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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近20年的时间。这个时期是西方国家海军由风帆战船向蒸汽铁甲战船时代过渡的重要时期。在了解夷情的基础上，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建立新式船炮水军，与敌海上争锋的思想。国内一度兴起了议海防、办水师的热潮。政府官员乃至民间商绅或向国外购买轮船改装为兵轮，或在国内开始仿造新式轮船。这为中国建设新式海军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但是，由于清政府对世界军事变革发展的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南京条约》签定后便“雨过忘雷”，继续实行“防民胜于防寇”的方针，将加强海防、建设船炮水军的各项举措都压制下去了。这次机遇的错失，使中国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海军建设，在起点上就同西方国家拉开了很大差距。北洋海军的建设发展也因此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复杂艰巨的困难。 第二次是北洋海军成军至甲午战争的近7年时间。1875年第一次海防筹议决定创办南北洋海军后，中国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这时，中国建设海军的各项措施，从总体上看顺应了世界海军军事变革的潮流，基本把握住了历史提供的机遇，因而才有北洋海军的成军和南洋海军、福建海军的初具规模。但是，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清朝当局认为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中国海军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没有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继续发展北洋海军并建成其它几支海军。中国海军下一步应如何建设，清廷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方针，中国海军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目标，实际上停顿下来，在19世纪末期世界海军军事变革的潮流中落伍了。 19世纪的最后10余年，对中国海军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所谓机遇，从国内看，是中国海军建设已取得较好的成绩，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国际上看，这个时期英法与俄国在远东地区的争夺正处于力量暂时均衡状态，远东形势相对稳定缓和，这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所谓挑战，不仅表现为世界主要国家海军武器装备在继续不断地更新，大舰巨炮成为海军建设的潮流，更表现为日本海军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只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认真应对挑战，才能真正把握住机遇。然而，在相对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下，清政府丧失了危机感和军事变革的紧迫感，没有拿出任何应对世界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和日本海军崛起并图谋侵略朝鲜、中国的措施，因而又一次错失了发展中国海军的机遇，终于酿成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覆没。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二，清末中国军事变革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 北洋海军的创建和成军，是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观念更新的产物，又是中国军事观念更新不彻底的产物。缺乏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变革，是北洋海军在19世纪后半期世界军事变革潮流中落伍乃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侵略战争的需求，是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实行军事变革的基本动因。清政府的军事变革是被动的，是对西方列强侵略作出的反应。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防局势，清政府实行军事变革以应对船坚炮利的强敌显得比较匆促，不具备条件对军事变革问题在理论上作出充分的研究准备。因而，从一开始，清政府的军事变革就没有先进的军事理论作指导。 清政府实行军事变革是以“中本西末”的理论为指导的。所谓“中学为本”，就是保留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谓“西学为末”，就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它虽然视西方科学技术为“末”，但毕竟承认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可用性，对中国长期存在的视西方科技为“异端邪说”、“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来说，是一种否定和突破，从而为洋务派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改变中国军队装备落后状况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理论依据，推动了中国军队装备和教育训练的革新，也推进了北洋海军的创建和成军。“中本西末”的理论指导，又使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一般说来，军事变革应同时在武器装备、军事制度、教育训练、军事理论和作战方式及战术等几个主要方面展开。然而，受“中学为本”的影响，甲午战争前中国却严重忽视了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的变革，师夷长技主要限在军事装备和教育训练方面，中国的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甲午战争前长期处于陈旧落后的状况。这是“中本西末”思想指导造成的消极结果。这种消极结果在北洋海军中也体现出来。《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和颁行，虽然首开了近代中国军制革新的先河，但这部章程对军制的革新还是很不完善的。不仅新旧杂陈，而且对军队的指挥体制、兵役体制、编制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变革，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对海军军制的革新还是表层的，而不是根本性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