兴奋的曾国藩取四海恬波、厂务安吉之意，将之命名为“恬吉”（后因光绪帝载湉继位，为避名讳而更名为“惠吉”）。由此，中国近代第一个造船基地——江南制造总局造船厂就先于专门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而投入了量产，并将一直影响中国的整个重工产业直到100余年后的今天。 “恬吉”号排水量600吨，船长56.39米（185英尺），宽8.27米（27.2英尺），吃水2.44米（8英尺），采用一台卧式蒸气机，额定马力150匹，指示马力392匹，顺流时速16.2节，逆流时速9.45节；装备各型火炮9门。轮船建成后，出吴淞口外试航，直抵舟山而返，显示其航海性能相当不错。9月28日，又上驶江宁，由曾国藩亲自登舰视察，并一路驶至采石矶。 细数沪厂试制轮船成功的种种因素，就不能不提到两位无锡籍的技术负责人徐寿和华蘅芳。自1847年起，这对专注格致之学的挚友就在上海搜罗数学、化学、动力学、医学、电学等方面的著作，加以整理和翻译，1861年又同时被曾国藩招募到安庆从事“西学”研究和实践。1862年起他们就广泛搜集《火轮船图说》、《博物新编》等技术资料，并结合自行试验，在一无所有的状况下开始试制中国的第一艘蒸汽船只。个中艰辛，难以尽述。到1865年，终于手工制成一艘长57.4英尺、排水量25吨、航速8.7节的“黄鹄”号小轮。此番主持建造“恬吉”成功，可以说是他们6年多来一贯辛劳努力的最终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船的船体和锅炉都是沪局自行制造的，包括当时不具备自制能力的蒸汽机也是购买的洋商旧机重新整修后装船。比起此前上海洋厂造船锅炉机器全靠进口，乃至之后福州船政初期造船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程度，可以说是重要的进步，对日后中国工业基础的构筑无疑也具有重大意义。 沪局建造轮船从策划到施工，届时年余，曾国藩唯恐试验失败，未敢事先奏报，只是暗中催饬赶工。如今捷报一朝传出，朝廷既感到意外，自然也十分高兴。11月1日，军机大臣颁布上谕： “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第一号轮船成造，据称坚致灵便，可涉重洋，此后渐推渐精，即可续造暗轮大舰，……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 从性格角度上分析，曾国藩虽然修身功夫了得，然身处不平之世，前世汉人未有之恩加诸乎身，居然变的易于激动起来。1861年被委钦差大臣、督办四省军务就令他很是惶恐了一番，此次上谕的嘉许又令他大受鼓舞。根据技术负责人徐寿、华蘅芳的意见，曾国藩规划沪局第一批建造4艘轮船，并从第2艘起就改明轮为暗轮（螺旋桨推进）。两位工程师吸取了1863年在安庆试制失败的一艘暗轮船的教训，在技术上进行了改进，工程进行甚为平稳。 “好事多磨”用在江南制造局的造船历程上恐怕是恰如其分。正当沪局的造船事业红红火火兴办起来之时，主持者曾国藩却升任直隶总督，改以马新贻开府两江。 所幸马也是热心时务、见识不凡的人士，甫上任就抓紧第2艘船的施工，还奏请增加制造局经费为江海关四成洋税内的两成，专供造船。为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当时沪局聘请3名洋匠为领工，几百个中国工人边干边学。1869年5月，第2艘轮船“操江”即告竣工。 “操江”号同样是由徐寿等人设计监造的，船型与“恬吉”相仿，亦为木壳木胁、铁钉钉连捻缝工艺制造。排水量640吨，船长54.86米（180英尺），宽8.43米（27.8英尺），型深4.16米，吃水3米（9英尺），采用自制立式蒸气机1部，额定马力80匹，指示马力425匹，单桨推动，航速9节；同时也备有风帆索具。装备80毫米克虏伯炮2门，47毫米神机炮1门，载货640吨，乘员91人；造价白银83305.9两。“操江”的所有船体、轮机、锅炉均为厂内自造，主机还是较为新式的立机，标志着沪局所产舰艇的国产化程度达到了一个相当水准。 船成之后，照例在首任管驾马复震指挥下出吴淞口试航，至舟山而返。旋在主桅上高悬一面“操江”方旗，驶赴江宁供马新贻验试。马新贻向朝廷报告说，此船工料极为精坚，机器小而灵动，“在长江行驶，尤为相宜”。日后该舰还将在北方海域度过她的前半生，并在东瀛异国结束将近100年的传奇一生。 10月5日，徐寿、华蘅芳设计监造的第3艘船——木壳炮舰“测海”下水。“测海”号排水量600吨，长53.34米（175英尺），宽8.53米（28英尺），吃水3米（10英尺）。似乎是由于2号舰“操江”上的国产新型立式蒸汽机性能不尽如人意，“测海”重新选用了一台购自国外的普通卧式蒸气机，额定马力125匹，指示马力431匹，航速12.5节。装备15门制造总局自产的24磅120毫米榴弹炮，乘员117人。造价白银82736.5两。 次年10月，第4号船“威靖”竣工。“威靖”号仍由徐寿、华蘅芳设计、监造，排水量1000吨，长62.48米（205英尺），宽9.29米（30.6英尺），吃水3.35米（11英尺），1台卧式往复蒸汽主机配备两座燃煤锅炉，额定马力150匹，指示马力431匹，航速12.5节。武备与“测海”一样是15门制造总局自产的24磅120毫米榴弹炮，乘员142人。造价白银11万8千两。 第一批四艘式样较旧的舰船完工后，两位技术负责人徐寿和华蘅芳开始酝酿筹建吨位更大、战斗力更强的新式军舰。参照当时可以得到的外国兵船式样，他们设计出一型2800吨级的木制巡海快船（早期无防护巡洋舰的雏形）；为有效军舰战斗力，除自制部分火炮外，还通过派利洋行进口新型的120磅克虏伯钢炮。1871年，这种新型军舰开始敷设龙骨。1872年5月24日，沪局制成的第五艘船、也是第一艘巡海快船“镇安”号下水。 “镇安”舰排水量2800吨，长91.4米（300英尺），宽12.8米（42英尺），吃水6.1米（19英尺），动力采用一台卧式蒸汽机，指示马力1800匹，航速12节，武备包括2门9英寸（229毫米）克虏伯主炮和24门70磅克虏伯炮，是当时国产木壳蒸汽军舰中最大的一艘。根据当时报道，“镇安”号共有四层舱面。下舱从前至后包括帆炼房、油漆房、木匠房、兵目房、火药房、炮弹钢壳房、淡水舱、轮机舱、大货舱、后火药房、后炮弹房等。锅炉、蒸汽机和煤舱均在机舱内，煤堆放在锅炉蒸汽机周围，以防止敌人炮弹射入。第二层是客舱，前面设一座病房，然后是官房、客房。再上一层是炮舱，前端为锚链绞盘和厨房，后端是官员住房，中间的炮舱设22门40磅克虏伯钢炮，分在两舷布置。还有1门80磅克虏伯钢炮。最上层甲板上有驾驶台，配置有1门120磅9英寸前装克虏伯线膛钢炮，1门80磅克虏伯炮，附载有1艘轮机舢舨和8条桅帆舢舨。编制372人，加上载运兵员可达500人。船上有3根桅杆，顺风航行时可关闭蒸汽机，此时螺旋桨就提升起来。 作为沪局造船技术能力提升结晶的“镇安”于1874年3月18日正式完工，工料共耗费白银355198两，相当于两艘“恬吉”型船。在完工之时，因为舰名与广东军舰“镇安”重名，故重新命名为“海晏”。在1930年代江南造船所自制的“平海”轻巡洋舰诞生之前，她是中国国产的最大军用舰船。与当时流行的早期铁甲舰一样，“海晏”采用的是船旁列炮布置法，火炮排列在军舰两舷。为减轻自重，追求高航速，船体采用的仍是木胁木壳。如果按照19世纪中期的标准划分，因为“海晏”除了在主甲板上布置火炮外，船体内还设置了炮房，可以称之为头等巡海快船，在吨位和火力上都超过福州船政局同期建成的二等巡海快船“扬武”。只是因为“海晏”完工时间较晚，使中国第一艘近代巡洋舰的桂冠被“扬武”摘得。 上海的外文报纸对这艘木制巡洋舰进行了一番很不留情的菲薄，主要的观点是这种船型在1870年代已经过时，对她的原材料的质量也有怀疑——日后的实际使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但就187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基础看，江南制造总局的中国技术人员能在并无成例可循的条件下通过仿照外国图纸自行设计出巡海快船这种较大吨位的军舰，并成功建造出成品，无疑为日后建造更大、更现代化的巡洋舰打下了基础。这些貌似“微不足道”的进步在全无基础的前提下堪称难能可贵，是不容抹杀的。通过建造“海晏”，沪局的技术能力再度得到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也日趋上升，造船能力在中国和当时的远东已是首屈一指。 1873年12月23日，第二艘巡海快船“驭远”的船体也已经下水，并于1875年8月1日正式完工。 还在“驭远”号进行收尾工作的同时，一股“铁甲舰热”已经在中国海防建设的领导者中悄然风行起来。1874年东瀛小国日本居然公然出兵台湾，在勒索50万两白银后方退兵，诱发了中国近代海防史上著名的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在中枢的恭亲王倡议下，封疆大吏们纷纷上书总署，商讨海防规划。李鸿章、沈葆桢这两位分掌南北洋海防大计的洋务巨擘不约而同的提到了“铁甲舰”这种海防利器。 在1870年代的世界海军中，铁甲舰不仅是重要的主战军舰，同时其强大的火力和坚固的装甲有着巨大的威慑力。“铁甲舰论”一经提出，立即吸引了决策层的眼球。围绕着是否购买铁甲舰、如何购买以及将来的维护经费如何筹集等问题，朝廷内部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1875年，上谕正式下令购买铁甲舰1—2艘。 规划已定，但在到底如何操作的层面上，基于派系等因素影响，又分成了两个派别。北洋大臣李鸿章凭借与总税务司赫德等洋员的亲密关系，开始寻求外购铁甲舰（这就是1877年求购两艘土耳其铁甲舰而未成的事件）；南洋大臣沈葆桢则提出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主张——在自己辖区内的江南制造总局，通过引进外国图纸自行仿制铁甲舰。 在沪局自制巡海快船的能力也是刚刚才形成的条件下，一下子“跳跃”到建造铁甲舰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作为一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先行者和杰出的实干家，沈葆桢的热忱与努力是不容怀疑的。沪局在1875年前后开始购买大批建筑材料，准备把厂房和船坞扩建到可供建造铁甲舰的水平——但这无疑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在这个不长不短的时间段内，富于创新和求知欲的沪局技术人员又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用多余的钢材和火炮在尴尬的“垃圾时间”内造出了一艘划时代的军舰。 在为建造铁甲舰而专门聘请的一名英国技术人员指导下，沪局在1875年9月17日下水了一艘奇怪的小军舰。这条名为“金瓯”的200吨小舰生得突兀，完全是由富余的大量钢材和一门制造局多出的170毫米克虏伯后膛炮构成的。但就是这个小怪物，却使中国国造舰艇的技术水平第一次与世界相持平。在深谙世界舰船发展潮流的英国技术人员指导下，“金瓯”的基本船型是参照了当时英国新锐的伦道尔式炮艇（即著名的“蚊子船”），采用全铁制结构铆合而成。排水量195吨，舰身长31.7米（105英尺），宽6.2米（20.4英尺），吃水2.06米（6.75英尺）。动力是采用了一台立式蒸气机，功率304马力，航速10节，乘员53人。舰艏装备1门6.7英寸（170毫米）的固定式克虏伯后膛炮，参照西方地井炮设计，通过一套液压装置使火炮在装填时能降到舱内，装填完毕后则举升到炮台内，极为灵便。舰首安装有撞角，“直伸出船外，如犀之独角”。与外购的最初两艘伦道尔式炮艇“龙骧”和“虎威”76659两的单价相比，“金瓯”的造价居然只是区区的6.3万两白银。 不仅如此，与基本的蚊子船型相比，“金瓯”已经具有了某些巨大的超越——率先应用了水线带装甲设计。军舰沿水线附设有一条2又3/4英寸的装甲带，主甲板上还设置了一个带有2又3/8英寸厚装甲的炮塔。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瓯”实际上超过德国的“黄蜂（Wespe）”号，是世界上第一艘近海防御铁甲舰——这艘不起眼的小军舰，设计思想居然已经大大超越世界同期水平，开创了一个铁甲舰的新流派！ 上海的英文报纸一如既往的对中国的新军舰抱以热忱的讥讽，总的结论似乎是这条小舰面对即将到来的外购伦道尔式炮艇将会黯淡无光。但西欧本土的媒体显然对此更为关注，德国报纸用上了“灿烂可观”以及“西方世界的恐慌”这种字眼。而且很有可能的是，德国“黄蜂”军舰设计之初的灵感就来自于“金瓯”。但作为一艘应用了过多先进技术的战舰，“金瓯”200吨的排水量实在是太小了。在随后的使用过程中，一系列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船小炮大，操纵性差；干舷太低，航海性能极为低劣；炮位布置不当……更致命的打击是随着大量外购的伦道尔式炮艇到来，国产小铁舰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这样一艘极富创造性的军舰，就如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不经意闪现的火花一样，很快就消失在尘封的记忆中，了无痕迹。我们只知道，1914年中华民国安徽省拆毁了一艘废弃的水巡船，这条船有一个尖锐的舰首和一门大的不相称的火炮。 “金瓯”的建成非但没有使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业务取得更为长足的进步，预想中的铁甲舰项目也没有如期开展。相反，沪局的造船业务却面临着自开办以来最大的一次生存危机。 江南制造局是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兼带造船的兵工厂，在造船方面没有投入主要精力。原调拨给制造局专供造船用的二成洋税，也被挪借走一半用于军火生产，影响了原材料的采购，致使造船的速度减慢，故其造舰数量远不如后起的福建船政局，大约保持在平均每年一艘的规模。从1869年“恬吉”下水到1876年“金瓯”完工，8年间只完成了7艘舰艇。而作为缺乏重工业基础的中国，每一艘国造舰船的原材料都须依靠进口，制造工作均由洋匠指导进行；所谓自行设计，大半还是测绘外国图纸。成船数量既少，工期自然延长，原材料和工程费用即不断上升，以至于国造舰船的价格大大高于外购舰艇，“造船不如买船”的效益已经昭然若揭。 而从技术水平上说，沪局所造7舰中，除那艘不成功的“金瓯”勉强接近世界同期先进水平外，“海晏”与“驭远”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约5年，而4艘木制的“恬吉”型则早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特别是自186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主流战舰已经由木质转为钢质，就连小小的日本都已购置了“甲铁舰”；而中国国造舰船的两个主要基地福州和上海所能建造的最大型舰艇还是木制的巡海快船。倘若想要跟上世界潮流，就必须大幅度更新设备，改产钢质舰——而这需要大笔的资金。对于1870年代后期的中国来说，1874年事件已经把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摆在了面前，为拱卫海疆、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中国需要在短时间内建设起一支足以自保的海军。近代中国是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在重工业基础匮乏的中国，要完成这样一个过于宏大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设备、人员都不足，最糟糕的是我们没有时间！在没有足够时间实现国造舰船技术进步这一长远利益的态势下，中国只有选择通过外购以在短期内集结起一支技术先进、数量众多的近代海军，应对短期的目标。 我们不禁要感叹：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诸多此等的两难局面。作为决策者的李鸿章和恭亲王们自然不可能有后世学人“激扬文字”、臧否前人的豪气与闲情；他们只能依据当时历史的态势，作出最有利于当下时局的决策。 种种必然和偶然因素交织，特别是经费问题，导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业务在1876以后即停顿下来。它又一次恢复成规模的造船，要到1905年局坞分立之后。 尽管沪局国造舰船的进程被迫延缓，李鸿章等人并未就此放弃。按照他的看法，欧洲列强正在推广海军，添造轮船，可谓不遗余力，中国造船事业“岂可创办未久遽生懈弛之心”？1875—1879年出任南洋大臣的沈葆祯也是疾呼奔走，不遗余力。无奈大局已定，实难挽回。1879年，沈葆祯怀着满腔遗憾离世，临终时口述遗疏，称“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买铁甲船一事，至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事机呼吸，迟则噬脐”。 1884年，中国国造舰船事业的另一个重要发起人左宗棠开府两江。外购为主的局面虽仍未打破，但左宗棠任上的努力又为中国国造舰船事业增添了一个浓重的注脚。 早在1880年李鸿章向阿姆斯特朗厂订购“超勇”、“扬威”两舰之时，这种样式新颖的撞击巡洋舰就吸引了大半个中国的眼球。被吹嘘的神乎其神的“破铁甲舰”功能、大口径的主炮、新式的鱼雷武器……这一切都足以令她们成为中国舰艇中的新宠儿——虽然实际效果还是另一回事。1881年她们完工归国，所到之处，士民争相围观，盛况空前。在福州，在广州，大批官员上舰参观，整个行程充斥着溢美之辞。“超”、“扬”在上海停泊期间，一批身份更为特殊的人物——江南制造局的工程师也登上舰进行了参观。他们不仅察看了军舰的布局，还对船体进行了仔细的测绘。 正如上文所述，洋务大老们从未中断过“国舰国造”的构想。面对新型巡洋舰的诱惑，无论是福州船政局还是江南制造局都有意自行仿制，以使其国产化。相对于法国背景浓厚的福船，受到李鸿章暗中关照的沪局无疑在这次竞赛中占得了先机。在成功向中国兜售了两艘撞击巡洋舰后，伦道尔曾在1881年4月22日通过金登干向赫德提交了一份改进型巡洋舰的设计方案，希望通过赫德说服李鸿章继续向英国购舰。但李鸿章经过与德国海军部的咨询，认定该改型航海性能还是改进不大，风浪稍大就会使舰体发生较严重的摇晃以至影响火炮瞄准精度，且依然采用无防护巡洋舰的舰型使之抗打击能力还是较弱。最终这个方案没有获得李鸿章垂青，他改向德国伏尔铿厂订购了“济远”舰。但李随后就将这份方案作为对国造巡洋舰的设计和建造指导之用交给了江南制造局，并在不久的将来开花结果。 1884年2月27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刊登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报道：江南制造局正在制造的一艘新型巡洋舰！据报道称，这艘巡洋舰由英国设计师W. Denman（此人后来先后任职于设在Woolwich和Deptfood的英国皇家造船厂）设计，排水量1477吨，全长227.75英尺，宽36英尺，型深14英尺。动力部分包括6台圆筒形锅炉推动的2台立式蒸汽机，总功率1200马力，航速15节。舰体上安装了一个烟囱和两根桅杆，桅杆只配备与“扬威”同样简单的纵帆索具，没有舰艏斜桅。6门4.7英寸火炮设置在舰体两侧，每侧3门，象“扬威”一样依旧藏在舰体内，在舷侧设置射击孔。两门发射200磅炮弹的8.2英寸火炮设置在舰艏艉。最奇特的是前主炮藏在舰体艏楼里。文章评论道：“这将是今天这个吨位的最强大的军舰。” 以上细节与伦道尔的改进型巡洋舰方案几乎完全非常吻合——特别是那个古怪的前主炮安装方式！区别仅仅是舰身宽度小了1英尺。 如同当初“超勇”级的设计，如果要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个改进型巡洋舰方案的优劣，可以说也是毁誉参半。相对于“超勇”级仅仅6英尺的干舷，新型巡洋舰采用了艏楼船形，而且一口气让艏楼一直延伸到后主炮之前。这样，前主炮藏在了艏楼里，从外观上看不见了；在舰艏的舷墙上开一些射击口，供主炮射击用。但前主炮的射击角度受限制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炮手的视界反而更加恶劣。更为糟糕的是，为了达到稳定的设计航速17节，伦道尔取消了舰艏撞角以减少兴波阻力，但这个利于破浪的尖削舰艏又不足以为沉重的前主炮提供足够的浮力；此外，舰体的稳定性也受到怀疑。 “师夷长技”但不盲从的宝贵品质，在江南制造局造船的历史中每每可见：”操江”、“金瓯”……在新型巡洋舰的建造中，沪局的中国技术人员承袭这这一传统，再度改进了舰艇的原设计。当她1885年10月完工后溯江而上到达南京，让作为船东的两江总督及其僚属阅视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已经完全是另一个模样了。 从外形上看，这艘巡洋舰更接近于当时常见的机帆动力巡洋舰而不是伦道尔的新奇概念船。舰体采用全钢质，排水量还是1477吨，全长227.75英尺，宽36英尺，型深14英尺；动力依旧是6台圆筒形锅炉推动2台的立式蒸汽机，乘员120人，煤舱容量240吨。这些都与一年前《北华捷报》介绍的最初方案变化不大。但蒸汽机的指示功率增加到1900马力，输出功率475马力，双轴推进，标准航速9节、最大13节。桅杆增加为三根而不是原设计的两根，前桅杆甚至恢复了张挂横帆的横桁。武器火力水平则大大降低，减轻为2门5.9英寸克虏伯炮、6门4.7英寸克虏伯炮、4门37毫米哈乞开斯机关炮和2具鱼雷发射管，显然是为改善军舰的稳定性。现在所有的火炮都布置在舱面甲板上，原来用于安放前主炮的艏楼并排安装了两具鱼雷发射管，通过舷墙上的开口向外发射。 这艘造价白银22万3千两的巡洋舰，被命名为“保民”。 江南制造局船坞这次“回光返照”式的闪光，却不幸真正成为了一次回光返照。 寂寞与冷落中，时光过去了二十个春秋。 1905年春，当李鸿章的大弟子、两江总督周馥路经上海，专程到制造局视察先师的工业遗产时，举目所见的已尽是管理混乱、工价缓昂，以致“商船裹足不前，兵轮反入洋坞修理”的不堪情形了。这一年，距离李文忠公在上海筚路蓝缕地草创起制造局，不过四十年光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