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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完全不同于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有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尺，那是一种更加近似于绿林豪杰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直截而简单明了。在袁督师下狱后，当时的状况，有无数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揣测以及事端，去支持他们作出种种不利于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举动。譬如怒袁督师之忠贞被诬，感崇祯之刚愎多疑，恨朝廷官吏之龌龊卑鄙，惧崇祯及包括满桂在内的各派朝臣会乘机将辽东系将领赶尽杀绝，甚至北京当地军民对他们恶劣的态度…… 即使不说这些身在官场的辽将，就是一般辽兵也失望之极。时人杨士聪在《五堂荟记》中就记载辽兵们的议论道：“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史》记旧辽东大帅孙承宗令都司贾登科、游击石柱国带其手书劝慰祖大寿及辽东将士，劝关宁铁骑回援。 而祖大寿则对贾登科抱屈道：“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蒙古察哈尔部)，然后束身归命。”辽东军的士兵们则“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炮击毙我军，故至此。’” 可见在袁督师下狱后，关宁铁骑已经被北京的那些人视为“贼”和“间谍”，更有士兵因此被无辜击杀。 辽东将士们已经领先一步在北京遭受了和督师日后一样的待遇。 这群血性汉子，他们自千里之外不眠不休地赶来，抛头颅洒热血，在为关内百姓和大明朝奋战不息。然而他们保护的百姓和城市，现在却杀死了他们的战友。 这又怎么叫他们不心寒？又怎么叫他们不离开这个伤心屈辱之地？ 然而他们更无法预料的是，日后这些杀死他们战友的人们，还会剐掉、吃掉他们景仰的袁督师。 辽东系的将领和士兵，正是在袁督师死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将领率整支部队倒戈的现象。此前只有极少数的小股人马投降叛变，即使在袁督师斩杀辽东豪帅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数万部下也只有极少数人出于不满、恐惧等原因而降清，如数年后始叛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其官阶低、人数少，不过带去数百随从家眷，官不过参将、游击，连一个普通分守总兵、副总兵级的将领都没有，更不用说如后来降清的辽东总兵祖大寿这样的将军、总镇级总兵了，是以几乎没什么政治影响。 但是，当时清廷却给予这些降将极高的封赏，这与他们的身份及整个事件的影响都非常不相称。差不多降将个个封王，待遇之厚、规格之高，令人瞠目结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由于此前明军罕有倒戈者，因此清廷希望能以此吸引辽东的明军将士投诚。可惜，这一手在当时作用并不大。 但自袁督师身亡，一直到松锦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整个辽东系的将领、士兵，除吴三桂所部外，已几乎全为清军所用，这五十余员辽将成为清军南下的利器。日后无论他们出身如何，几乎个个都成了一镇大将、封疆大吏，甚至成为深通政务、治理地方的一代名臣。 譬如原宁远副将张存仁，在大凌河一战中随祖大寿降清。此人因官阶较低，故在明并无什么事迹，但降清后却敢对皇太极屡屡犯颜直谏乃至当廷争论，纯粹只以事迹论，为人极是刚正。在争取录用汉人奴仆为官一事中，皇太极甚至大怒，指责他和祖可法二人“尔等但爱汉人，不知惜满洲有功将士及见易而为奴者也！”，由此可见当时争执情况之激烈。顺治元年，张存仁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顺治六年，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顺治九年卒，追赠太子太保，谥忠勤，由于他为官期间名声极佳政绩斐然，故准祀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 对此种现象，《明史》的《张存仁传》最后这样评说： 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作者注：另一人指孟乔芳)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张廷玉等人此论可说极是公允，尤其是“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一句，可谓道出了明季之败的一大症结。 原本一镇边将，只要不是泛泛之辈，像张存仁、孟乔芳等，对其所在防地的军事和民生都是极为熟悉的，倘若有一定政治能力，去做个巡抚之类当远比普通文吏来得得心应手，尤其当此乱世之时。可惜“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是以文归文，武归武，且武官永无出头之日，饶你再能征惯战，即如杜松杜太师、刘铤刘大刀等悍将、猛将，最终也只能在杨镐这样完全不懂兵事的文官统帅指挥下作战，以至于裹尸沙场。而大明朝则不断因此丧师失地，使得猛将悍卒几乎伤亡殆尽，故谓此乃明末败亡的症结之一。 再待到后来李自成逼反了吴三桂，中原地区不但失去了对清最有威胁和作战经验的最后一支雄师，也切断了袁督师一手培植的关宁铁骑与中原相连的最后一缕血脉。 日后，关宁铁骑的身影，以关外清军的身份横扫整个中国。几乎可以这样说，清朝的江山是汉人的关宁铁骑替满人打下来的，单只吴三桂一人，就扫平了陕西、山西、四川、两湖、云贵、广西等差不多半个中国，要是再加上尚可喜、耿仲明父子、孔有德、刘泽清等人的话，那就等于是他们替清朝打下了九成国土。若是袁督师在，安能至此。 金庸甚至在《袁崇焕评传》里作如此说： 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此说固然值得商榷，但道出了袁督师在辽东兵将心目中的地位，却是无疑的。果真如此，则祖大寿、吴三桂等人确实未必有机会降清，甚至李自成也未必能破北京。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可做一叹。 再说回来。 且看当时在袁督师下狱，在如此群情激奋及伤心失望的情况之下，辽东兵将们还是没有内讧反叛，仅仅是退回了关外，就可知他们此刻乃是怀着对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极度失望之心，抱着远离是非之地的念头奔回锦州的。他们还只是灰心，只是想避祸，只是不想被冤杀而已。这些辽将辽兵当时确实都还没有起二心，他们在这个时候，依然还是大明朝忠心耿耿的臣子，是大明朝北方的血肉长城。 其实袁督师早在增援北京的途中，就已经安排侯世禄、尤世威等部兵力去截断后金的退路，而初二、初三日关宁军大股主力就将赶到。如果他不下狱，届时合京畿附近及京师大营、满桂、马世龙等部兵力，倚仗地利、人和还有北京城这个最坚固的据点发起反攻，重创后金主力是完全可能的。可在初一日他却下了狱，这前后仅仅差一两天，着实令人扼腕不已。 另外，崇祯皇帝对两天急驰三百里增援北京的关宁铁骑，态度自一开始就有问题。袁督师率军到北京时，只有九千骑兵，其中还有四千人是掉队陆续赶到的，实际同时抵达的只有五千人。到北京后，袁督师请求让部队入城休息，崇祯不准。其中心思，不外两种：第一，要关宁军在城外和清军拼死战斗，所以不给他们进城，断了他们后撤的路。第二，对关宁军不放心，生怕他们对北京不利。无论崇祯是哪种心思，都可以说是恶念。 关于这些情况，袁督师的幕僚、布衣程本直，在他为督师申冤上给崇祯的《白冤疏》中记载得最清楚： 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马废敝，请休息城中来，未蒙俞允，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爰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运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 当时主理袁崇焕一案的梁廷栋属官余大成，在《剖肝录》中，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