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队战术 1894年9月17日中午大约12时10分之后，大东沟口外的北洋舰队主力各舰结队起锚出发，保持着停泊时所列的犄角鱼贯阵向西南方航行，一时间煤烟冲天、龙旗蔽日，海面上划出了一道道白色的轨迹。各艘军舰的管带都非常明白，他们现在必须尽快拦截住日本舰队，掩护身后正在大东沟里忙着登陆的陆军，战场距离大东沟越远越好。然而，由于舰队内的“超勇”、“扬威”2艘军舰的舰龄已整整13年，长年的北上南下巡弋，使得锅炉、主机老化，现在的最高航速只能勉强达到7节，因而北洋舰队编队的航速即以舰队中最慢军舰的航速为标准，最快也无法超过这个速度。 位于整个舰队前列的旗舰“定远”上，前桅横桁的桁端不断有信号旗升起落下。提督丁汝昌与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Von Hanneken）并肩站立在飞桥甲板上，身旁是“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还有总管全军军械事务委员陈恩焘等几名督标中军的将领，和英籍顾问戴乐尔（Tyler.William Ferdinand）。此刻丁汝昌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类似对面日本军舰上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他的价值在于督战、激励全舰队的士气，而指挥舰队作战的技术重任，主要依靠一直以来负责北洋海军全军技术事务的两名总兵，尤其是近在身边的右翼总兵刘步蟾。至于新上任的德籍总教习，在军舰上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价值，李鸿章选择这样一位完全外行的外国人来充当总教习，意思是显然的，面对朝廷的非难时，可以拿出这位名义上的外国高级顾问来掩护丁汝昌，“汉纳根步甲板上，面带忧思之色。彼预中国要事已久，以智勇著；因其地位之滑稽（以陆军士官而下海）弥觉责任负担之重”。 经过与幕僚将领们商定，丁汝昌决定尽快与日方接触作战，以掩护正在大东沟内登陆的陆军。下令舰队立刻由犄角鱼贯阵开始向犄角雁行阵即横阵进行变阵，以接敌应战。继而命令远处在大东港港口担当守卫任务的“平远”、“广丙”2艘军舰迅速赶来入队。随着命令发出，“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按照英国海军的规范，通过飞桥上狭窄的梯口，沿着直梯下到了飞桥甲板下狭小的装甲司令塔内，在这间装有8柄水压舵轮、磁罗经、车钟、传话筒等设备的中枢神经部位里，监督军舰的航向。作为一名19世纪海军的舰长，在战时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军舰航行、保持队列。 舰船阵型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是海军作战、航行时的重要战术队列标准，也是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在19世纪后期，从风帆战列舰时代过渡而来的近代化海军中，阵型更是具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将单个的舰船组合到一起，使用恰当的队列，有助于发挥集群的力量，使得军舰的战斗力和生存力获得倍增。但是，当时海上舰船编队的指挥手段较为原始，主要为旗语号令，这种方式即使在平日正常航行时，如果用来指挥一只数量过多，绵延数海里的舰船编队，显然也是力不从心的，不仅距离旗舰过远的舰船可能无法识别清楚信号，同时存在一旦要表达的意思过于复杂，简单的旗语容易引起歧义的弊端。到了战时，旗语指挥就更显得脆弱不堪，悬挂信号旗的绳索、帆桁，以及信号兵都会成为敌方火力重点攻击的目标，而且蒸汽化海战中弥漫的煤尘硝烟，会使得战场如同云遮雾绕一般，即便是紧邻旗舰的舰船，也有可能无法分辨清楚信号旗的内容。  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仅仅依靠旗舰使用简单的旗语号令指挥一支大规模的舰队进行阵型变换或者作战，很显然具有着极大的技术难度和不可操作性，因而当时海军界通行的规范就是把大舰队拆分为多个有少量军舰组成的战术小分队。曾参与接收“致远”等新式巡洋舰回国的中国驻英使馆外交官余思诒，在所著《楼船日记》中总结英国海军章程的规范，将此概括为“……将战之时，分三船为一队，数队为一军，最为合宜……”，即每3艘军舰编列为一个战术分队，再由数个战术分队合并构成一支作战舰队。这样的好处是各分队的军舰只要紧随分队的队长舰进行运动，作战时分队军舰之间能互相依托，分队与分队之间也能配合，即使失去舰队旗舰的指挥，各分队内的军舰也可以协同行动，配合作战，不至于落入被敌各个击破的不利境地。日本联合舰队开始时也遵照这一规范，将第一游击队的4艘军舰编为1个横列的战术分队，本队的6艘军舰编为2个3舰错列的战术分队，“西京丸”、“赤城 ”另成1个纵队分队。日方本队之所以在“松岛”舰之后多少有些突兀地插入一艘“千代田”舰，而不是把3艘三景舰逐次编组在一起，就是考虑留一艘火力强大的三景舰“桥立”，作为本队第2个3舰分队的领队舰，虽然此时经伊东祐亨命令，本队2个3舰分队之间的间距已经缩短，变错列的3舰犄角队形为单舰单位的鱼贯纵队，但是实际的3舰分队组织仍然存在。 受英国海军影响较重的北洋海军同样吸纳了这一思想。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编译的海军阵型规范《船阵图说》中，虽然罗列了上百种阵型，但各种阵型的最基本战术单位都是传统的3舰制分队。非常重要的是，图说中开篇即载明了一条原则：“是书所列阵法，凡一阵之中，船数、队数之多寡，皆可以意减增，原非一成而不变之局”，即说明图说中组成战术分队的军舰数量，以及构成阵型的分队数量都不是硬性的规定，在遵照分队作战法则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变通，灵活运用。 可能是考虑到了3舰编队的形式较为复杂，对操舰、编队协同技术具有较高的要求。在英国人琅威理（Lang William M）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期间，北洋海军对这一编队样式进行了修改，实际形成了极有特点的2舰分队制度。即以2艘军舰为1个战术小分队，再由多个2舰战术小分队构成整个舰队。（这种2舰小分队，除了有类似“定远”级、“超勇”级那样将同级的2艘军舰编为一队的做法，也有像“致远”级、“经远”级那样，将穹甲巡洋舰与装甲巡洋舰混编搭配的做法。编队军舰必须尽量在军舰长度、机动力、最高航速等方面接近，以便战时配合，共同动作。）因而，与今天的人们对北洋舰队的阵型理解不一样，北洋舰队无论是在出击时排列的鱼贯阵，还是后来变换而成的雁行横阵，实际上内部都是有多个2舰分队构成的，属于是2舰分队的叠加组合。 北洋舰队起锚出击时采用的犄角鱼贯阵，大体来看是一个双纵队阵型，属于待机阵型，这种阵型可用于停泊，也可作为日常航行时的基本队形。但是犄角鱼贯阵又不同于简单的两列纵队，这个阵型中每一横排的2艘军舰都是一个战术分队，分队并列的2舰之间相对位置先后略微错开，并不在一条直线上，当时称为犄角式。这种2舰错列的犄角布置方法，是严格按照了当时海军有关战时“全船不宜并行（如一字），亦不宜鱼贯而行（如1字），应鳞次而前（如棋盘形）”的战术标准，以利于机动，避免发生碰撞和炮火误伤（平时正常航行队形没有此要求）。由此可以看到，北洋海军起锚时的阵型看似2列纵队，其实是由5支错列的2舰分队构成的一个五叠横阵，从队首开始，依次为“定远”、“镇远”；“致远”、“经远”；“来远”、“靖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的2 舰战术分队组合。   起锚以后不久，提督丁汝昌下令的变阵，属于《船阵图说》刊载的第八十八变阵法，即犄角鱼贯阵变为犄角雁形阵。舰队从纵列的5叠横队，变换成横列的5支错列纵队，5队之间横向各间距1200码。这种横列的犄角雁形阵，被认为最利于对抗纵队，一旦接敌，各战术分队立刻散开，从多点上同时切入突破，冲击搅乱敌舰队阵型（即北洋海军所称的“开队分击”），在琅威理就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期间，就被预定为作战的基本阵型，反复演练熟悉。除了各小队的组成舰只数量与图说中所载不同外，其他变阵的细节标准，都可以在这个阵法里寻找出来。参考阵法，北洋舰队的变阵过程应该是：第一队“定远”、“镇远”保持航向不变，以作为犄角雁形阵的中央标兵；后续各队分别从左右出列，向第一队的两翼逐次张开，第二队“致远”、“经远”向左转；第三队“来远”、“靖远”右转；第四队“济远”、“广甲”左转；殿后的第五队“超勇”、“扬威”右转。由于第四队、第五队军舰原本处在犄角鱼贯阵的队尾，运动到犄角雁形阵两翼的翼端阵位，需要航行的距离较远，所以一度落后于前列各舰，北洋海军变阵开始时呈现出的是一个中央突出，两翼落后的“人”字形。 乱战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日与丁汝昌一起在“定远”舰上督战的海军总教习汉纳根，在战后提交的报告中显示，下达变阵命令的同时，提督丁汝昌还补充了3条非常重要的具体战术指令，这就是当天指导北洋舰队作战的基本战术守则： 一、战斗中姊妹舰或其小分队必须进退一致，攻守相助； 一、舰首必须始终指向敌舰应战； 一、各舰必须跟随提督（旗舰）行动。 对于这3条战术要求，以往中国的研究著作大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很少进行必要的深入分析研究，甚至还有一些研究者对其彻底予以轻视，称其“带有致命的错误”，但又并无法举出认为其有“致命错误”的可信理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前者属于缺乏对技术细节的研究考据，论述海战而却并不去了解研究海战的技术细节；而后者则是先入为主作风的体现，想去求证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失利的原因，但因为不了解19世纪的海军和海战，无法令人信服地从技术实证角度解释失败的原因，于是泛泛空洞地从道德层面，将责任笼统地归结为将士无能、指挥错误，抹黑这支舰队，来圆满他们的论点。 实际，只要稍加分析，丁汝昌下达的3条战术要求，从19世纪后期的海战技术角度而言，是很难进行挑剔的。根据汉纳根的报告，下达这3条命令的大背景是考虑到北洋海军10艘军舰型号复杂多样，航速、转向半径、炮位布置各异，担心作战时难以保持大的多舰编队，另外更担心旗语系统的不可靠，“提督担心各舰舰质不一，特别缺少信号装置，不能满足大军（大舰队编队作战）所需，舰长缺乏实战经验，信号手人数不足，而且各舰信号员理解信号能力不可靠”。其实具有预先制定舰队失去统一指挥后的作战规范的考虑。 但这3条指令的寓意又不仅局限于此，它背后隐含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战术构思。 其中第一条指令主要针对的是作战队形。再次重申2舰战术分队的规则，要求分队的2艘军舰间必须保持结伴作战，以免孤军对敌。非常特别的是，这条指令并没有要求全舰队必须始终保持横队接敌队形，言下之意这场海战北洋舰队并没有考虑使用整体的队形，而是由各个2舰战术单位进行作战，但一直以来的研究者都忽视了这一点，而一味地把北洋舰队作为一个僵硬的整体横阵来看待。 第二条是有关炮火的运用。根据北洋海军军舰舰首方向炮火比较猛烈的特点，采用这样的战术有利于发挥己方的优势，同时在海战炮术射击弹道比较平直的19世纪后期，通常认为舰首对敌被弹面积小，中弹几率小，如果侧面大面积暴露对敌，中弹概率就会倍增。近年有研究者抛开时代局限不管，用现代的火炮弹道曲射技术理论，评述19世纪的海战，认为当时舰首对敌中弹概率最大，则属于先设定北洋海军百无一用，而后牵强附会求证的议论。 丁汝昌指令的最后一条是关于战场指挥。则是要求各战术分队必须尽可能地跟随旗舰运动方向行动，共同进退，以保证己方战斗动作统一。由这里可以看到，旗舰本身的行动就是一种指挥，只要旗舰还能自由运动，就不能视为失去指挥能力。这点与日本联合舰队制定的后续舰紧随队长舰动作运动的命令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于旗语信号的一种补充。 这样的3条指令如果分别单独发出，都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它们同时组合在了一起，就恰恰完全符合了当时通行19世纪中后期海军界的“乱战”战术的标准。 乱战，是从意奥利萨海战之后，19世纪世界海军战术领域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这种战术的大致样式是，采用整体编队阵型接近敌舰队后，再化解为分散的战术分队，多点突破敌方舰船编队，进行混战，依靠撞角、鱼雷等近战武器，在乱中取胜的战术，“数群攻敌，或一群分应，求乱敌阵”。近乎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北洋海军在黄海大战接战时采用的横阵阵型，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忽视了这个阵型是由5个2舰战术分队构成的。当今天我们尽量排除现代海战知识的影响，将理解建立在19世纪中后期的海军技战术知识基础上时，将会很容易发现，北洋舰队5个战术小队组成的犄角雁行阵并不是最终的作战阵型。其真实意图是，以便于保持各分队整体同时接敌的横阵队列接敌，而后5个2舰战术分队从多个方向开队分击，同时突破日方长达3海里的纵队编队，之后反复冲进杀出，保持舰首方向始终对准敌舰射击，彻底搅乱舰队的队形。当敌方舰队大乱之际，己方可以运用2舰分队这一较为灵活的组合，或单队行动，或多队协同，互相配合，寻机攻击落单的敌舰，既可以使用火炮武器，也可以运用鱼雷、撞角等近战兵器。这种乱战战术几乎就是利萨海战的翻版。 使用乱战战术，对于旗舰的统一指挥依赖较小，主要依靠各战术分队不屈不挠地执行战术意图。但是这种在当时被各国海军认为非常有效的战术，如果要成功实施，需要同时具备多个因素：各战术分队必须具有极高的勇气，不顾敌方炮火，直冲敌阵；各战术分队突破时，必须尽可能地选择协同，多点同时发起，防止敌舰队断而不散；各战术分队突破后要竭尽一切手段，“求乱敌阵”，此外还需要像利萨海战时的奥地利海军那样具备一些好运气，因为混战之中，谁也无法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 又像是为采用乱战战术做进一步的说明，按照乱战战术关于接战阵型的要求，“如我之船群不及敌船之多，乱战时亦无所虑，盖我船少则布阵疏，敌船多则布阵密，疏则任行而能整，密则迁次而即紊。”北洋舰队5支战术分队的横向间距分别在1200码左右，较为疏松。但是，这种考虑了“列阵太密，冲过敌船不便旋转”而“分布宽地，以免相触”，用作接敌时便于多点突破的疏松阵列，又被一些不明就里的现代研究者认为是“布阵散漫”。对于海军战术而言，作战双方都必然会依据己方自身的特点，尽可能选择利于本方的阵型，这点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最后这种战术是否能够成功实施，显然还会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影响。但是不辨菽麦，以海战失利为由，而认定这种战术必然是“错误”的论断，则显得过于简单武断。 不管后人如何对他们进行评价，此时，北洋舰队10艘军舰正在一面变阵，一面向远方煤烟下的日本舰队杀去，准备去迎接一场至为残酷的大海战。 “来远”号装甲巡洋舰上一名名叫陈学海的三等水手，在1956年10月的口述访谈中，描述了当时他所亲历的情况：“……十一点半开晌饭，饭菜刚在甲板上摆好，日本舰队就露头了。‘定远’舰上有个水师学堂的实习生，最先发现日本船，立时打旗语通知各船。丁统领挂‘三七九九’旗，命令各舰实弹，准备战斗。于是，咱这十条舰排成双纵队前进，一会儿又摆成人字阵式，向敌舰直冲。 接近 随着双方军舰的不断接近，9月17日中午12时18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在旗舰“松岛”上，向在前方航行的第一游击队下达了“截击敌舰队右翼”的命令。由于和本队的间距缩短到了适当距离，第一游击队此时已经将编队航速提高到了8节，得到旗舰“松岛”发出的命令后，12时30分，坪井航三下令编队航速提高至10节，继续指向北洋舰队的中坚航行，准备到达适当位置后再转向北洋海军右翼。 由于自己属下的官兵大都是新手，缺乏经验，而且面临的是北洋海军的全部主力，心理压力极大，即使是最简单的纵队编队，坪井航三也担心会出现差错。“吉野”舰上不断升起旗号，提醒后续的“高千穗”、“秋津洲”、“浪速”3舰“注意距离”、“注意速度”，督促各舰保持好编队队形。 10艘北洋海军军舰也在疾驶，军舰上都已快速地完成了战斗准备。 早在东学党事起，中日局势日趋紧张时，由提督丁汝昌一手主持，北洋海军的战舰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舰体的维多利亚涂装中白色的部分，都被涂改成了不容易被识别的灰黑色；舰队中央的 “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上，为方便瞄准、射击，早在丰岛海战之前，遮罩在主炮台上的穹盖式炮罩就已被拆除掀去，留在了旅顺基地，另外距离主炮较近的飞桥前右后左两架木梯，以及飞桥甲板的左右两翼也已被卸除，以开阔射界。位于军舰首尾的150mm口径克虏伯炮炮位上的穹盖式炮罩，出于担心受到中部主炮发射时的气浪波及，则予以保留。与“定远”级军舰类似，穹甲巡洋舰“济远”经过丰岛海战实战血的教训后，舰首210mm主炮炮位上的穹盖炮罩也已经拆去不用。 依据当时各国海军通行的惯例，各舰桅杆上的一些非必需的横桁（尽管这些横桁必要时也可以用来悬挂信号旗）、索具都被卸除，以防止战时断落砸伤甲板上的人员和设备，以及索具落水后缠绕住螺旋桨。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早已作好小队战术准备的北洋海军，对脆弱的信号旗语系统并没有抱多大的幻想。同时，各舰配备的舢板小艇，也大部分被卸下留在威海、旅顺两地的基地内，只留1、2艘作为交通艇使用，原因则同样是受到丰岛海战的影响，因为这些木质的小艇被击中后将产生大量四散的木块碎片，显然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易碎物体一律拆除或扔掉，如舢板等全部卸走。因为我等一旦不幸落海，日军绝对不予营救，如果彼等遭到同样命运，我等亦绝不相助”。 由于当时的战舰大量使用木质构件，战时在炮火打击下极容易引发火灾，除了尽可能地拆除甲板上的木质构件外，各舰上的救火队水兵，也纷纷将笨重的消防泵抬到适当位置，接出长长的胶皮水管，准备随时救火。而且外部甲板上的排水口都被堵塞起来，在木质甲板上蓄水防火，同时担心这样有可能会造成人员滑倒，又格外在甲板上撒了一层砂土。此外考虑到增加军舰的防护能力，甲板下一些无关的水密隔舱都将厚重的水密门紧紧关闭起来，损管部门的官兵也都早已准备好了用以堵漏的木板、毡毯、牵索。各舰外部，露天甲板上有舷墙的部位，在舷墙里都塞满了吊床，以抵御弹片，没有舷墙保护的重要部位，例如一些机关炮的炮位，就在外侧累积沙包和煤袋，另外一些军舰的装甲司令塔外也堆砌了沙包以提高防御能力。 为保证战时的弹药供应。从发现日本舰队开始，北洋舰队各艘军舰的弹药舱里就一直在忙碌。炮弹和药包通过复杂的吊运工序被运送到甲板上，对于其中那些数量稀少的进口大倍径开花弹，水兵们更是格外的小心，如同爱护名贵的花草一样轻拿轻放，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些炮弹才能真正对敌舰造成大的破坏。弹药提升到甲板上后，一些被就径直运送到炮位上，另外还有的被堆放在各个炮位附近，以便战时能够就近快速补充，这些弹药四周则垒起沙包进行防护。各舰上军乐队的乐童，此时也被命令放下手中的乐器，这些15、6岁的孩子，编成了2人1组的运输队，战时他们将冒着枪林弹雨，和水兵们一起抬着如同担架一样的运弹盘，向各处距离弹药舱开口较远，无法直接获得弹药的炮位运送弹药。另外，很多非重要岗位的水兵、夫役也被动员起来，怀抱弹药，各自间隔着一定的距离，整齐地卧倒在甲板上各处，准备战斗打响后，向炮位进行输送。 甲板之下，在昏黄的灯光中，轮机舱内热浪滚滚。 “致远”、“靖远”等有强压通风设计的军舰内，轮机舱已进入高压状态，“超勇”、“扬威”等一些较旧式的军舰，则开动鼓风机向炉膛内吹风，促进煤炭充分燃烧，虽然配发给他们的都是劣质的次品煤。官兵们在高温的工作环境中挥汗如雨，不断向锅炉内填煤，储蓄蒸汽压力，保证军舰能以规定航速航行。和汗流浃背的中国官兵们一起在忙碌工作着的，还有几名外国人的身影，他们是“致远”舰管轮洋员英国人余锡尔、“济远”舰管轮洋员德国人哈富门。 军舰上各战斗部位的官兵都早已就位，炮手们完成了第一发弹药的装填，站立在各自的武器旁跃跃欲试，桅盘里的士官测算着敌我的间距，每隔一段时间就用手旗向下方的炮台通报，随着每次报告，炮手们则依据表尺上的刻度，调整一次火炮的俯仰角，随时准备发射。当时北洋舰队使用的测距方法为复杂原始的六分仪测距法，用六分仪测量敌我间距一般有3种方式：如果明确敌方来舰身份，又预先在情报手册上掌握了敌舰的桅杆高度，则测定远方敌舰的桅杆高度，然后对照测高表就能求出距离数；还有一种办法是测距员在桅盘内，用六分仪“测海平及敌船所在海面所有角度”，然后对照专门的测距表推算获得；最后一种办法是，军舰首尾各由1名测距员测量敌舰所在的点，然后根据“已得二角一边可求其余二边，取中数为相距数”。相比中国海军的测距办法，对面的日本舰队要显得先进便捷得多，第一游击队的领队舰“吉野”上已经装备了专门的测距仪，通过使用类似望远镜一样的测距仪观测远方目标，当左右目镜调焦调实后，刻度表上就会自动显示出目标的距离，采用如此先进的装备，使得日方在射击测距时要比中国海军大占上风。 与今天人们的理解不太一样。鱼雷在19世纪后期的海军大型军舰上，更多时候实际是一种自卫武器，由于射程太近，主要用于抵御逼近的敌方鱼雷艇，或意图使用冲角攻击的敌方军舰，属于军舰最后一道防线的组成部分。但是使用乱战战术时，因为己方的军舰会主动冲向敌方发动近战，此时鱼雷则是和撞角配合使用的重要近战武器了。因而，北洋舰队的鱼雷舱内，士兵们纷纷用天车将黑头鱼雷从存放架上吊起，沿着安装在天花板上的轨道，运送装入发射管，意图乱战时配合冲角战术使用。根据一些记载，日本联合舰队因为担心没有机会到达合适距离使用鱼雷，存放在鱼雷舱内的鱼雷在炮战时又有可能会被击中殉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开战前很多日本军舰都将舰上的鱼雷抛弃在了海中。 此刻，中国军舰上呈现出出来的，是一幅雄壮的画面：“头卷辫发，赤裸两臂，肤色淡黑的壮士，一群、二群直立于甲板炮旁，等待厮杀。”日后记录下这段生动话语的“镇远”舰顾问美国人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这时身着蓝色的北洋海军军官服，正站立在“镇远”舰的飞桥上，准备用自己心爱的柯达相机来记录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海战。在他的身旁，是凭着实际海上经验，从基层水兵一级级考升成高级军官的“镇远”舰大副杨用霖，北洋海军中职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的左翼总兵、“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则已经身处在飞桥下的装甲司令塔内，监督着军舰的航行。 “10000米！” “吉野”舰装备的武式测距仪准确测出了双方的距离。得到炮术长加藤友三郎的报告，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认为已经到了适当距离，即刻命令舰队左转。“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在北洋舰队阵前划出了一个大大的直角，指向西北方航行。表面上看起来，领头舰不向北洋舰队所处的东北方向航行，居然又像丰岛海战开始时那样，朝背离北洋舰队的方向驶去了，不过这次“秋津洲”舰的上村彦之丞舰长没有发出任何异议，日方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在当时来看，最有可能的目的是为了测出北洋海军的大致航速。依据当时海军的技术，开战前如果想要掌握敌军的航速情况，己方应与对方稍微拉开距离，测距员然后根据这一时间测得的距离、角度进行推算，就可以获得大致的航速数据。果然，这 一转向动作很快就被调整，第一游击队又重新右转修正航向，朝向北洋海军右翼袭去。 北洋海军阵形中，此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原先排列在犄角鱼贯阵末尾的第5队军舰“超勇”、“扬威”，购买于1881年，舰型属于无防护的撞击巡洋舰。在购买当时，属于世界上最新潮的军舰，而此时则已近淘汰之列，不仅设计显得老旧落伍，各种设施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老化现象，尤其是锅炉，由于连年的高强度使用，几乎到了将要报废的境地，战前提督丁汝昌曾多次与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玙商谈制配更换，但迟迟未有结果。然而此时，大战将临，在管带黄建勋、林履中的指挥下，这两艘诞生于英国纽卡斯尔的军舰在官兵们的齐心协力下，竟然卖力地追赶上了队伍，逐步接近到位于犄角雁行阵右翼末端的预定阵位。 但几乎就在同时，本来应该配属在左翼末端的第四小队“济远”、“广甲”两艘军舰却没有就位。由方伯谦、吴敬荣指挥的这两艘无论是舰龄、航速，还是先进程度都大大优于“超勇”、“扬威”的军舰，居然大大落后于整个编队，而且航行到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之后。身处在这个位置，自然要比列队在第一线安全得多，但是战舰的首要任务是作战，而不是自作主张保护自己的安全。“济远”、“广甲”2舰的脱队，使得北洋舰队阵型左翼白白丢失了一个战术分队的战力，“乱战”战术的实施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然而时间已经不容许北洋海军再做出什么应对补救措施了。 12时50分 日本联合舰队由“吉野”领头的第一游击队开始从北洋海军阵前通过，以10节的航速向右翼驶去。此时，这4艘白色的庞然大物已经彻底清楚地出现在中国海军官兵的视野里，甚至连涂饰在水线带上的舰船识别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些日本军舰看起来要比在场的任何一艘中国军舰的体形都更庞大，火炮都更多。 “右转4度”，“定远”舰上发出号令，根据船头对敌的标准，北洋海军各舰的航向向右移动4个罗经点，舰首方向黑洞洞的重炮炮口追踪着正在向右而去的日本第一游击队。提督丁汝昌等高级军官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情形，日本舰队的移动速度显得极快，而北洋舰队的编队航速只能维持在6－7节，照此继续，北洋舰队各战术分队尚未能接近切入日舰编队，日本第一游击队可能就已经绕行到北洋舰队火力薄弱的侧翼或后侧发起攻击，如何应对这一不利局面？ 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与在本队旗舰“松岛”上的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也紧张地快无法呼吸了，他们的疑惑是，北洋舰队为什么还保持这么慢的航速，这是否是丁汝昌采取的什么计谋？“获得此次海战的胜利战果，完全取决于这第一回合的战斗。然而对实现这一点产生了怀疑，原因是敌阵没有运用战斗的速度，而采取了慢速。”指挥着亚洲第一舰队的日本海军军官，怎么也无法想像，眼前的一切，是因为北洋海军编队最高只能到达这个速度。劣质的煤炭、短缺的炮弹、老化的军舰、接近报废的锅炉、少得可怜的火炮，在日本海军军官脑海里可能只是天方夜谭般的阴暗故事，而对于龙旗下的中国军人，却是不得不正视面对的惨淡现实。 此刻，历史留给中国海军的机会似乎只剩下了非常吝啬的一个，就是远距离上运用大口径火炮的射程优势，先声夺人，在日本第一游击队运动到自己右翼之前，必须设法给其造成尽可能大的损伤。原本积极主动的乱战战术，此刻不得不先朝考虑自卫的方向转变，在掩护右翼的基础上，再寻机实施乱战。 位于“定远”舰中部的主炮台上，装备有4门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巨炮，这是北洋舰队中最具威慑力的武器，有效射程可以达到7800米。重达292千克的弹头、以及几包分别重达72千克的药包已经被装填进了炮膛，每门炮编制的17名炮手也早已各就岗位（根据清末江南制造局译行的克虏伯炮说，17名炮手分别为：正副炮目各1人、掌定向杆1人、夹定左右2人、夹定进退2人、掌起杆2人、掌取弹2人、掌装炮2人、补空1人、掌药运药各1人）。炮目即炮长站在炮尾，手牵发火绳准备击发，同时三点一线观察着表尺、准星、敌舰，不断地下达口令，“执钩绳立炮后，按令定向”，负责调整俯仰的水兵则立刻转动俯仰手轮，副炮长在一旁监督水兵的操作“细心查看，勿令太过”，巨大的穹盖炮罩拆除后，这里的视野开阔了许多。不能忘记的是，在火炮之下，另外还有64名水兵和陆战队士兵在费力地转动巨大的水压助力曲轴，根据顶上炮台内军官的口令，负责调整4门火炮的方位。管理着炮台里整个这一切的，是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一期毕业，曾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专攻火炮技术的枪炮大副沈寿堃，他此刻正手握军刀，屹立在炮台上，不断听取着桅盘里测距员的报告，他已经受令在到达适当距离后，发起攻击。  “定远”舰前桅杆下桅盘里的测距员，手持六分仪，紧张地测算着敌我距离。 “8000米！” “7000米！” “6000米！” “预备开放！” 历史的指针渐渐指向了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5000米！！！” 沈寿堃仿佛发出全身气力一般，大声地喊出口令“开放！”，手中的指挥刀随之举起。 提督丁汝昌、总教习汉纳根，以及在装甲司令塔内的管带刘步蟾等军官事前都用分发的棉花团塞上了耳朵，默默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定远”舰右侧主炮台上腾起一团白色烟雾，同时一门火炮发出了天崩地裂般的巨响，紧接而来的是巨大的震动，重达30余吨的大炮被巨大的后座力缓缓推向下炮架的末端，整个炮台笼罩在了呛人的烟雾中。一颗292千克的钢铁弹头，沿着72道来复线，以500米/秒的初速，旋转着飞出炮膛，杀向远方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定远”，这艘中国近代海军最具威力的象征，一度被誉为亚洲第一的强大铁甲舰，在默默沉寂了9年后，终于等到了体现她价值的机会。 随着旗舰“定远”的一声怒吼，这场对19世纪后期世界海军技术发展有着转折点意义的中日大海战正式打响，大致交战位置在东经123°35′，北纬39°30′附近，鸭绿江入海口大东沟口外，史称大东沟海战。 9月的洋务之城天津， 正午时分依旧显得闷热不堪。直隶总督衙门内一片寂静，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这静谧中隐隐觉得有一丝凉意，这支龙旗舰队的重要缔造者，仿佛预感到了一点什么。9月17日中午12时整，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从天津传达到了鸭绿江畔的九连城（今属辽宁省丹东市），而后由快马专差急送向大东港：“寄九连城靖边营，专马送铭军刘统领。东沟至义州鸭绿江上水，民船必三日乃到，队伍由东沟起旱百余里，两日可到义，其辎重由民船上驶，庶救义州之急，祈速办。” 这份看来主要催促陆军就近从大东港登陆的电令，实际透露出了对于黄海之上海情的不安，陆军尽早登陆，海军就能尽早返航。快马飞驰，尘土飞扬。当汗流浃背的信差呈上这份重要的文件，当铭军统领刘盛休在大东港船局内捧读起这纸电文时，远方海面上已经响起了隆隆的炮声。不知道，千里之外，这时的李鸿章是否感到了一阵心悸。 三景舰 “定远”舰射出的第一颗炮弹，呼啸着从日本第一游击队上空掠过，落在距离领队舰“吉野”左舷仅数百米处的海中，激起冲天水柱。“‘定远’炮台吐出一团白烟，接着轰然巨响，三十厘米大炮弹冲开烟雾，从我军头顶高高飞过，于左舷附近落入海中，海水顿时腾高数丈。”今人在讨论这次大海战时，往往习惯套用很多现代的战术知识来分析，以火炮校射为例，实际以1门火炮首发试射，为大量同口径火炮提供射击诸元以作参考修正的做法，是直到日俄对马海战之后才开始推广使用的。在黄海海战那个时代，火炮射击更多的是各自为战，舰上各炮位自由掌握时机进行发射，而且射击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原始。与日本海军大量装备的新式大口径速射炮相比，北洋海军采用的旧式架退炮的操作更显简单。这种火炮瞄准的主要原理就是表尺、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如果距离目标在1000米左右，通常采用直瞄，当目标过远时，则根据桅杆上测距员测得的距离，调整火炮的俯仰角度，与之相对在火炮炮尾附近的竖表尺上有标定设计距离的刻度，只要对应查看即可，“表尺每度析作十六分，横尺每度析作三十二分，炮表所用之度数过于一千迈当，即可用度数”。俯仰调整就位后，再使用目测调整方位角，一般会选择一个提前量，等目标到达适当位置后发射，“……有时先定方向，而俟其行至望线之中”。由此可见，“定远”舰的水兵操作三十余吨的巨大火炮，在5000米距离上采用如此简单原始的瞄准法，首发能够取得这样的射击效果是相当骇人的。 以旗舰的动作为号令，北洋舰队各舰相继开火射击，天空中开始滑出道道轨迹，钢铁炮弹啸叫着飞向日本舰队，然而各舰并没有都仿照旗舰集中火力炮击日本第一游击队，而是散乱地各自为战，射击各自认定最为合宜的目标。日本联合舰队由于战前依据自身速射炮射程短的特点，制定了必须到达3000米距离才能开火的战术指令，因而面对着北洋舰队的炮火攻击，依旧以侧翼大面积暴露的队形在默默航进，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为了尽快通过北洋舰队舰首重炮的射击区域，运动到右翼展开攻击，而下令舰队编队航速提高至14节。但是紧随其后的本队却依然慢吞吞地前进，一游和本队之间渐渐出现了一个大缺口。 北洋舰队各艘军舰上士气异常高涨，炮台上异常忙碌，装填、发炮此起彼伏，抬着炮弹的乐童和水兵在甲板上四处奔忙，提督丁汝昌依旧稳稳地站在“定远”的飞桥甲板上，手持望远镜观战。落在日本舰队四周海中的炮弹，不断激起阵阵水柱，不久，日本本队末尾的一艘军舰被击中起火，迸射出熊熊烈焰，顿时北洋舰队上空充满了雷鸣般的欢呼喝彩声。 这段不到3分钟的时间，在日本海军官兵眼中仿佛是进入了炼狱一般，面对北洋舰队极具威慑力的大口径火炮攻击，在战场特有的噪声、烟雾环境中，缺乏太多经验的日本舰队，还要面对必须等到合适距离才能开火的战术指令，精神压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 12时53分，位于联合舰队本队第一位的旗舰“松岛”号在距离3500米时，终于无法按捺紧张的情绪，开始向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射击。 “松岛”号穹甲巡洋舰，是日本海军3艘“松岛”级军舰的首舰，由于这3艘军舰采用著名的“日本三景”“松岛”、“严岛”、“桥立”的名称作为舰名，又被称为三景观舰，简称三景舰。 这级军舰是1887年，日本政府为对抗克制当时日本海军的假想敌——中国海军最强大的战舰“定远”级铁甲舰，特别发行海军公债而建造的“‘定远’克星”。三景舰的设计，由当时受聘日本，风头正劲的法国舰船设计专家白劳易（Louis-Emile Bertin）提出和担纲。在当时，想用价格较低廉的军舰战胜铁甲舰，理论上只有一种船型具有这种可能性，即小船架大炮的蚊子船。然而蚊子船由于适航性差，无法在海况多变的大海上作战，白劳易提出了一种加大船体、增强航海性能的穹甲巡洋舰，实际上就是放大了的蚊子船。 白劳易为三景舰选定的母型，是他自己的成名之作，法国海军的装甲蚊子船“黄泉”级，而非常巧合的是，“黄泉”也是中国福建船政建造的“平远”级的母型，“平远”设计时的理念也是增强蚊子船的适航性，以到大海上对抗铁甲舰。无形中“松岛”、“平远”两级军舰就有了一层法兰西血缘关系，外形上也有很多相象之处，同为单桅单烟囱布局。 “松岛”级军舰的排水量为4278吨，军舰垂线间长89.9米，宽15.4米，吃水达到6米。动力系统采用2座卧式3胀往复蒸汽机，配套使用6座燃煤锅炉，双轴推进，功率5400马力，最高航速16节。为了对抗中国“定远”级铁甲舰厚达305毫米的装甲，以及305mm口径的巨炮，白劳易特别给这级军舰安排了1门口径惊人的法国加纳式320毫米巨炮作为主炮（火炮由法国施耐德公司根据加纳炮的规范制造，其中内管为英国造，外套为法国造）。 这种320毫米巨炮，最初设计时为考虑增大火炮威力，身管设计成42倍口径，在1887年8月30日召开的兵器会议讨论中，担心火炮过于庞大，转动时会影响军舰的稳性，而修改为38倍口径（按膛长12160毫米计）。火炮设计的转向角度为285°，初速为650米/秒，有效射程8000米，每门炮备弹60发，可以选择装填重达450千克的钢铁榴弹，或者350千克重的普通榴弹。这些数据表面看来均超过了中国“定远”级军舰装备的305毫米克虏伯大炮，然而重达66吨，看似威力巨大的加纳大炮，安装的载体只是区区4000余吨的军舰，由此还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设计问题。已经缩小了的主炮转动时仍然会影响军舰的稳性，造船舰体侧倾，如果遇到恶劣海况，主炮根本不能转动，否则极有可能导致军舰覆没。同时为了降低军舰重心，火炮安装的甲板设计得极为低矮，又引起了令人头疼的上浪问题，严重影响了军舰的适航性。受这些弊端制约，以至于在即将来到的海战中，理论射速为10分钟1发的320毫米加纳炮的射速竟然慢到了1小时才能发射1发，用大口径炮超越“定远”的构思可谓彻底失败。 可谓无心插柳，在海战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密布在三景舰舰体两侧的大量次口径的副炮——120毫米口径阿姆斯特朗式速射炮。这种火炮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制造，膛长4801毫米，弹头重18.1公斤，初速467米/秒，有效射程7000米，射速高达1分钟4－5发。由于“松岛”与另两艘三景舰舰体设计上差异较大，120毫米火炮装备的数量也不等。 3艘三景舰可能考虑到3舰犄角小队战术，其中预定配属于3舰编队右侧的“桥立”、“严岛”设计近似，将320毫米主炮安装在舰首的露炮台内，便于向前作战，围壁厚达12英寸的露炮台上加装了4英寸厚的前部敞开式炮盾进行防护（炮盾的左右和后侧全部封闭，而前部大面积敞开。当时法国舰船设计师认为，海战时火炮的正前方很难受到攻击，对炮台的真正威胁来自敌方军舰桅杆上的小口径机关炮，因而偏重上部和后部防御），主炮之后的主甲板下设有一处炮房，两侧各装备5门120mm速射炮，另外在舰尾主甲板上还装备有1门。三景舰中的“松岛”舰比较特殊，最初可能考虑布置在3舰犄角小队的左侧断后位置使用，于是主炮位被极为古怪地安排在了舰尾，120速射炮改布置于舰首主甲板下的炮房内，由于空间较其他2艘三景舰为大，速射炮的数量增加到12门，每侧各6门。 此外，三景舰的武器还有47毫米口径重型哈乞开斯速射炮（“松岛”5门，“桥立”、“严岛”各6门）、47毫米轻型哈乞开斯速射炮（“松岛”10门，“桥立”、“严岛”各12门）、8毫米五管诺典费尔得机关炮（三舰各装备1门），14英寸鱼雷发射管（三舰各装备4具），以及军舰水线下尖锐的冲角。 由于数量过多的武备占用了军舰的大量有效吨载，三景舰没有像法国母型“黄泉”和中国兄弟“平远”那样采用水线带装甲防护，而是在军舰内部纵向平铺了厚度为2英寸的穹甲甲板，防护能力上略微逊色。 三景舰中的“严岛”、“松岛”分别于1888年1月7日、2月17日在法国地中海船厂开工建造，先后于1891年9月3日和1892年4月5日完工。第三艘“桥立”号于1888年8月6日在日本横须贺造船所开工，直到甲午战争前夕的1894年6月26才竣工。在3舰的服役过程中，又接连出现锅炉漏气、腐蚀等设计问题，以至于最高航速只能达到14节左右，因为“严岛”舰锅炉问题连连，“桥立”舰又刚刚服役，训练不足，最终日本联合舰队只得选择了主炮后置的“松岛”作为旗舰，将一艘原本应该用作3舰犄角小队殿后舰的军舰，配置在了纵队队形的领队舰位置上，多少显得有些突兀怪异。 三景舰设计上的缺陷，以及日本水兵训练程度的不足，“松岛”320毫米主炮在3500米距离上射向“定远”的第一颗炮弹不出所料的远远掉在了海中。看到旗舰率先开火，日本联合舰队各舰也都压制不住在对方弹雨中默默航行的巨大精神压力，抛开必须到达3000米距离才能开火的战术命令不管，相继开火射击起来。 继“松岛”之后，日本第一游击队的“高千穗”舰在距离4500米时向“定远”开火，“秋津洲”舰距离4000米时向“定远”、“镇远”射击。12时55分，相距5000米，本队的“严岛”舰向“定远”射击。 一些当代中国研究者不顾“定远”舰305毫米主炮的有效射程为7800米这一事实，一味批评北洋海军5000米上的第一轮发射是“盲目开火”，而却并没有去注意，日本联合舰队实际仅仅间隔了几分钟，也在远距离上也开始了炮击。 黄海的波涛开始沸腾。 “……鸭绿江之战，华舰鸣炮以击日舰，远而未能及。余立‘镇远’舰之天桥上，测算准头，忽见日舰一弹，直向本舰旁堕入海中，旋复跃起，越本舰而过，始沉海底……”——“镇远”舰洋员马吉芬语录 “……右舷炮以及前后旋转炮之一号士兵，将表尺调整到四千，然后退到炮后紧握牵索，通过表尺注视敌舰。随着‘开始射击’号声，拉紧牵索，轰然一声，全舰震动，五发炮弹，齐飞敌舰。由于我炮烟雾遮挡，是否命中，辨认不清。为了等待烟雾消散，判明情况，余急步走向船舷。此时正值一弹爆炸，弹片击毁后舰桥梯……”——日本“高千穗”舰某尉官回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