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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股大海盗的覆灭，令南中国海大为绥靖。两广总督亲自致信港督包令（John Bowring），为英军的胜利欢欣鼓舞。香港出版的英文《德臣报》（China mail，又译为《中国邮报》）报道说，中国村民们满含热泪地请求英军继续追击海盗，救回被掳的亲人。香港的英国商人们则给参与行动的每艘军舰的舰长们赠送了奖牌。英国政府则大发奖金，仅对沙吴仔的最后一波攻击中，依法应发放的奖金就达到了42425英镑，与婆罗洲(Borneo)围剿海盗两年的奖金总额相当。 海盗们尽管遭遇了重创，但与此前一样，无非化整为零，大规模的劫掠行动虽然没有了，但小范围的骚扰却变得更为频繁。根据《德臣报》从香港警局获得的消息，海盗们的战利品有时是“10000元现金”，但有时只是“3000个鸡蛋”或“3担家禽”而已。有一次，海盗们通过绑架怡和洋行的员工，成功地勒索到了150箱鸦片，成为他们比较重大的收获。 太平天国起兵后，大半个中国陷入动荡，海盗们浑水摸鱼，迎来了复苏的春天。广东的内河航运几乎完全瘫痪，根据英国驻广东领事的报告，“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都已经不可能经水路到达香港”。上海方面也倍受骚扰，怡和洋行的上海总代表培西佛（A Perceval）报告说：“海岸线受到海盗们的严重骚扰，散货航运与鸦片一样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有大量欧洲人加入了中国海盗团伙，对外商船只的袭击日益增多，他要求香港公司立即向英国海军求援。 英军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都与海盗发生了交火。根据英国官方档案的记载，英军得到了中国官方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宁波的商人们还为英舰“比腾”号（Bittern）上殉职的军官家属筹集了22000元的抚恤金，法国政府也给拯救了宁波传教士的英国军官颁发了骑士勋章。 在这些围剿行动中，英国政府和军方大力寻求清政府的合作，在他们的要求下，广东方面派出了一名高级军官，率领战船，参与联合行动。这一办法证明十分有效，随后，5个通商口岸的总督都派出了高级军官协同英军作战，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60），中英两军在华北互相厮杀，在东南和华南却并肩作战。如此“一国两制”，亦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观。 英国腐败催生更多海盗 1858年，历时两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结束，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海盗问题被第一次写进了条约，主要内容为第19款及第52款。 天津条约第19款规定：“英国船只在中国辖下海洋，有被强窃抢劫者，地方官一经闻报，即应设法查追拿办，所有追得贼物，交领事官给还原主。”这其实规定了中国政府对缉拿海盗负有条约责任。 第52款则规定：“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一切买取食物、甜水，修理船只，地方官妥为照料。船上水师各官与中国官员平行相待。”这一条款十分关键。它意味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英国海军终于打着反海盗的名义，得以自由进出中国港口。 随后，在清廷与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匈帝国等签订的条约中，都同样列入了反海盗条款。在海盗的“带路”下，大清国海防对列强们大开门户，这是反海盗战争带给强国的巨大收益。 列强们的坚船利炮，能够征服庙堂之上的大清政府，却难以征服江湖之远的海盗。通商口岸的增加，反而在客观上为海盗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英国全权谈判代表额尔金（Elgin），在亲眼目睹了英国战舰追击中国海盗船后，却反省道：或许正是英国政府直接发放奖金的做法，刺激了英国人采取粗暴的手段，甚至逼良为娼、拥寇自肥，制造出更多的海盗。 香港的《德臣报》更是毫不客气地指责，海盗越剿越多，完全是英国人咎由自取：一方面是英国海军玩忽职守，剿匪治标不治本，留着海盗好发奖金；另一方面，港英当局贪图经济利益，滥发船照，一些海盗船也堂而皇之地领到了执照。他们更为尖锐地指出，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无耻激励，正是导致海盗猖獗的根本原因之一。 同样的，美国也试图在中国大捞一把。他们在1854年发布法令，任何一名美国公民只要宣誓说他拥有一艘中国船，这艘船就可以获得美国领事馆颁发的执照，悬挂美国国旗。这也为海盗们提供了可乘之机，著名海盗阿朴（Apuk）的多艘船只就登记为美国船籍。不知道当这些悬挂着星条旗的海盗船对美国商船发起攻击时，美国人又作何感想？次年，美国驻上海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投诉，在已经发出的14张商船执照中，只有2艘是真正为美国公民所持有，其它的都是挂靠的。领事馆坚决要求华盛顿立即取消这一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