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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素质 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没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整场战役中，日本联合舰队战役指挥得当，作战思想先进，战术灵活。日本联合舰队运用本队与游击队协同作战，并采用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的建议，在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中运用便于机动、便于发挥自己速射炮火力的单纵队战术，在战斗中灵活地展开包围，牢牢地用第一游击队和本队夹击北洋水师，并适时撤退，击沉北洋水师舰船5艘，伤7艘。 黄海海战重创北洋水师后，日本联合舰队仍视北洋水师残部为心腹大患，迅速重组编队，组织人员侦察掌握北洋水师动向，积极主动，采取鱼雷攻击、夜袭等多种手段攻击北洋水师，直至在登陆部队配合下彻底将其歼灭。 相比而言，北洋水师指挥层的表现则逊色得多，其战术思想落后，战斗队形呆板，缺乏协同意识。在发现日本舰队来袭时，丁汝昌下令改为双横队应敌，但却变成了“人”字型阵形，原因是各管带“勇怯不一，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更有甚者，旗舰管带刘步蟾擅自下令开炮，提前发起攻击，致使队形来不及调整而大乱。 各舰在海战中也是各自为战，互不相救。刘步蟾在距敌5300米时即发炮射击，其余各舰跟着开炮，“炮弹尽落于海，无一命中”。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海军舰艇开炮的起码战术要求——首发命中。 还有，舰队指挥阶层普遍缺乏战役指挥意识，各自为战。一开战，丁汝昌负伤，不久旗舰“定远”舰信号装置被击毁，失去了指挥能力，而在以后5个小时的海战中，竟无一管带挺身而出，接替指挥，一直在无人指挥的混乱状态下混战。 通过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外行出身的丁汝昌指挥固然不力，但作为接受过正规海军军事训练的众管带竟也错误不断。北洋行营翼长盛宣怀战后撰文指出，北洋水师连连败北，“实智略之不胜也”。西方史学家拉尔夫尔·鲍威尔认为:“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把人送到这些为当权者提拔起来的、老而无用的指挥官手下作战，是一种犯罪行为。” 科学文化素质 日本内阁把海军建设的重点放在了培养人才，尤其是培养海军军官上，认为这是海军建设的头等大事，因为，军舰的灵魂是军官，无之则水兵无以发挥其所长，舰船将成为一堆废铁。 为此，日本设立了大量的海军学校，其技术院校门类齐全，指挥院校高级、中级、低级搭配。还通过多种渠道选派学生出国学习深造，留学生数量大，留学国家多，学习范围广，学习时间长，不仅学习军事指挥、军事技术，还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据考证，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员几乎全是正规的初级海军学校毕业生，有的还在高级海军军校学习过，不少人留学期间还在外国军舰上学习过。据统计，到1894年，日本海军出国留学生总数达100余人，而出国考察的则更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留学生不仅在美、法、英、德等西方列国海军院校及其军舰上学习，而且还来中国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如铃木恭坚、河野主一郎、柴玉郎等，以武官、考察等身份来华刺探军情的则更多，甲午海战时任军令部长的桦山资纪就曾来华侦察过台湾地区的军事情况。 日本海军院校特别注重学员的远洋航行训练。明治政府不惜花费巨额经费，对学校毕业生实行远洋航海实习制度。第一次远洋航海始于1875年“筑波”号(1978吨，载山本权兵卫班47人)对旧金山和夏威夷的访问。此后又在1878年访问了澳洲(“筑波”号，鹿野勇之进班)。同年，日本国产舰“清辉”号完成了欧洲之旅。这被称为明治海军的三大远航。从1875年开始，日本几乎每年都对海军学员进行远洋训练，先后到过美国、澳大利亚、巴拿马、智利、秘鲁、英国等国。因此，日本海军军官科学文化素质比较全面。 大清政府也开办了大量的海军院校，数量不少，但起步晚，门类也不齐全，指挥院校仅有封建习气浓厚的初级院校两所，规模不大，课程设置也不尽合理，军事课程内容较少，儒学教育课程较多，出国留学的比较少，仅三批30余人。在水师学堂和船政学堂学习期间，大部分学员对操作舰船满足于“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左宗棠语)，对战略战术、西方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兴趣不高。北洋水师远洋训练相比日本海军而言开展得少之又少，一则经费所限，二则人员怕吃苦。每年的例行巡海，也是流于形式，管带只是个驾驶航行的普通船长，根本没有达到提升指挥员综合素质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