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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便让李鸿章帮着写，结果拿来一看，连呼精彩。李鸿章代写的奏章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锋芒内敛、暗藏杀机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无奈，咸丰帝只好判了翁同书个“斩监候”，也就是死缓。翁父听到后，一口气没缓过来，蹬腿西去。咸丰帝借着翁父翘了辫子的机会，顺水推舟以眷念师傅的名义，将翁同书的斩刑改判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对于翁同龢来说，一个好好的家却因李鸿章的手笔而弄得如此凄凉，此仇怎能不报？李鸿章也许没有想到以后自己的不幸遭遇与它紧密相关。果然，甲午一战，翁同龢借机构陷，终使这位老臣败走麦城，签下了耻辱的《马关条约》，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甲午战败，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刚开始，李鸿章还有太后的保护伞，而此时，翁同龢却带领一伙人不断进攻。此时的李鸿章官无翁大，面对翁同龢的排挤和非难，只能硬挺着。由此可见翁同龢的心胸狭隘，睚眦必报。 吴勇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载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鸿章因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卖国贼的骂名而赋闲在家时，翁同龢派袁世凯试图说服他撂挑子不干，从而空下大学士的位子给自己，袁当即被李鸿章骂了出去，并且李还表示只要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当上真正的宰相。这算是李给翁的一个小小的报复吧？由此可见翁与李之间的仇隙之深。 还是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翁同龢不仅与李鸿章关系不好，而且几乎与朝中所有大佬关系都很僵，这就不能不归咎为翁同龢的性格问题了。 当时的人们这样看待翁同龢，说他“生平拘谨坦白，遂多忌者”、“人多以其为深沉，其蹉跌亦因此而起”，且其平时“为人好延揽而必求其为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金梁《四朝佚闻》）。与人议事，若有不合，动辄拂袖而去，或公开斥责，而不给对方以情面。 潘祖荫(曾任刑部尚书，为清末著名的收藏家。因其在识人和识物上，都能独具慧眼，故被世人称为“潘神眼”）在世时，翁尚能听其规劝，潘氏死后，则无人矣。朝内大臣中与之融洽相处的甚少。张之洞与翁曾源同科，结为金兰之好，但翁同龢与张氏关系一直不好；李鸿藻与翁同龢同朝为官几十年，到了后来，彼此也合不来。至于徐桐，本是翁在弘德殿的同值，共事多年，但晚年两人行同路人，几乎互不来往；刚毅是他的门人，二人在思想上有新旧之分，彼此早成宿敌。如此紧张的人际关系，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用这句话来描绘甲午海战以后的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他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怀疑，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下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他就像个落水的人，迫切需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来改变这种状况。可惜他抓错了，他又一次把赌注押在了自己毫不熟悉的事物上面——他选择了维新运动。 翁同龢怎么看都不像个维新派，他和张之洞不一样。张后来突然搞洋务其实是有伏笔的，张之洞的父亲、老师都是崇尚“经世致用”的人，张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而翁同龢不同，他出身于帝师之家，接受的是非常传统的君臣教育，仕途上也很顺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接受过西方思想的影响，而且对于西方事物，他一直都是非常排斥的。 光绪六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200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等作为理由来阻挠。另外，他还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小农经济，硬要把这二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决策集团外的一种引为巩固自己朝内朝外地位的政治力量，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一整套相应的实施办法，这是什么样的导师呢？1895年他第一次和康有为见面时，就承认自己“未知日本之情”，所以对康有为的上书内容还不够理解，没有代他上书言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