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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辛亥革命》 作者：阿瑟·贾德森·布朗 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择吉日相见”——让西方特使受够了的晚清外交 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各国为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以及谋求大清王朝对他们利益的认可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基本上都遭到了大清政府或是和善或是愠怒的反对，大清王朝的“打太极拳”和“当头棒喝”导致了一场又一场战争，西方人最终使用武力使大清王朝的统治者们表示了屈服。 但是，大清王朝受到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仍然不会那么痛快地处理外交事务，通常情况下，每一位西方国家的特使均被礼貌地告知，由于政务繁忙，大清政府的官员们暂时无法接见他们，并举行相关商讨会议，清朝政府对此造成的不便表示真诚的歉意；与此同时，大清政府的官员们又会表示，一俟有闲，当选定“吉日”相见。正常结果是无止境的拖延，西方的特使们受够了这种等待，便决定打道回府。这时，清朝官员又照旧是一副让人觉得“他们表示歉意”的官腔回复。 福斯特在《美国的东方外交》一书中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最擅长拖延战术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1854年1月对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说道，借此时机，我向您表达我衷心的祝愿，并且相信，您对我们的祝福仍会一如既往。许多欧美外交官都有过类似经历。 清政府用拖延战术来对付西方外交官的做法，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有所收敛，西方人在中国的境遇也因此得到了明显改善。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承认西方国家可派公使进驻北京，西方人在中国有游历、贸易的权利，并可在中国更多地区居住的权利。并在卫三畏博士的大力支持下，法国公使率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允许传教”的要求，基督教因而在中国有了合法地位。 西方私自篡改《天津条约》？ 有很多人说，《天津条约》谈判时，允许基督教自由传教的条款是西方国家私自加进去的。卫三畏博士的助手、曾参与谈判的丁韪良博士对此作了说明： 《天津条约》中那个著名的宽容基督教的条款5是西方国家私自强行加进去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清政府实际上在1845年就公布了有关宗教宽容的法令，而且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前，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们已经在通商口岸做了十多年的准备工作，这些足以让清政府认清传教团的性质。清政府对于基督教并不是完全的排斥态度，天主教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传入中国，被很多中国人熟知，他们在中国一直有固定的传教点，这一点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许。在《天津条约》谈判现场，清政府的官员和列强的使者对于“传教自由”的议题有充足的考虑时间，议题草案是经过了长达一周时间的连续讨论后才最终签订的。而且，我们也不是第一个提出宗教宽容这个议案的，就在6月13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条约中(比我们提前5天)，便详细规定了清政府对东正教的宗教宽容，但未提及天主教和新教。关于基督教传教自由的这个条款是卫三畏博士亲自加入条约中的，美国与清政府在天津签订的条约，第一次将基督教的传教自由以合法形式保障下来，卫三畏博士在谈判现场向清朝官员阐释了基督教箴言的意义，以便他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这个条款的真正意义。卫三畏博士的公开和坦诚，让清朝官员们同意了这一条款，关于这一议题的谈判时的融洽气氛，在整个《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中真是少有，毕竟《天津条约》是列强强迫清朝签订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条约。 西方人眼中的总理衙门 1861年，西方列强的公使馆相继在北京建立。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在这个帝国的中心取得了立足点，相反，他们还是未能得到清廷的认可，他们尝试与清朝中央政府开展外交活动的要求还是被不屑一顾地照拒不误。 中国对于外交方面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落后，甚至有些不合时宜地后知后觉，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们很有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慢慢地迫使这个并不情愿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原则行事的国家作出了一个又一个让步，最终使她完全融入了国际政治的新规则中——现在清政府的公使和领事们已经在欧美各国首都和主要城市的使领馆内办公很久了；清政府为了便于与西方列强在外交机构上对接，在北京建立了专门的外交机构，中国人把它称做“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类似于美国的国务院。不过，“总理衙门”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一个多么重要的机构，清政府对它控制得十分严密，以至于丁韪良博士将其比喻为清政府的一颗微调螺丝，而英国枢密院议长索尔兹伯里则将其比做一台机器，一台专门记录清政府所受压力数值大小变化的机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