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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海上兴霸业 就在郑成功出生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了台湾。有文献说，郑一官在这一时期与长崎的旅日华侨领袖、福建海澄人颜思齐过从甚密，并参与了颜思齐想要攻占长崎的武装行动，起事前行迹败露，于是与颜等同伙共28人逃往时为“海上荒岛”的台湾，以此为根据地从事海盗的行当，同时改名为郑芝龙。 有学者质疑颜思齐可能并无其人，此人其实是住在平户的海商泉州人李旦，郑是被李旦派往澎湖作荷兰人的通事。但无论郑芝龙依附的是颜思齐还是李旦，不久之后都因病身亡，他们留下的财产与人马，都被郑芝龙所接收。 1626年，郑芝龙开始步王直的后尘，大肆掠夺福建金门、厦门，以及广东靖海、甲子等地。当时中国东南沿海饥荒严重，“乡出草根树皮食尽。而揭竿为盗者，十室有五”。郑芝龙借此机会大幅扩张了他的势力。 但即使这时，也能看出郑芝龙并非一般的海盗，而是另有雄图。他约束手下“不许掳妇女、屠人民、纵火焚烧、榨艾稻谷”。在当时同安知县给福建巡抚的文书中说他“所到地方但令报水（即通风报信），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由此看来郑芝龙颇有劫富济贫的“义贼”风范。明廷此时在东南的军事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对郑芝龙束手无策，便想起招安的办法来。 1628年（崇祯元年）时郑芝龙已拥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他大破明军于金门、铜山（今福建东山），从此纵横海上，明军无人敢挡。不过到了九月，郑芝龙就接受了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率部众投降明朝，自己干了个“海防游击”的小武官。 郑芝龙为什么在具有如此优势的情形下受抚归降？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前副馆长何丙仲认为，这与崇祯元年的大旱有关。此时郑芝龙统驭的部众人口众多，吃饭成了大问题。因此郑芝龙受抚的主要条件便是其手下能“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 另一方面，从他过去的行为看来，郑芝龙恐怕从来没有仅仅当个海上大盗的打算。王直的前车之鉴对他有什么启发我们无从得知，不过当我们在平户参观松浦博物馆与平户城，看到松浦家族通过征战与通商而拥有的各种珍宝与财富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 郑芝龙到日本时可能仅18岁，他所见到的平户正值贸易最繁盛的时期，藩主松浦家族有倭寇背景，却享有封邑与丰厚的俸禄，以及“大名”（日本封建诸侯）之尊，并因经营商港而尽享繁荣。郑芝龙既屡出入松浦家，心中升起“有为者亦若是”的念头也在情理之中。那么，郑芝龙的受抚及日后的降清，与其说是见风转舵，随波逐流，会不会更是因为他真正的梦想是要建立一个像松浦家那样，既有诸侯之尊与封地之荣，又有通海之利的贸易王国呢？ “很有可能。”我在台湾的台南市遇见了松浦家的第41代家长松浦章，他这么回答。这位藩主的后代西服毕挺，两条眉毛向上挑起，显得威武挺拔，完全无法让人与倭寇产生联想。他解释，历代的松浦家都有些叛逆性格，对当时的德川家族其实不太瞧得起。“那个年代一切都没有秩序，是个像美国荒野西部一样的年代。”松浦用流利的英语说。他的意思是，在那样一个道德法则尚未确立的时代，一切都必须靠自己挣得。 郑芝龙确实对混乱时代的“丛林法则”掌握得非常精准，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他领兵打击其他海寇，官场上平步青云。尤其在他击溃企图控制台海贸易而进犯金门的荷兰人（1633年）并剿灭与其勾结的大盗刘香（1635年）后，海上势力归于一统，尽在郑芝龙掌握之中。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郑芝龙于是官封福建总兵。 更重要的是，这位总兵大人自己掌握了海上贸易。“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每条船郑家要收取“三千金”，郑芝龙每年收入可达千万金，富可敌国。除了海上贸易，他还投资于土地，以致“田园遍闽广”，甚至在台湾也有土地开垦。郑芝龙此时在安平（今福建安海）建起巨大的宅邸，占地138亩有余，船只可直通屋内。清代学者编有《安平郑府实录》，其中记载：“郑芝龙府第……此间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榕拂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凤尾高翘。” 在郑芝龙忙于扩张海上霸业的同时，他的儿子也已悄然长成。7岁时，他被父亲接回故乡居住，取名为森，延请名师教导。他也不负众望，15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取南安生员，19岁赴福州乡试，21岁时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南京太学读书，拜名儒钱谦益为师。在良好的儒家文化熏陶下，青年时代的郑成功已形成中国文人的正统价值观念，这与乃父完全不同，却正是郑芝龙一手培养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