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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朝廷每年拨给北洋海军的500万军费哪里去了呢？《中国海军大事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载:“四月，户部决定:南北两洋购买洋枪、炮弹、机器事，暂停两年，所有银子解部充饷。” 丁汝昌作为海军提督据理力陈，现在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五月，上谕说可以拨款，但到了秋天，还没见到钱。不得已，李鸿章亲自出马，上谕也只是以饷力极拙来敷衍。 而此时，只有以军机大臣、皇帝师傅的身份主管户部的翁同龢才有如此大的能耐，使拨款不能下来。其实买炮弹事情也是一样。当时德国的工程师汉纳根，作为北洋海军的顾问，他在甲午战前两年建议李鸿章购买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大开花弹，以供战舰上的大炮使用。李鸿章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最后却没有施行，原因就是翁同龢不给钱，说那是没用的浪费。可笑的是，后来翁同龢竟然还是主战派。 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说到底就是为了整李鸿章。而到了甲午战争之时，翁同龢对李鸿章的刁难，则对整个国家、整个时代都产生了极恶劣的后果。 翁同龢和手下文廷武、张謇等尽力鼓吹战争，其时形势，明理人皆知，而翁同龢却为一己私利而欲开战，实难逃众人公论。翁同龢因一己私利而与李鸿章结怨，以公谋私，个人愿望虽达，国家民族的命运却因此而备受挫折。翁之做法，恰恰反映了其政治才识的低劣，他后来被黜也在情理之中了。 1898年6月16日，翁被免去一切职务，逐回原籍。对此，王照作诗一首:“当年炀灶坏长城，曾赖东朝恤老成。岂有臣心蓄恩怨，到头因果自分明。”其下注曰:“及翁之死，庆王为之请恤，上盛怒，历数翁误国之罪，首举甲午之战，次举割青岛。太后不语，庆王不敢再言，故翁无恤典。”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是翁应得的下场。 得罪一个人，堵死一条路 《蜷庐随笔》中记载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翁的话让人毛骨悚然，这已不是是否主战的问题了。 在主战的背后，身为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于中日交战之际，不顾国家安危，挟嫌报复，以私害公。对此，《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为其立传时论道:“他因与李鸿章之间久怀宿怨屡谋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其战，在他看来正是挫抑之而困顿之的良好机会，又岂能放过？至于万一试而不效，淮军挫败，私怨虽报而国事已坏，则就不是翁同龢所着急的问题了。”可翁同龢为什么要整治李鸿章？ 在电视纪录片《走向共和》中，光绪皇帝对翁同龢说:“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你们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总要和衷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而废公。”大臣之间有私人恩怨非常平常，但是要皇帝亲自开口点明劝和，可见矛盾之深。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矛盾呢？ 通过翻阅史料，我们发现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一桩恩怨，他们二人才结下了梁子——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当年围剿长毛时，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于定远之役临阵脱逃，弃城溜走。后来，李鸿章责令其戴罪立功。 咸丰十年（1860年），寿州（今安徽寿县）遭到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攻击，由于当地团练竭力抵御，寿州城才未被攻破。但城内团练首领孙家泰、蒙时中、徐立壮等与城外的团练首领苗沛霖互相仇杀，苗因此叛变，纠众围攻寿州，纵兵四扰。清政府认为苗沛霖的部队向来彪悍，真要反叛了，危害比太平军还要大，因此密令翁同书摆平这件事。 翁同书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张学醇和苗沛霖很熟悉，于是就让他前去劝降。苗表面上答应，并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清政府应当饶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杀孙家泰、蒙时中，并把首级交付他祭灵以雪耻。翁同书答应照办。孙家泰听后自杀，蒙时中则被翁同书抓来杀了。两人的首级一起交给了苗沛霖。却不料这都是苗借刀杀人的借口，他并无投降的心思，得到孙、蒙二人的首级后，叛逆如初。 曾国藩本来就对翁同书在定远之役时弃城逃走极为愤慨，现在翁同书又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酿成大变，这让曾国藩忍无可忍，终于决定上书弹劾翁同书。曾国藩文采一般，想写却难于措辞。何况，翁同书又是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师，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严惩，实在很费踌躇。 (责任编辑：admin) |