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景琳所说的第五条，被认为是否定蓝玉谋反罪行的最有力的证据。吕景琳认为，按照明代的礼制，皇帝耕籍田的日子虽定在仲春二月，至于二月的哪一天，要由钦天监临时“择日”。即使择定了日期，朱元璋也未必亲自前往，他可以派官员代行，“去不去的随意性很强”。因此吕景琳认定，朱元璋“诸事慎之又慎，行踪诡秘”，即使决定前往南郊祭祀或躬耕，也“不可能提前广为宣泄”，“一般人决无可能较早知道享先农耕籍田的日期，更不可能预测朱元璋今年去不去躬耕籍田”。所以，吕景琳断定，“具体谋反日期露出了马脚”，“这件最确凿的事实却恰恰成了蓝玉案中的最大漏洞和最有力的反证”。 这些理由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耕籍田的具体日期虽由钦天监择定，但绝非临时决定，而是提前一段时间择定，因为耕籍田并非只是皇帝本人或委派代行官员的个人行动，而是牵涉到一大批百官耆宿的集体行动。“其耕籍仪：祀先农毕，太常卿奏请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应从耕者各就耕位。户部尚书跪受耒。太常卿奏请复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书、九卿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奏礼毕。太常卿导引皇帝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众人终田。是日宴劳百官耆宿于坛所。”（《明太祖实录》）参加耕籍田的，不仅有皇帝，还有三公九卿、太常寺卿和应天府尹、上元及江宁县令，此外还有耆宿庶民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祀礼，显然需要提前进行认真细致的筹备，这就需要尽早择定具体的日期，并事先通知从耕的各位官员耆宿。而提前预测短期的天气变化，就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可以办到的。吴元年（1367）十一月十二日，朱元璋半推半就地接受文武百官的奉表劝进，决定登基就位、建立大明王朝后，开始着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登基的具体日期，是朱元璋与谋士刘基商量后决定的。刘基精通象纬之学，当时身兼太史令，正主持历法的制定工作。他利用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预测来年的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是朱元璋登基的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祭告上帝皇祗说：“是用明年正月初四，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祗，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在举行这个祭告仪式的前两天，应天（今江苏南京）连降雨雪，但到正月初一，大雪却突然停止，到初四日果然是个大晴天。我们无法确定，刘基是在什么时候预测到来年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的，但应该不会早于吴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如果是前者则预测到51天后的天气，如果是后者也预测到12天后的天气变化。据《逆臣录》的记载，揭发蓝玉定于二月十五日耕籍田之日动手谋反的案犯中，苏庆、王逊、陈继、吴贰、汤泉和王德交代是在“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失记的日”得知这个具体日期的，马聚、戴成和陈贵交代是在当年正月十二日，张仁交代是在正月十四日，潘福荣和陈铭交代是在正月二十五日，单庆和李成交代是在二月初一。其中，能明确说出得知耕籍田的具体日期的，最早是在正月十二日，从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为33天，最晚则在二月初一，从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为14天，在当时的条件下，专掌气候观测历法制定工作的钦天监，是完全能够办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