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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驻上海的通讯记者如是报道：次年2月17日，一个雨雪交加的下午，日本联合舰队开进中国威海卫。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舰队，黄海损失五舰，剩下的10艘舰被日本人占领。这场战争带来的变化，决定了这个王朝最后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以后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 海权勃兴 不仅仅是姚锡光，整个社会都在探寻战败的缘由，也即是在此后不久。中国人接触到了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这本出版于1890年的著作，成为数世纪以来，对海权理论讲述最清晰，最丰富的集大成者。马汉认为海权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争霸天下，国内繁荣安全，控制海权都是先决条件。它的出版，造就了世界范围的海权热潮。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此书就以被翻译到日本，为每一艘兵舰上的舰长的必读书。此书对英国皇家海军实力的增长也不容忽视，一位英国海军将领略带夸张地说，"我们既不感谢保守党，也不感谢自由党，除了马汉之外，我们谁也不感谢。" 1900年，出版已经有10年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经日本留学生介绍到中国，在上海中文月刊《亚东时报》上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之名连载。尽管只连载了两期，不啻于一股清风，令封闭多年的中国海洋观念为之一新。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发现、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不少人认为甲午海战的失败，在于中国没有制海权。也是在此时，频繁来往中日之间的姚锡光也关注到这本著作，也令他对此前的反思有了更多考量。 在马汉的著作里 ,海权指国家对海洋的控制权，它的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国家在一定海域内的军事控制权，又包括国家所获得的以海洋为依托的商业贸易、交通航运等方面的优越经济地位，而不仅仅是中国人当时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认为按照当时国际法的规定，各国对其海湾和沿海岸线 3 海里之领海的主权。对中国这个海洋大国为何没有海权观念，也在马汉那里找到了答案。 马汉认为影响世界各国海权盛衰的主要有六大因素：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质。在中国，无疑政府特质和民族性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知识分子们也开始关注起这个陌生领域。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文刊物《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他认为太平洋海权问题 ，是 20世纪第一大问题 ，"所谓帝国主义者 ,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 。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 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 一篇刊载在1905年《华北杂志》第9卷名为《论海权》的文章，则认为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 ："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 留日学生筹办了《海军》杂志，在《海军发刊意见书》里，沈鸿烈非常赞同马汉的"国民商业之性质，为海上权力发达之原素"，"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 这个在大陆上呆惯了的民族，突然对海洋、海军、海权有了如此浓烈的兴趣，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认识得更加深刻。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在本校发起海军义捐活动，然后联络本省各校，共议推广。结果，海军义捐活动不仅得到安徽省各界的大力支持 ,而且直隶各地和海外华侨也纷纷自发开办海捐，各组织、团体、个人争相捐款。海外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帮助清廷重建海军，而且还自愿出钱，组织商舰协会，希望像马汉著作中所写明的那样：海权的发达需要一支强大的商业船队，以作海军的后备。 而政府也显示了对海权的重视。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南海东沙岛进行开发。清政府在1909年派海军赴东沙巡查，并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接着，清政府又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察，并计划进行开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上奏说：西沙群岛"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若果其荒而不治，非为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所以他建议清廷"悉心经画， 妥善布置，以辟地利"。在张人骏的倡导下，清廷设立西沙群岛筹办处，在勘察后，拟议了开办办法八条。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发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这篇文章的看法则更进了一步，他把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和本国沿海三道，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即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美国等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一种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 ，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周益锋：《海权论的传入与晚清海权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