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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天京仅三年，太平天国因出现了血腥的杨、韦内讧，迅速由盛转衰。几十年来，许多史学家乃至文学家都想追究和说明洪秀全、杨秀清或韦昌辉中哪一个是发难者。若是按唯物主义的原理解释，这并非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体制性的腐败所造成的必然恶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享乐首先要谋钱；在封建体制下，赢得威福关键在争权。专制王朝主要实行的是超经济强制，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享受，常常勿需花钱。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面对普天之下只允许有一个“万岁”宝座，“九千岁”杨秀清、“六千岁”韦昌辉都会眼红(当时“八千岁”西王和“七千岁”南王已死)，当时又没有民主竞选，只能看谁的力量和权势硬。追逐特权自相残杀的内讧，也是历代农民战争掌权后的规律，古代以农民起义得天下的刘邦、朱元璋都是屠戮功臣的能手，太平天国只是将此举提前到未坐稳江山之时。 腐败及由此而来的内讧，给一个新兴政权带来的最明显的外在恶果，便是对广大群众失去吸引力。太平军初起时所到之处，都搭台“讲道理”，听者云集，欢声雷动。后来军民们看到贫富悬殊及内部相残的事实，却与“均平”和“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宣传完全相反，太平天国领导者对此又无法解释。杨、韦内讧后，一时盛传“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统，依旧让咸丰”的歌谣，很快出现了“人心冷淡，士气减半”的局面。表现在军事上，太平军初期能以少胜多，后期虽扩兵至百万众却敌不过总数不足20万的湘淮军，又屡屡有数以万计的官兵集体投降之事发生。 相比之下，清廷虽然腐朽，地主阶级中却新兴起一批改革力量，“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便是代表。由于身处封建末世，他们刺激下属打仗的主要办法也是靠封官加品及获胜领赏。结果交战双方出现了战史罕见的竞相封官的怪现象。洪秀全在后期封了数以千计的列王高官，清朝则封了九千多个一品官(其中湘军就有三千多)。两方面官爵之滥，都如过江之鲫。毕竟清王朝方面财力强，并能得到外国帮助。朝廷发不出钱，湘军等靠卖文凭(主要是监生资格)和拦路乱收费(设厘金)还能解决军费。太平天国方面却是地蹙财乏，在靠名利刺激的拼比中必然输给对手。 1863年，靠官爵和金银两方面激励而最为凶悍的湘军包围了天京，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这惟一的救生之策。此时的洪秀全却过惯了宫廷锦衣玉食生活，不愿再到野外风餐露营，拒绝突围而一味调外面的兵将救援。此时在各地封王据地的诸将却大都忙于建府享乐，多挟兵自重而不肯来救，最后只有坐以待毙。继1864年夏天京陷落，湘淮军又将江南的太平军据点各个击破。正如唐杜牧于《阿房宫赋》中的名句所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亡太平天国者，主要原因也正是其自身的腐败。 太平天国领导者在部分地区一旦掌权便迅速腐败，从社会根源上讲，是由于他们都属于旧式农民，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也不代表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严格而论，即使在那个时候，洪秀全等人的思想也算不上先进，所依靠的首义者大都出自偏僻落后地区，日后又居功不肯学习进取。 看太平天国史的人往往很少注意这一现象，洪秀全虽是个连秀才都没考上的一介农村寒苦书生，毕竟出生于文化和交通都比较发达的广州北郊外的花县。正是靠这个便利他接触了传教士，得到基督教的传教读本并随之将其改造。然而他在家乡开始传布自己建立的拜上帝教时，在儒学思想影响较大的本土却几乎没有相信者，乡人还将其驱逐。他辗转流落传教至封闭落后的广西紫荆山区，与当地带有巫术性质的“降僮”(后来的“天父下凡”即由此而来)相结合，才得到先搞长途贩运后又烧炭的杨秀清等人拥戴，并吸收了一批没有文化的蒙昧山民为会众。后来的起义虽然带有反对清朝统治的积极意义，却不可否认其指导思想和参加者的落后性。 太平天国鼓动农民起义时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古代既有的平均主义即“均贫富”。然而这一理想虽被许多渴望脱困者向往，却永远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军需品的平均分配也只能短暂地实行于生死搏杀而无暇他顾的战斗队伍中。一旦环境稳定需要建立政权和组织生产，面对有限的财富和人们无限的占有私欲，事实上就只能均贫而不可能均富。硬性平均便会出现少数领导按等级享受，而下层共同受穷。看看历代农民起义结果，平均主义引来的后果仍然是滥用权力的腐败，而且后者的滋长必然又要从根本上否定前者。翻一下太平天国后期的文献，早期的那种人人“均匀”之类口号便都不见踪影，有的只是严格的封建等级规定。 中外的历史证明，要根治专制体制下的腐败不能依靠旧式农民及其思想，只有靠新兴阶级带来的民主主义，而民主思想的产生又要靠近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带来的公平交易和市场竞争的观念。 前些年有人论及《新民主主义论》中把洪秀全归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认为更准确讲来应是洪仁秈。因为洪秀全在他的著述中只借来一个西方的“皇上帝”的名号，却未引进自由民主思想。只是在香港接触过一些新思想的洪秀全族弟洪仁秈于1859年到达天京后，才在太平天国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首次提出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这在当时也可说是国内最先进的思想。 令人可叹却又不可免的是，洪仁秈的一系列改革方案曲高和寡，尤其是他提出的“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以及“兴各省新闻官”等建议根本无人能理解。李秀成为首的诸将领面对《资政新篇》等阐发新思想的书籍，更是“皆不屑看”。洪仁秈开始想整治天国内的种种弊端，后因一筹莫展索性作罢。这也难怪，太平天国所根植的土壤，只是小农自然经济结构。这一顽固的社会基础必然滋生专制政体，个人对其不仅无法改变，日久还会反被环境腐蚀。洪仁秈在天国任干王并总理朝政后只两年，就颁发了《钦定士阶条例》，里面规定的封建等级之森严，较清王朝有过之无不及，便是那个想改革者的悲剧。 太平天国乃至以往的农民起义都证明，封建统治下的农民对所受的压迫有本能的反抗，却创造不出比封建主义更高的政治经济体系，他们有了钱也会当地主，有了权则必然走上帝王之路。无论是得了天下的刘邦、朱元璋，还是中途而败的黄巢、李自成、洪秀全，都跳不出这个怪圈。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是先进政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思想水平和道德标准与太平天国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中国历史的文化积淀和社会上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与以往仍有某些相似之处，这也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反腐败斗争任重而道远。加强政治教育和法纪惩处固然重要，然而最根本的治本之策，还在于社会基础的改造，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使执政党成员摆脱种种陈腐的传统束缚，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代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