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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百年潮》2000年第12期 作者：徐焰 原题为：从太平天国的腐败谈起 谈到反腐败，已是近年来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前些时候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历史连续剧《太平天国》后，又引发了不少关心千古兴亡者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其兴也勃，其亡也速，使百年来的一代代革命家为之扼腕叹息。孙中山曾以洪秀全的后继者自命来反对清朝，同时又认为太平天国败于内部争权。毛泽东对太平天国的兴亡也曾很有兴趣，曾于1944年11月致信郭沫若，希望他继总结李自成起义失败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后，“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可惜种种原因限制，特别是解放后长期人为地给洪秀全等加上一层美化的光环，直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界才开始了科学的总结这场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前车之覆，如果不能成为后车之鉴，那场据容闳估计有2500万人死亡的起义，就白白流淌了鲜血。 进入19世纪50年代时，中国大地上刚经历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却仍是一片表面上歌舞升平的景象。1851年1月间，却突然霹雳突发，原来并不为多少人所知道的“拜上帝会”在广西的偏僻金田村一呼崛起，一两年内便有上百万人闻风响应，兵锋很快席卷半个中国，并把太平军的黄旗插上国内第二大城市金陵。曾国藩惊呼这是“名教之奇变”，从中国历史上看这也是继大泽乡、黄巾起义后又一场民间突发性的暴动奇观。 清廷代代君王都勤事宵旰，如履薄冰般地煞费苦心施政。按封建标准，可以说清代无昏君，朝内免去外戚宦官之祸，朝外废除了历代扰民的两大恶政——征兵和人头税(口赋)。军队只花钱招募“吃粮人”为兵勇，民间不再有“车辚辚，马萧萧”的哭送场面；税收也“摊丁入亩”，即只收固定的土地税，百姓可放心生孩子，使人口由宋明两朝最高时的1亿猛增至4亿。加之实行了严密的官员职权交错并相互牵制的体制(如一省内就往往有督、抚、将军三个平行长官)，防止了以往经常出现的藩镇式割据。按清廷想像，天下人都应感念这些“旷古未有之深恩厚泽”。事实却是官吏贪婪更甚，社会黑暗异常，到处有会党及宗教秘密结社，地火在民间积势待发。 当时清廷以严密的君权分散地方之权，并禁绝任何非分之想，然而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为官便要谋权敛钱，不敢觊觎高位便会从受贿勒索方面找补偿，封建的道德规范根本无法制止这种贪婪。据考证，清中期朝廷征收一两银子，经各级官吏层层盘剥，摊到农民头上便有八九两之多。每年刑部批准全国处死刑者一般不足百人，而各地监狱中因敲诈虐待致死之囚却高达数万。 清朝皇帝在历代王朝中把专制君权强化到顶点，的确能限制官员造反，却无法防止腐败。康熙帝是倡导廉洁的，然而恰恰是他为弥补财政不足而明令标价卖官，这表明君王专制本身就是腐败之源，所谓倡廉也只不过是防止超限度的贪敛而威胁其统治。尤其到了王朝末世，专制只有其恶弊却无其效率，在表面平静的超稳定结构下，一旦有事，就会造成爆炸性崩溃。太平天国起义如此，后来的辛亥革命更是明证。 无数饥寒交迫者在痛苦到不堪忍受时，洪秀全等喊出“原道救世”、“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口号，大批会党成员、游民便自然会蜂起响应。太平天国于金田起义的转战途中，能把数以万计的参加者严密地组织起来，主要靠的是“人人不受私”的“圣库”制度及日后能共享富贵的号召，加之天王以下的各级领导大致还能与士卒共甘苦，队伍中实行男女分居的兵营式禁欲生活。无牵无挂的起义者舍身拼命，只知谋钱保命的清军官兵自然不是对手。当时有人夸张地称，只要有三千死党，便可横行天下。 太平军于起义9个月后攻下第一座城市永安，开始建制时便没有“均平”，而是按等级封王定爵，洪秀全此时就有16个王娘。1853年春定都天京后，对下层群众仍然严禁喝酒抽烟、剪发刮面、夫妻同宿、偷读妖书、私藏财物，违者“斩首不留”，而领导者却更加追求纵欲享乐。此刻城南和江北还有清军大营围困，太平军稳固占领区只有时人笑称的“一统江山七十二里半”，西征北伐都是孤军作战，洪秀全却于1854年下令全城军民为他大修宫殿。被围的孤城中没有建材，便拆毁了作为天京紫禁城原型的明故宫。新建的天王府内连溺器都是金制的，所纳嫔妃达到88人(一说108人)。 享乐思想为上所好，下必效法，东王、北王乃至翼王无不大修府第，后起的忠王李秀成在苏州建立的王府，连李鸿章见后都感叹“真如神仙窟穴”。各级官员也按等级享受各种特权，连管辖25户的基层头领两司马也规定配备两名轿夫。至于最底层的军民，除了“小天堂”的画饼许诺外，经常“合城食粥”，只有上阵冲锋的人才“下米准吃饭”。太平天国初期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所宣传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完全成了对实情的辛辣讽刺。虽有后人给太平天国政权冠以农民政权的称号，其实它在进城后就很快与封建王朝别无二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