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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汝昌等北洋海军的主要负责人显然被这次血战打掉了锐气，由此竟然一再置李鸿章的出洋寻机决战的命令于不顾，一味地收缩防线，竟至退回到港口之内，再也不敢和日本舰队在大洋之上“硬碰硬”式地大战一回。这种战略上的一再退缩，属于人为地露怯，不免助长了日本海军的气焰，使得日本轻易地取得了制海权，从而为其大规模的陆上进兵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一支由清政府的洋务派勉力支撑起来的、靠白花花的银子打造出来的强大舰队，在其投降时竟然还保存着大小十几艘完好的战舰，并将其拱手交给了日本海军，成为改悬日本海军军旗的东洋战舰。其中的主力舰“镇远”号，甚至一直为日本服役到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如此糊里糊涂的失败法，岂能用“力竭”来搪塞吗？ 既然不是“力竭”之后的失败，这种失败就是一种不那么光彩的行为，是任何一个有荣誉感的军人的奇耻大辱。而这样的失败必然也会遭到全国上下的同声谴责和可以预见到的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对有关主事者的严厉惩罚。这种严厉的惩罚在“撤销官职”以外，也就只能是“杀头”了。北洋海军的官兵们不会忘记刚刚倒在刀口之下的方伯谦，他就是一个摆在眼前的活生生的典型。 实际上，像丁汝昌之流的官场老手是不会不清楚自己在兵败之后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的。既然横竖是死，那么与其像方伯谦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刀枭首，还不如由自己先行了断来得稳妥和痛快。更何况是依靠吞食鸦片这种慢性自杀的方式呢！所以，对于北洋海军里像丁汝昌这样的指挥官来说，他们的选择自杀和通常意义上的军人自杀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其中最大的差别，除了以死洗却失败的耻辱和表达对朝廷的一片忠心的因素之外，恐怕也不能排除其中有以死推卸失败责任的意思。说得难听一点，也就是通常说的“畏罪自杀”了。 这样立论乍看突兀之至，实乃诛心之论。以丁汝昌而言，此公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威海刘公岛的甲午战争纪念馆里，享受着万人景仰的礼遇。而其实呢，不能不说这个人对于整个北洋海军的最终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个从太平天国的军队投靠到淮军队伍里的将领，不过是一个懂得骑兵的将军，对海军尤其是按照西方现代化标准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的运作方式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这样的一个外行，竟被一贯自诩有着“识人之明”的李鸿章选中，一下子推到了北洋海军“一把手”的位置，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他是李鸿章的“乡党”。李鸿章对于军国大事一向把握较准，但在任用丁汝昌担任北洋海军提督这件事情上，则是铁定的失策无疑！ 尽管丁汝昌在上任之后，发愤学习现代海战知识，但是终究难改其贪婪、嗜欲的本性。此人不仅在威海置办房产，出租以赢利，而且还在家里蓄养歌妓，生活上骄奢淫逸，甚至和部下刘步蟾“共争一妓”。（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1版）在这样的一个“外行加贪吏”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北洋海军的中国军官先是在香港设计赶走了精明能干的英国顾问琅威理，之后便迅速滑向全面堕落之路。舰队平常训练基本上是虚应上级，每逢军事演习，辄预先设定标靶，以便弄出些“百发百中”的喜剧效果，好向李鸿章等上级官僚请功。别看演习不玩真的，从朝鲜走私人参和利用军舰私下载客，可是非常积极，极为普遍。各舰官兵更是把各种制度置于脑后，大多数军官都违反不得随意离开军舰的规定上岸过夜；水兵上岸更是视嫖娼、吸食鸦片和斗殴为家常便饭，以至于由于北洋海军的驻节，导致了烟台、威海等地娼妓业的空前发展。而从英国、德国等国购回的军舰则缺乏保养，很快地丧失了应有的战斗力。把一支本来朝气蓬勃、被世界各国所看好、寄予了大清国无限希望的强大舰队，弄到了这般腐败堕落的地步，他丁汝昌能够推卸得了主要的干系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新披露的史料已经能够雄辩地证明：在北洋海军被日本海陆军包围在威海卫军港的最后关头，正是他先在投降书上加盖了提督的大印，并嘱咐程璧光和牛昶昞前去办理具体的投降事宜，然后才吞食鸦片自杀。所以，丁提督实在算不上是北洋海军的英雄！恰恰相反，可能称呼他为“北洋海军的掘墓人”倒是比较合适些。像他这样的指挥官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要“军法从事”的，即使是吞食鸦片畏罪自杀，也是不能逃脱后世的审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汝昌本人在死后被清朝政府穿上黑色囚衣，棺材漆成黑色，外加三道铜箍捆绑，不得入土下葬长达15年之久，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丁提督丁大人的。 从北洋海军的一些将领“自杀成癖”的现象，衍生出来的一个更为深层的话题就是，中国文化对待这一类敢于自裁的历史人物的宽容态度。由于我们的文化特别看重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因此，只要人不怕死，就最有可能成为“忠臣”和“烈士”，获得后人的旌表和赞扬，所谓“文死谏，武死战”是也。而一旦真的“殉节”，则这个人在生前究竟为国家做了哪些有价值的事情等等，也就一律成了次要的问题，即使有些不利的负面信息，也因为要“为死者讳”的惯例，而统统地被打入冷宫不再提及了。在这种文化定势之下，“平时袖手谈心性，战时一死报君恩”，就成了一些饱食终日的士大夫最为擅长的拿手好戏。因此，每当国破家亡之际，必然是一个“自杀殉节”的高峰期，跳河的、上吊的、吞金的、碰壁的，花样百出，林林总总，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唯独缺少的是那些迎难而上，拼命硬干，以一人之力而力挽狂澜者。 俗语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辛辛苦苦地培养了一批所谓的“栋梁”之才，实在是指望他们能够在危难时节力撑时局，使国家能够转危为安，而并不是希望他们一逢有事就玩“自杀秀”，一死了之。事实上，像北洋海军的这些将领们这样的“自杀殉国”，充其量只能为自己赢得个“不怕死”的名声，殉自己倒也罢了，“殉国”是怎么也谈不上的。而且，不但“殉国”谈不上，更是一种对国家极为不负责任的表现。于国事而言，根本就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行为。正像当时北洋海军的营务处道员、李鸿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译罗丰禄在给其小妾的私信中所言：“威海军务既紧，丁禹亭、刘子香、戴孝侯皆有电来禀相，誓以身殉。然殉节者虽多，于军务、国家仍无补也。” 令人惋惜的是，像罗丰禄这样看问题的精英人物在中国实在太少，所以直到现在为止，类似北洋海军的这些将领一样在国家危难之时自私地选择“自裁”方式自我了断的人士，仍然还被我们的一些人所景仰着，其中的有些人更是不明不白地被捧成了“民族英雄”！这种“一死遮百丑”的奇怪的历史观真是令人无语。 (本文摘自《大历史的小切面——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 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