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对于浙兵的守城作战能力,充满信心,以为依靠南兵必能逐出冒险登城的北虏,“只恐不得遇,不虑不得胜”。事实上,首批南兵调入后,“黄崖、义院等口,屡被属夷侵犯,守墩南兵,每成堵回之功”。可见,经过实战检验,浙兵已经成为戚继光守卫蓟镇长城一支重要的主力部队。 除了具体的作战技能足以弥补北兵的不足之外,浙兵严明的军纪,也对北地的戍卒产生了重要影响。 浙人虽有武勇的习俗传统,可是在明代抗倭战争初期,浙兵也并不堪驱之于战阵。前引《纪效新书》的记载,足以证明,不经过适宜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军纪训练,不可能组建起合格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戚继光讲述其训练浙兵的经过云: 比年倭犯东南,浙兵军门于数千里之外,调四方兵以杀倭。浙人不堪为兵,即有之,辄糜于倭。 自某与今军门谭公昔守台州,共倡练浙兵,请以三年为期。赖总督不夺于方教之曰,以别兵杀贼而需其成。至期具题请战,遂从此一无败挫。凡四方所调之兵,尽罢之。故某旌旗所至,悉此辈收功。 经过戚继光等训练后,浙兵已经形成了遵守军纪、听从号令的习惯。而“燕、赵之士,虽多慷慨,然近者锐气尽矣”。北边戍卒的风貌,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军法久绝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无事之时,尚皆谨慎,尊奉命令。有事之曰,与对垒之时,明白欺玩,得躲便躲,得挨便挨。其应对之辞,放肆恣纵,无复名分。甚至刚愎抗傲,不用号令,自为一夥。或以刚恶跋扈,或以柔奸媚免,有何干系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挽回,此心不能警换,便曰曰操、时时练,长枪大棒,坚军壮马,徒劳心力,徒费帑藏,亦何益于成败之算哉! 这样的边地戍卒,若“骤见军法,不无大骇”,加之燕、赵边地,“去京甚近,流言易生”。所以,戚继光训练北兵,起初颇多顾忌,以为对于这些“木强”的边卒,若是卤莽地直接“律以军法”,必“将不堪”。为此,他特地请求“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蓟辽总督谭纶也说:“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即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为北地边卒作出遵守军法的示范。戚继光的这种做法,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史称: 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曰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 浙兵对于改良军纪的积极影响,可以提高原有北边士卒的整体战斗能力,其作用或许不在推广使用鸟铳的技能翟唤术能力之下。 除严格遵守军纪的实际行为对北兵产生了重要示范作用之外,这些浙兵还可以通过言论,影响北兵的观念。对此,戚继光也有所论述: 教练生兵,必用条约告示。兵,愚卒也,目不知书。而告示条约,不得人人尽习。即主将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唯此辈与之共伍中,曰夕言之曰:吾主将昔在吾土,所以练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钱粮如何得实惠;号令如何可信,战阵如何万全,赏如何而明,罚如何而严。人心转换,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条约告示加十倍矣! 身教之外,再加以言传,使得北边戍卒很快接受了军纪观念,听命于戚继光的号令约束。 戚继光说兵卒为目不知书的愚人,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其实不同地域的士兵,其文化素质,还是有所差别的。与北地戍卒相比,浙兵容易接受军纪军规亦即“条约告示”的约束,与其文化素质较高,从而易于理解上司意图也具有很大关系。戚继光对比两地士兵文化素质的差距说: 南兵南将,凡有条约,上下讲习,信而畏之。此间(案指蓟镇)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复有自己敕谕,不曾记得一字。如练兵条约,连坐保结,节制甚明,其戍边之吏士不识字者,固非得已,识字者且效白丁之习。 差别如此明显,以治理南兵的办法来约束北方的士卒,骤然行之,既不可行,也不敢行,难怪戚继光需要借用南兵作为整顿部伍的阶梯了。 四、浙兵外调的内在动因 从浙江调集而来的南兵,属于召募性质。而浙兵能够积极响应召募,也与当地的人口和经济地理状况具有很大关系。明代隆庆、万历间人于慎行,说当时天下人口,以江浙为最密。地狭人众,生计艰难,便容易在生存的压力下,游移于外地,寻求出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