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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明)王士翘撰《西关志》(1548年序刻本)居庸卷[i]记载：昌镇驻军武器主要有军器和神器两 大类：其军器有：盔、甲、长枪，圆木挨牌、长木牌、斩马刀、撒袋、弓、弦、箭、攒竹长枪、腰刀。神器有神枪、大将军铁炮、二将军铁炮、大将军铜炮、小将军铜炮、神铳、大铜佛郎机、神炮、飞炮、铜铳、铁铳、马上佛郎机、神箭、铁宣风炮、缨子炮、铁佛郎机、铁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铁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龙盘枪、铁鞭枪、火箭盘枪，子母炮、火箭等。车有偏厢车、骡驾、望车、元戎车、鼓车。《四镇三关志》昌镇军旅器械、兵器条载：昌平营，盔甲2411副，兵器3516件，火器179334件。永安营，盔甲2976副，兵器8946件，火器313335件。巩华营盔甲1862副，兵器3702件，火器129456件。居庸营盔甲3443副，兵器6426件，火器564851件。火器的质和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内容既包括国产的火器，也有引进的佛郎机诸炮。 《西关志》居庸卷之二载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方一桂题：“行据分守居庸关等处署都指挥佥事张冀呈查，议得本关城该用佛郎机铳十副，所辖紧要城堡口隘共十四处，……东路德胜口、锥石口、西水峪等口该用佛郎机铳共六副。”居庸关陵区山口使用佛郎机始于嘉靖年。1989年5月西山口出土铁炮一尊西山口出土铁炮铭文：“间。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穐言，造佛郎机炮，谓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是正德末年由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此外，昌镇自万历元年(1573年)始，还设有左右车营，并配有合用火器。以扼东西山口之隘。1989年5月，西山口曾出土铁炮一尊，长2.29米，口径8.5厘米，炮身铸铭文“崇祯庚辰岁吉旦，总监昌宣二镇军门申捐制。督造，工部厂掌司刘国禧”。此铁炮应是车营所遗火器之一。从文献记载和实物分析，沿边及山口等处多备有神器(火器)，以备防范。[ii]明朝火器（神器）的使用始于明成祖。《明史·兵志四》载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神器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神器，在明初时还很珍贵，不是随便所使用的。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不仅珍贵，而且制造保密。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到明朝中后期使用比较广泛，特别是长城隘口，多用火器防守。目前在居庸关南北关城陈列古炮十门，均为明代长城沿线防御用的武器，有大将军炮、竹节铁炮等。这在《明史》中也都有详细记载 这就难怪祝大震先生所著《火箭神火飞鸦的复活》有如下文字：“明代是中国火药的鼎盛时代，是中国古代武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现存明代火器较多的是铁铳铁炮，记载中神奇的火箭、地雷等则无实物。”幸运的是2001年7月，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20多枚明朝早期地雷。专家们鉴定，这是我国首次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11厘米、重1．7公斤，小的直径为8．5厘米、重0．8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0．6到0．7厘米，直径约3厘米，球面中间有一直径约0．4到0．5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竟然还有黑色或灰色的火药流出来，其中部分火药呈米粒状。托克托县，古代名字叫东胜州，建在黄河岸边的山梁上，雄踞高地，在军事上起着扼守黄河的重要作用。当时，东胜州为水旱码头，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公元1368年，元大都被明军攻破后，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托克托出土的地雷应该属明军攻城所用的武器。另据透露，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由此看来在16世纪铁炮传到日本之前中国已经在战场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火器中，西洋火器是其中一种。细分传到中国的西洋火器，在明代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中根据传来地，还分为西洋炮、佛郎机、红夷炮等等。根据现有记录，其中佛郎机炮是最早传到中国的。 “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8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广州通志·夷情上》 这里所谓“佛郎机”乃是1517年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派遣往中国的使节。广州的官员从最初的慌张中镇静下来，随后佛郎机人解释道，炮声是表示礼仪的象征。葡萄牙的大炮威力着实让中国官员吃了一惊，然而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中国人不能同意用攻城掠地的武器来表示友好这种做法，于是让这些不知礼节的“蛮夷”在光孝寺学习礼仪三天再安排与总督陈西轩见面。葡萄牙人再三请求之下，官员让他们从陆路前往首都朝见皇帝，然而此时正德天子明武宗舟游玩时溺水染疾，一病不起，于是这些佛郎机人就被关在礼宾馆，一等就是数年，直到正德帝晏驾，新帝登基。然而等来的却并非佛郎机人所愿。”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逐出境。” 以行事乖张闻名的正德帝身后的明政府此时面对新旧交替，国内局势动荡，对于这些不请自来，而且语言不通，从无来往的蛮夷当然不会有好感。佛郎机人要求开展贸易，明政府本来就为沿海倭寇海盗所苦，加上由于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贸易基本上是朝贡体系中的单方面输出，其实无利可图。至于民间贸易，明政府并没有能控制反而努力在取缔，自然在考虑之外。佛郎机人的铁炮犀利也并不能增加明政府的兴趣，相反只能带来反面影响。此时北方蒙古族的威胁已经减弱，满洲部的崛起还在百年之后，这种武器于中国为无用，而任其在沿海传播更加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无论执政的士大夫看法如何，新式火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传播开了。1521年广东海防部队捕获的葡船中，便有一名改洋名为彼得罗(Pedro)的中国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领洗入教。此人在葡船中已学会了铸炮造船技术，后来到北京铸炮。1520年皮来资(Thome Pries)率葡萄牙使团北上，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通晓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明武宗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风异俗，深得武宗欢心，“喜而留之”，”时时学其语以为乐”。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亚三被捕下狱。他供认自己本是中国人，随即被处死。 葡人到中国不久，铁炮便经福建走私商人传入。正德五年(1510)，福建汀漳盗匪攻击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将盗匪击溃，确保县城安全。其后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平宸濠之乱时，他使用过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据王守仁说，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见素提供的：”见素林公，闻宸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而林见素则与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学会造炮技术，引进福建，然后林见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荐。 1518年葡人到达广东后，又在同中国直接接触中传入西洋火炮。当时与葡人打过交道的顾应详、汪穐与何儒等官员，都先后获得这种新式大炮的制造技术。 葡人商船1518年初次到达广州。当时顾应详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正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对火炮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但顾应详又认为，这种火炮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此没有进一步推广。 在顾应详之后，汪穐与何儒也曾引进和推广佛郎机铳制作技术。1521年汪穐指挥屯门之战时，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殊域周咨录》记述了此事的经过：”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 屯门之战结束后，汪穐将佛郎机铳送到北京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汪认为：“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持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当时甘肃、延绥、宁夏、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都有墩台城堡。汪建议，每个墩台配备一门重量20公斤以下、射程为600步的鸟铳，每个城堡配备一门重量70公斤以上、射程为5-6里的火炮。”五里一墩，十步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明朝采纳了汪的建议，将火炮”铸造千余，发与三边”。后来南京守备徐鹏举等人上奏章，请求把广东佛郎机炮的工匠调来南京铸炮，也得到明朝批准，并把何儒也调到南京，升任上元县主簿。上元县即今南京江宁地区。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据叶权说：”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惟佛郎机敢桀骜。昔刘项相距广武间，羽数令壮士挑战，汉王使楼烦辄射杀之。羽怒，自出。楼烦不敢动。使有此物(指手枪)数支，何惧项羽哉！三国时斗将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 佛郎机也就是后来《铁炮记》中把铁炮带到日本的葡萄牙人，以上史料谈到的佛郎机炮是葡萄牙人船上的一种大型火器。虽然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并带来了佛郎机炮，却没有把铁炮也就是火绳枪也带到中国。中国如同日本一样是从倭寇那里了解到这种新式火器的。中国方面的记载是1556年“總督胡侍郎宗憲搗沈家庄俪病悉平之。土官汪相.向鑾死之。總兵銃令之鳥銃自伊始。”另外1596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节对朝鲜方面的询问则是如此回答的，“天朝初无之、嘉靖四十三年（1564） 尽管如此，在朝鲜战场上，明军还是没有装备火绳枪。弗洛伊斯描述明军以骑兵和弓矢为主，也有数量庞大的铁炮队，但是这种铁炮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在无数发炮之后竟没有造成日本军一人死伤。这个答案就是那时明军实际使用的火枪并不是日军使用的铁制火绳枪。洞富雄引用诸葛元声所撰《两朝平攘录》（日本下）认为到此时为止明军使用的还是一种用铜制的传统火枪。不过本文认为明军此时应该拥有铁质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多次提到新式鸟铳的制造和使用，只是这种鸟铳限于南方使用，没有普及。那么为什么铁制火绳枪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呢？ 首先弗洛伊斯看到的明军应该是北方系统的骑兵为主集团，明北方兵主要和蒙古满洲等骑兵作战，使用鸟铳多有不便。“北方马上三眼铳，以御虏骑颇畏之，然放毕，举以搏击头，重起坚利害相半，兼之甚难讨准，往往虚发”这里说明北方兵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三眼铳的火器，准头甚差。至于为何不使用火绳枪，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兵录》中谈到：“三眼铳与鸟嘴铳，鸟嘴在南多用而北少用，三眼在北多用在南少。此为何哉？北方地寒风冷，鸟嘴必用手击，常力不易，一旦火门开而风甚猛，信药已先吹去，用辗信易坏火门，一放而虏骑如风至，执之拒敌甚为不便……三眼铳一杆三铳，每铳著铅子二三个，伺敌三十步内对准而放，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无有不中。虏马至则执此铳以代闷棍，虏铁盔铁甲，虽利刃不能入，唯以此铳击之，故于北方鸟铳、三眼铳有此之别。”到1592年八月，明军第二次援军来到时情况就不同了。“臣路上见南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所谓倭铳筒就是日本铁炮了。 本文认为这里存在几种可能。第一，就是比起北方，南方其实已经使用叫做鸟铳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谈到自己军队使用各地的鸟铳，由于口径不同导致弹丸炸裂铳筒的事件。第二，由于明政府的消极态度，鸟铳的生产和使用遭到抑制。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当时硫磺和硝石都是属于禁止买卖的物品，多产于西北地区的硝石不准运往东南沿海，同样南方的硫磺也不准运往北方。另外，明政府把火器秘密化和神明化，一方面严禁传授制炮术，另一方面授予大炮各种官职，如大将军、二将军等等，并且派官员祭祀，这些做法都严重阻碍了火器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时并没有严重的外患，不存在使用铁炮的必要条件，这个情况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有所改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