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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有“陆战之王”的美誉。如果作个不恰当的类比，冷兵器时代的战车可称是现代坦克的鼻祖。春秋时，中国人就曾有过大规模战车作战的历史，战车曾经广泛使用于战场，是主要的战争工具。 可惜战车这种古代“坦克”，上面配的是长矛弓箭，没有强大的火力作依托，也没有厚重的装甲作掩护，且驭马而行，不能随心所欲，如履平地越过堑壕，冲破敌军的防御工事，除了笨重这一点相似外，和现代坦克不具可比性。正因为战车受地形，战斗队形，成本等因素的局限，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降低。从赵武灵王胡服射骑开始，春秋诸侯逐渐认识到了车战的局限和不足，车战被放弃。从游牧民族那儿学来的迅捷如风，侵掠如火的骑兵战术取代了局限性较大战车而成为战争中主要突击力量。到战国时，战车已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除作战指挥和一些特殊活动，如检阅、出巡等，或粮草辎重运输，基本已无用武之地。 自明代开始，火器从西方流入中国，在军队中开始被大量使用。《明史 志68》载：“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砲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而京军三营中的这个“神机营”就成了一支“洋枪队”。火器的威力让朝廷且喜且惧，喜的当然是其强大杀伤力，惧的则是一旦广泛普及恐危及自身安全。以传统防民如防川的皇权思维，利器不可示人。所以，“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反过来，这又造成了火器不能在战场上真正发挥其威力，不能根据实战进行改良，制造水平无法提高。而实战机会不多，使用被限制，军队仍循旧制，也不能围绕火器的优势构筑新的作战思维和战法，故而虽有先进武器，却不能转换为战斗力。 不过火器的强大火力和威慑力也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以火器的威力配合战车使用，在战场上或许会相得益彰，使二者的特长都展露无疑。于是，一些发明家开始构思一种加载大炮和火铳的新型的战车。 “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硃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一时成为热门议题。 据《明史 志68》，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设计的一种这样的战车首先被采纳制造并用于边防，这种战车“用七马驾……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此战车服役于宁夏边境，因宁夏当地多沟壑，所以并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至于其他未曾被采纳而用于军中的发明更多，例如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还有一些装甲车雏形的发明，如，“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止为营。”又如，“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械辎重咸取给焉。” 另外一个曾经服役的战车是定襄伯郭登所创。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砲、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在嘉靖时终于派上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甚至曾组建过这样一支“坦克”部队，“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隆庆年戚继光出任蓟门总兵时，曾做过骑车结合的尝试，“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万历年熊廷弼出任辽东巡抚，也“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砲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 这些发明虽有不错的构思，但基本上都过于笨重，行动不便，只适用于防守，大都毫无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言，很难适应变化无常的战场。天启年还有过强化了机动性的钢轮车、小冲车等设计，均未曾经历过实战检验。“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尽管如此，明代对于新型战车的构思热，并不是一种复古倒退。明代的对手多为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当时的大炮很笨重，火枪需要填充火药，效率也很低，将火器与战车结合，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构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